大雨下了一夜,第二天凌晨才停了。天亮后,红红和我来到了煤矿。
石灰窑和煤矿是一个人开的,我和红红来到煤矿找煤老板要工钱。
在那排办公室门前,我看到几个披头散发的女子站在泥泞里,她们都衣着寒酸,一看就是那种在地摊上买到的衣服,颜色很不纯正,式样也过时了,即使在农村小镇上,也难以看到这样寒碜的衣着。她们每个人都眼睛红肿,神情悲伤,有的木然地站着,有的用手掌不停地抹去眼泪,还有两个女子,手中牵着两个孩子。
走过矿长室的门口,我看到一个黑胖子叉开双腿坐在椅子上,两条肥胖的大腿压迫得裤缝几乎要开裂了,黑胖子粗壮的脖子上安着一颗硕大的头颅,嘴巴两边的黑肉鼓鼓囊囊地垂下来,将眼睛拉成了三角眼。三角眼的黑胖子看起来无比邪恶,也无比粗俗,还有一点凶悍。
红红悄悄告诉我说:“里面那个黑胖子就是煤老板。”
我停住了脚步,站在矿长室的门外,我让红红领了钱后,再喊我一起回去。
矿长室还有几个人,我隔着窗户看到他们一个个面目狰狞,绝非善类。煤老板坐在中间的椅子上,一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神情,得意洋洋,不可一世。
一个走狗一样的瘦削男子走出办公室,指着站在第一位的一个拉着孩子的女人说:“你,进来。”
女人拉着孩子默默地走了进去。
煤老板看着女人,指着桌子上的一沓钱说:“拿走,回家去,以后再不要来了。”
女人把钱拿在手中,数了数,问:“怎么才这点?”
瘦削男子说:“这已经不少了。按道理来说,老板一分钱不会赔给你,我们老板善良,看在你们生活困难的分上,给你们5000元。”
女人突然哭出声来:“我男人给你烧了几年石灰窑,难道他一条命才值5000元?这也太欺负人了。”孩子拉着女人的衣角,也哭了起来。
煤老板勃然大怒,他指着女人呵斥道:“谁欺负你了?5000元你爱拿就拿走,不爱拿就给我放到这里。你这个女人真是不识抬举。”
女人喊道:“不行,这点钱太少,我们孤儿寡母的回去怎么生活?你做事要凭良心。”
煤老板一挥手,喝令几个打手将女人和孩子轰出去。女人喊道:“我要告你们,你们太欺负人了。”煤老板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大声讥笑道:“爱到哪里告就到哪里告去,给皇上告御状老子也不怕……下一个。”女人无奈,只好拉着孩子走了。
下一个是一名身材苗条的女子,看起来年龄只有20岁左右,她大概结婚不久,脚上还是一双红色皮鞋,可能是她结婚的时候买的。她站立在泥泞里,不停地用手指捏着衣角,看起来很怯懦。
煤老板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小媳妇,眼睛里闪烁着亮光,他柔声细气地问道:“这个碎女子,你想要多少钱?”
女子眼泪滴落下来,打湿了衣襟,她说:“我男人都没了,给再多的钱都买不回我男人,你看着给啊。”
煤老板大声笑起来,他说:“我这个人最仗义了,行,给你拿10000”煤老板站起身来,把桌子上的两沓钱摞在一起,拍在女子的手中,拍得女子心惊胆战。瘦削男子立即像条哈巴狗一样逢迎说:“我们老板最仗义了,给了你双份的钱。”
女子低头走出了矿长室的房门,煤老板跟着也走出来了,他对站在门口的另外几名女子喊道:“咱们好好说,我就给得多;谁胡搅蛮缠,一分钱没有。”
煤老板肥大的屁股挪进了矿长室后,我看到从远处快步走来了一个戴着眼镜的高个男子,他一路走得急急忙忙,长臂长腿在使劲摆动着,看起来他就像一只跌跌撞撞的螳螂一样。他冲进矿长室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啊呀呀,老板,不好了……”
煤老板鄙夷地望着眼镜,他说:“看你这式子,咋了?”
眼镜喘息着说:“啊呀,来了一伙记者。”
煤老板忽地站起身来,问道:“在哪里?”
眼镜说:“我安顿在会议室。”
煤老板走了两步,问道:“这些挨的记者咋个知道消息了?”
眼镜说:“我也不知道,这些记者都是狗鼻子,灵得很。”
煤老板说:“这些挨的都把他妈日了,三天两头跑来要钱,来了多少人?”
