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长生都吓坏了,我们坐在地上,张开嘴巴,却一句话也喊不出来。高大的黑影很高兴,他一摇晃,纷乱的头发就披散在了脑后,月光下的那张惨白的脸显得更为恐怖,他离开了白杨树,一步一步地走近我们。近处,白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响着,而远处,则是鬼过河的尖厉的啸声。
我们都极为后悔,后悔刚才离开了人字形瓜庵。
突然,我们看到从瓜地的方向跑来了高老伯,高老伯大声吆喝着:“你个挨的,在这里弄啥哩,还不回去!”
高大的黑影停住了脚步,他望着月光下满脸怒色的高老伯,像被蝎子突然蜇了一下一样,惊恐地转身逃走,留下一路磕磕绊绊的尖叫声。
高老伯跑到我们跟前,气喘吁吁地赔礼道歉:“是我儿子。那贼在瓜庵外一照面,我就知道没好事,真是的,回去我教训他。”
我们狼狈万分地从地上爬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尘土,我好奇地问:“他咋啦?”
高老伯神色凄然地说:“前年,娃给人挖煤哩,有一天夜晚过河,遇到鬼了,就把娃吓成这样了。”
我问:“这世界上真的有鬼?”
高老伯认真地说:“当然有的。”
我问:“把人吓成这了,你们当初没有去医院看看?”
高老伯说:“没钱,听说这病要花好几万呢。我找了一个煤老板,看人家能不能发点善心,结果人家不但不给钱,还抢白了一顿。”
我想,我们那里的煤老板基本上都为富不仁,宁肯在赌桌上一掷千金,也不会拿点钱做好事。
无意中问了一句高老伯:“哪个煤老板?”
高老伯说:“黑娃。”
“哪个黑娃?”
“就是抬着两麻袋零钱给人付饭钱的黑娃。”
“这事你也知道?”
“全县没有人不知道。”
我向高老伯打包票说:“这事包在我身上,我向黑娃要点费,给娃做点赔偿。”
高老伯好奇地看着我:“你能要下?”
我信心爆棚地说:“只要我开口,他多少总要给些。”
高老伯感动地说:“啊呀呀,那就不知道该说啥好了……”
“啥都不说了,我应该给你办这事。”我当时觉得十拿九稳,我觉得自己就好像已经办成了这事一样。
我和长生向村庄走去,走出了几十米,高老伯突然又赶上来了,他喘着粗气问我:“娃娃,你还没有对上象吧?”还没有对上象,就是还没有找到对象。
我点点头。
高老伯说:“我有一个侄女,人长得像画上的娃娃一样,觉得和你蛮般配的。你看咋样?就是吃农业粮,害怕你们吃商品粮的看不上。”画上的娃娃,就是年历上的电影明星。
我笑着说:“我先把事给您办成了再说。”
高老伯说:“我的事另论。我这侄女可真的好,就是吃农业粮,看你弹嫌不弹嫌?”
那时候的人们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阶层,一个是吃农业粮的,一个是吃商品粮的,两个阶层之间几乎水火不容,互不通婚。吃商品粮的国家供养,旱涝保收,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和逐年上涨的工资;吃农业粮的生活艰辛,不但领不到老公家的工资,还要无偿向老公家上缴一部分劳动成果,剩下的常常使自己食不果腹。这种恶劣的极不公平的社会制度解放后沿袭了几十年,直到近几年温总理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后,才有些变通。
那天晚上,我和长生睡在于老伯家。于老伯家的儿子儿媳去了南方,三年都没有回家,他们每隔几个月,才给家里打个电话。和几乎所有农村的青年一样,他们逃离了土地,因为土地只能带来繁重的劳作,却不能带来财富,他们怀揣着改变命运的发财梦想来到了城市,却发现自己同样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有些人打工几年,连一张回家的车票也买不起。
回到黑娃的煤矿后,我开始打听黑娃的发财之道,我始终想不明白,一个食不果腹的乞丐,在短短的时间里,怎么会成为亿万富翁,这是中国式的神话故事。因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一批人的财富迅速积累,又迅速暴富,放眼古今中外,这绝对是空前绝后的。
像现在的长生一样,黑娃当初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干上了挖煤的营生。不同的是,长生挖煤,是为了支付大学生妹妹高昂的学费,支付母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医药费;而黑娃挖煤,只是为了能够顿顿吃上大肉片。
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长期高强度的劳作,让骨瘦如柴的黑娃变得皮粗肉厚,结实耐磨。黑娃挖煤的第三个年头,有一次在矿区转悠,遇到了几个学生流氓在欺负一个少年,少年看到头发里落着一层煤灰的黑娃说:“你给我把他们打跑。”黑娃不想管闲事,可是那几个穿着喇叭裤的学生流氓纠缠上了黑娃,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把黑娃当成了活靶子,你一拳我一脚,嘻嘻哈哈地锻炼身体。被激怒了的黑娃怒吼一声,抡起每天摸八小时镐把的拳头,砸向他们摸钢笔圆珠笔的手掌,将这些华而不实的学生流氓打得鼻青脸肿,狼狈逃窜。而挨过无数拳脚的黑娃,也眼角出血了。