眼镜说:“有二十来个。”
煤老板说:“我看是这,先准备50000元,打发不了,就再加50000,你赶紧去办。”
眼镜又像螳螂一样跌跌撞撞地跑远了,煤老板跟了出来,突然看到站在窗前的我,指着我恶狠狠地问道:“你,干什么的?”
我装着很悲伤地说:“我是家属,等着你给钱。”
煤老板挥舞着肥胖的手臂喊道:“给个锤子,矬子,你赶紧把这些人拉回宾馆,钱到晚上再发。”
一个个子矮矮的男子应声出来了,跑向了办公室旁边的一辆面包车,我预感到大事不好,赶紧跑到了财务室。财务室里,红红正在央求会计给自己多加点钱,会计很不满意地哼哼着,像头猪一样摇动着肥胖的脖子。我从财务室的窗口望出去,看到矬子开着面包车过来了,几名打手将那些家属轰赶上了面包车。面包车的身后冒着两串黑烟,开向了宾馆。
面包车开走后,我看到那排办公室的前面再没有人了,就脱掉长袖衬衫,交给红红,只穿着一件背心。那时候的夏天,人们都喜欢这样穿衣服,背心外加件长袖衬衫,衬衫不扣扣子,风吹着衬衫下摆像鸡翅膀一样鼓荡,而自己却觉得这很潇洒。
我跑向眼镜走去的那个方向,跑出几十米后,却在岔路口找不到了眼镜的脚印。一名矿工过来了,我打听了会议室的地址后,又向前跑去。
又跑出了几十米,我看到了一间很大的房子,眼镜的背影消失在了房子门口,我在门口徘徊了一会儿,也走进了房子。眼镜此刻坐在会议室讲台的位置上,好像很难为情,他不断搓动着自己的手掌,清了清嗓子,像个领导一样讲起了开场白:“刚才有事情耽搁了,很对不起大家,最近事情比较多……”
我坐在了后排,边听着眼镜八股文式的开场白,边左右观望,突然,我看到坐在右前方的一名记者似曾相识,他无意中很自负地别了别脖子,我看清了他的嘴脸,原来他就是我以前在采访中见到的假记者。他没有单位,没有证件,却到处敲诈勒索。
眼镜还在啰里啰唆地讲着他的开场白,什么煤炭带动了当地经济腾飞,什么煤炭是当地政府的支柱产业,眼镜嘴巴里讲出的全是正确的废话,他能把话说得滴水不漏:“大海啊,你全是水;骏马啊,你四条腿;美女啊,你说你多美,鼻子下面居然长着嘴……”眼镜这样的人,不在办公室当秘书,实在是屈才了。
坐在前面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突然站起身来,打断了眼镜的八股文,他边向外走,边瓮声瓮气地说:“我要走了,报社还等我发稿呢,明天报纸上见啊。”他一挥手,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装着要向外面走。
眼镜赶紧跑到了讲台下面,拦住了瓮声瓮气,他说:“别着急啊,我们老板还给大家准备了午饭钱,煤矿食堂的饭不好吃,大家拿上钱去外面吃啊。”
瓮声瓮气似乎很不愿意,却又是万不得已地坐在了凳子上。眼镜不再八股文了,他打了一个电话,门外走进了一个女子,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她探手进去,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个信封,交到了前排每个记者的手中。
第一排发完后,女子走向第二排,瓮声瓮气突然又站起来了,他说:“你们石灰窑倒塌这事情弄得很大,报社领导都知道了,省委省政府也知道了,这点钱……我不敢拿。”他将信封硬塞进了眼镜的怀中。
眼镜神情很尴尬,他双手捧着信封,态度谦恭,想求瓮声瓮气收下,可是瓮声瓮气就是不收。女子把信封发到了第二排,站在原地,发也不是,不发也不是。
眼镜说:“老大啊,这个信封是给你的,还有给你们报社领导的一个,也是请他们吃饭的,我们想请他们,离得远,请不上嘛,就把饭钱让你捎上。”眼镜又打了一个电话,门外走进了一个男子,男子手中提着一个箱子,交给了瓮声瓮气,瓮声瓮气拉开拉链,只瞄了一眼,就赶紧合上了,我看到他的眉毛不经意地挑动了一下。
女子将信封发到了我的跟前,旁边的一个男子突然伸手拦住了女子的手,他对女子说:“这不是我们的人。”女子抱歉地对我笑笑,所有人都望着我,我害怕眼镜认出我来,赶紧走了出去。
那名男子也跟着我走出来了,他从后面拉住我的胳膊,怒气冲冲地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看到房子里还走出了几个人,他们急急忙忙地将我围在中间,用审讯的口气质问我:“干什么的?快点说,你是不是小偷?我们要报警了。”其中一个拿出了手机,装模作样要拨打。我明白这些无耻的假记者,他们只是在吓唬我,他们并不敢招来警察。
瓮声瓮气也出来了,他长着一个硕大的红色鼻子,看起来他就像那个爱说谎话的童话人物匹诺曹,他眼角皱纹深深,两鬓有了斑白的头发,我猜想他的年龄应该在50岁以上。瓮声瓮气身材很高,腆着一个硕大的身怀六甲般的大肚子,他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神情,用下巴对着我,用蔑视的口气质问我:“你是干什么的?阻挠记者采访是违法犯罪,我可以将你立刻送进监狱,你明白吗?”