后来,黑娃才知道了,他帮忙打架的那个少年,是这家国营煤矿矿长的儿子。
黑娃时来运转了。
矿区学校里的学生历来都不注重学习,他们的崇高理想就是考上技校,进入矿区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子承父业是那时候的优良传统,工人的子女可以接班,农民的子女如果跳不出农门,也子承父业当农民。那时候,当农村学校里的每间教室灯火通明,农家子弟们刻苦攻读时,矿区学校里的学生在街道上徜徉,在树林里幽会。当农村的高中每年诞生大量的大学生时,矿区学校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考取。矿区的学生在中学毕业后,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矿区上班,每月拿着国家固定的工资,旱涝保收,所以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来谈恋爱和泡女人。我清楚地记得,我刚刚考上初中专的那一年,我们那时候是学习成绩最好的进初中专,我在上千考生中考取了第一名,才进入了初中专。考上初中专的那一年我认识了一个矿区的高中学生,和我同龄,他说他睡过的女人都有一个加强排,他还详细地向我解说女人的生理构造,而我那时候还从来不知道女人的身体结构是什么样子。我对女人的了解,居然是从那个流氓开始的。
矿区学校里的学生分成了几派,每天争吵打闹,无止无休。打架是他们学生生活中最重要的生活内容之一,再一个内容就是“日逼”。矿长儿子一旦遇到打架,就会提前通知黑娃一声,青春年少热血沸腾的黑娃叫上一群挖煤的年轻人,手持镐把,威风凛凛地出现在打斗场合,每次都大胜而归。
因为打架,黑娃和矿长儿子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因为这份友谊,临时工的黑娃转正成了正式工人,他幸了狗屎运,他吃上了商品粮,他完成了鲤鱼跳农门的伟大转变。而那时候我们夜夜在煤油灯下刻苦攻读,也是为了能够吃上商品粮。那时候的农民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忍受着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和盘剥,每个被榨干了血汗,像老牛一样累得爬不起身的农民,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够吃上老公家的商品粮。我现在还能记得当初初中毕业填报志愿时,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重点高中,但是父亲一定要我填报初中专,因为那时候家中已经穷得无法供养我上高中,而考上了初中专就不需要家中负担学费生活费了。三年初中专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县城深山里的一家小工厂上班,而当初学习不如我的同学考上了北京、上海的大学。四年后,我边工作边自学考上了一个小城市里的三流大学,而他们分配到了大城市工作。又过了四年,他们成为了单位的骨干时,我遵照“哪里来哪里去”的分配原则,又回到了小县城……因为国家特殊的政策,因为农民家庭的极度贫穷,我与当初的初中同学,差距越来越大,此生,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赶上他们。
矿长的儿子中学毕业后,也象征性地参加了考试,进入了技校。在技校学习两年后,他不出意外地分配到了煤矿的行政科。行政科权限很大,它要管挖煤之外的所有事情。
矿长儿子毕业后的第二年,煤矿进行企业改制,所有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股份制改革,老家人的理解就是,把老公家的工厂卖给厂长。事实上,最后老家的国营工厂都变成了公司,公司的董事长也就是法人,还是厂长,“换汤不换药,等于是把猫叫了个咪。”老家人说:“不同的是,你以前是给国家工作,现在是给厂长打工。国家不想要你,还有个程序;厂长想不要你,就是一句话的事。”我不知道老家人理解得对不对,我到现在都弄不明白股份制改革是怎么一回事,当初为什么要进行股份制改革。
煤矿也在改制,改制前要进行资产评估。资产评估的事情都由行政科办理。精明的黑娃意识到这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他给厂长儿子说,自己想买一个小煤窑。那时候,国营煤矿的周边已经挖开了很多小煤窑,小煤窑里面蕴藏着多少煤炭,谁也不知道。
经过一番辛勤的运作,黑娃最后用8000元买下了一个小煤窑。
黑娃所购买的那座煤矿被当地的专家们预测为即将告罄的贫矿,专家们信誓旦旦地预言说,黑娃购买的这座煤矿总产量不到500吨,当时每吨煤的出矿价格是150元,这样,老板名为黑娃的那座煤矿只价值7.5万元,扣除机器磨损和人员工资,黑娃能够赚到的钱仅仅两三万元。