操你娘的!我心中狠狠地骂了一句脏话,而表面上还要装出很害怕的样子,我诚惶诚恐地说:“我是这附近村子里的农民,听说记者来了,就想给记者反映个事情。”
瓮声瓮气仰着下巴,依旧是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情,而他的话语却又显得和蔼可亲,他说:“你找我们就找对了,我们都是记者,这世界上没有我们记者办不了的事情,我们记者就是伸张正义的。说吧,想给我们汇报什么事情?”
操你娘的!我又狠狠地骂了一句,这群假记者还真把自己当成了无冕之王。我当了好几年真记者,背靠着一份全国知名媒体,仍然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很多事情是我们做记者无能为力的,我们只能眼看着受害人的权益受到侵犯,却连一援手的机会也没有。而这群假记者却将牛皮吹上了天,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好像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他们摆不平的事情,好像他们就是地球球长。
我飞快地想了想,就编造出了一个寻找他们的理由,我说:“我家地里的庄稼,被邻居割走了,割走了半亩,你们要给我做主啊。”
这群假记者全都笑了,他们用极端鄙夷不屑的目光看着我,耻笑说,农民就是农民,屁大一点的事情就敢麻烦记者。农民嘛,就是目光短浅,就只盯着眼前一尺远的地方。
瓮声瓮气没有笑,他用沉思的眼光看着我,问:“你胆子也够大的,这点事就敢来找记者。你真是这里村子的人?”
我说:“是的。”
瓮声瓮气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省委省政府《特情报道》首席记者”的字样。瓮声瓮气说:“你以后就跟着我干,你们这里的企业,包括这些煤矿,一旦有人死了,就第一时间拨打我的电话,死一个人,我给你1000块钱,怎么样?是不是比你那半亩庄稼收入高?”
很多年过去后,我已经忘记了瓮声瓮气的名字,只记得那时候假记者们都叫他“八哥”,是他名字里带一个八字,还是他在家中排行老八,我不知道。
我现在还记得跟着八哥出去跑新闻的那些经历。我第一次知道了新闻原来可以这样跑。
八哥确实是在《特情报道》里工作,《特情报道》是一份拉大旗当虎皮的刊物,租赁了省政府旁边的一间民房,只有三个人,就像一间手工作坊一样。《特情报道》一个季度才出刊一次,而上面全是企业家和医院院长、中小学校长的事迹报道。这三个人都是首席记者,不知道总编是谁,可能是背后另有高人,也可能真有官场背景,还可能根本就没有总编。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刊物的来路,我问过几次,八哥从来都不说。我后来查找了很多资料,也咨询了相关部门,他们都说没有一个叫作《特情报道》的刊物注册,那就说明这是一个非法出版物。
但是,非法出版物并不影响这些人骗钱,他们号称是省委省政府的刊物,要求民营企业家、医院院长和校长们来做宣传,这些偏远山区的一把手并不知道省城的《特情报道》有多大的来头,只相信了这是省委省政府的刊物,他们乐于在上面登载宣传自己丰功伟绩的文章,以作为向上攀爬的台阶,而不菲的赞助费则来自公款。每个单位都有一个支出款项,叫作宣传费,宣传费就是专门用来干这事的。
除了所谓的正面宣传外,八哥他们另一个外快的来源是敲诈勒索。八哥他们是苍蝇,他们专门盯的是有缝隙的臭蛋。
八哥有一个秘密组织,在这个组织里,八哥位居最顶端。八哥的下面是一些报刊的真正的记者,这些记者供职于公开发行的都市报,他们的名字常常见诸报端,他们是这些都市类报纸的员工。这些真正记者的下面则是一群假记者,假记者身份庞杂,有的是开杂货店的小老板,有的是企业里的工人,有的是农民,还有的是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他们的职业和身份形形色色,但是他们就不是记者。
假记者遍布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他们事实上就是八哥的线人,哪里发生了灾难,哪里的村长账面不清,哪里的工厂死了人,哪里的学校食物中毒,他们就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八哥,八哥马上联系真记者,这些真记者就会和八哥昼夜兼程赶往出事地点,会同报料的假记者,浩浩荡荡地敲诈勒索。几十人的队伍,到了哪里,哪里就会一片恐慌。
这支队伍里,除了真记者和假记者,还有一些身份特殊的人,因为出发前,大家知道每次都不虚此行,有人就带上了自己的情人,有人带上了亲戚,多一个人就能多领一份红包,而红包的数目也不等,死了人的事情,每个红包最少包1000元;而一般的事情,也会包上三四百元。
假记者和真记者互为依存,没有假记者,真记者就无法敲诈;没有真记者,假记者就不敢敲诈。假记者和真记者狼狈为奸,沆瀣一气。
假记者做到一定时候,积累了一定经验,就会办理一个工作证,这个工作证来头大得吓人,要么是国字号报刊驻本地记者站,要么是海外媒体的中国负责人。这样的工作证很好办,10元钱可以办两个,只要拨打厕所墙壁上的办证电话就行了。
个别“优秀”的假记者更进一步,跻身在一些报刊的记者站,领取真正的工作证,他们以敲诈勒索为目的,以购买版面为借口,在远离都市的乡村畅通无阻,所到之处,人人退避三舍,甚至连一些政府官员也害怕。
八哥也是一个假记者,但是八哥这个假记者却能调动全城所有报刊的真记者。因为真记者都想跟着假记者八哥分一杯羹吃。
假记者八哥混得相当滋润,那时候他已买了两辆车,一辆是别克商务车,三排座;一辆是丰田面包车,可以坐十几个人。八哥有两个专职司机,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情人。每当八哥接到假记者线索的时候,就马上通知两个司机和情妇,还有各个报刊的真记者,这些真记者也都是各家报刊的佼佼者,普通的记者,八哥还看不上眼。这群人杀奔出事地点,一路风驰电掣,追星赶月,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如果他们赶到目的地之后,现场没有了,他们也就无可奈何,无处下手。但是,因为八哥一行人行动迅速,这种事情很少发生过。
赶到了出事地点后,八哥就单独与老板谈判,谈不拢的时候,就会让所有真假记者亮出各类证件,要挟说全国人第二天都会知道这里出事了。这种阵势,所有不明真相的人都会害怕。
八哥从老板那里敲诈到一笔巨款后,然后分发给所有的真假记者,至于八哥拿了多少钱,没有人知道。
虾有虾道,蟹有蟹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财之道。
几天前,我整理自己这些年的日记时,突然看到了写八哥的这些文字,日记本上还记载着八哥的电话号码。这么多年没有联系了,不知道八哥怎么样,我试着拨打了他的电话,居然拨通了,他说他现在办了一家公司,公司的名字就叫名扬四海公司,“这社会嘛,有名就有钱,想要出名的人多了,你看那些女孩子为了出名,脱光了衣服让人看。这社会谁还讲羞耻?谁还讲道德?你讲羞耻讲道德,你就受穷。人一出名,要啥有啥,我的公司就是帮助你出名,只要你交钱,我能在全国所有的报刊上炒作你,你信不信?现在火得不行的那个姓马的野模特就是我们公司包装出来的。”
操你娘的!放下电话后,我又狠狠地骂了一句,乌龟王八都人模狗样地穿上西装,把自己当成了成功人士。八哥的黑金漂白了。
那时候,如果我给八哥提供线索,让这些真假记者风起云涌地跑来扫荡,我绝对会赚到一笔钱。可是,我不愿意那么做。尽管这些钱都是不义之财,从一个不义的口袋进入了另一群不义的口袋,但是,这样做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和职业道德。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说:“能给人说出去的事,就去做;给人说不出去的事,就不要做。”敲诈勒索的事情,能给人说出去吗?
尽管以采访曝光相要挟,实施敲诈勒索是记者这种职业的常见病,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从来没有敲诈勒索过一次。尽管有时候看到那些昔日的同事用工资外的钱买了房买了车,我有些羡慕,但是,这种事情我做不来,我说不出来那些冠冕堂皇的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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