所有人都认为黑娃用买牛的价钱买了一头猪,而且是一头做了绝育手术的既不会生崽又不能吃肉的老母猪。
然而,黑娃的煤矿直至今天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煤,已经出产了不知道多少个500吨。这些年,无数的事实证明了,专家们的预言都是无稽之谈,都是信口开河。在这样一个没有信仰的年代,你宁肯相信公鸡四条腿,也别相信专家那张嘴。
坊间流传的说法是,黑娃用1万元买通了专家。买通专家的钱居然多于购买煤矿的钱。被四个老人头击倒了的专家就昧着良心说假话,和那些贪官污吏们,将无穷无尽的国有财产拱手送给了黑娃。当黑金变成了黄金后,各方就坐地分赃。
黑娃以8000元的价格买到煤矿没有多久,冬天来临了,煤矿的冬天也来临了。
黑娃坐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过山车。那年冬季,尽管天寒地冻,可是煤炭价格低廉,堆积如山的块煤和末煤无人问津。黑娃的生意像一株刚刚开花的嫩黄瓜秧,还没有结出黄瓜,就遭到了一场严霜。黑娃的贷款还没有还完,就生意滑坡。
那时候,刚刚经历了企业改制的煤老板,生意都没有多大起色。那时候,煤老板还不是暴发户的代名词。在我们那里,说谁长得又粗又笨的时候,就说他像煤老板;说谁又穷又傻的时候,也说他像煤老板。这就像多年后的今天,夸奖一个人的时候,就说她是小姐,人靓有钱;贬低一个人的时候,就说他是诗人,迂腐穷酸。
黑娃又粗又笨,又穷又傻,他是当年煤老板的标准写照。
很多年后,我们家乡的人还能记得黑娃的草绿色军裤。那条掏了20元在街边服装店买来的仿制军裤,陪伴了黑娃的屁股好几年。后来,军裤的膝盖处磨破了,还打了两块补丁。黑娃经常穿着这条特色鲜明的伪劣军裤走进寂静的煤矿,看着越来越少的矿工和堆积如山的煤炭,愁容满面;或者走进街头的小吃店,两块钱买一碗汤面条,吃得满口生津。那个冬天,下身一条军裤,上身穿着旧棉袄的黑娃,袖着双手走过街巷,阳光打在他乱蓬蓬的头发上,头发上沾着稻草,他浑然不觉。人们指着佝偻腰身走过的黑娃说:“看,这就是想当老板的下场。”黑娃是那时候我们家乡生意人的反面教材。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老祖先的话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志短的黑娃听到人们议论他,总是装着没有听见,像被蜜蜂追赶的野牛一样仓皇离开。
后来,黑娃想把自己的煤矿转包出去,他说尽好话,从7000元降低到了3000元,但是没有人接手。那时候的煤矿就像一堆新鲜的狗屎,臭气熏天,谁见了都想躲得远远的。
听人说,那年春节是黑娃最难熬的一个春节,矿工们找上门来要工资,扬言说如果不给钱,就把黑娃大卸八块。黑娃袖着双手蹲在墙角,斜睨着矿工们说:“你们看我哪一块值钱,就把哪一块卸去。”矿工们面对一脸无赖状的黑娃,只好在地上吐两口浓痰,愤愤离去。银行找到黑娃催还贷款,黑娃的怒气比银行还大,他埋怨银行当初为什么要贷款给他,如果不贷款,他就不会买煤矿。银行的人无可奈何,只好骂一通臭狗屎就离开了。多年后,黑娃给我说:“人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要把自己变成一堆臭狗屎,这样就没有人敢踩在你的头上了。”
那时候的黑娃经常向人借钱,他的伪劣军裤裤袋里常常连一顿饭钱也没有。人们说那时候的黑娃见到熟人就说:“老伙计,借给我两块钱,这些日子手头有些紧,一有就立马还给你。”黑娃口中的老伙计都知道黑娃欠了人一屁股烂账,他们像专家一样预言到黑娃还不起两块钱,把这两块钱给了黑娃就等于把钱打了水漂,所以他们总是说:“啊呀呀,我这些日子手头也有些紧,一有就立马借给你。”黑娃看着老伙计离开的毅然决然的背影,总是骂道:“把他妈日的,啥社会嘛。”很长时间里,“把他妈日的”成了黑娃的口头禅,就像“操他姥姥的”是蔡亮子的口头禅一样。
想当老板的黑娃差点儿又当了乞丐,人生的终点又回到起点,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那些年里,黑娃将自己的脸锤炼成了铜墙铁壁,不论谁用怎么难听的话语讥讽他,不论谁用怎么恶劣的态度对待他,黑娃都不会动容。黑娃像很多年后的妖道李一和假中医张悟本一样,那张喜怒不形于色的脸就是他们的法宝,他们说谎话的时候脸不变色,遭遇尴尬的时候也脸不变色,甚至在遭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羞辱的时候,还是脸不变色。那时候黑娃有一句至理名言:“要脸的害怕不要脸的,要命的害怕不要命的,你不要脸还不要命,这世界上就谁都害怕你。”
黑娃欠债很多,但是黑娃从不在乎。黑娃把这叫作“虱多不咬,债多不压”。这年头,黄世仁害怕杨白劳,周扒皮害怕高玉宝。杨白劳欠债不还,黄世仁就没辙了,高玉宝死打硬缠,周扒皮只能退避三舍。
黑娃从来不害怕要账的,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要账的就在他家门口排成长队,现在人们还在津津乐道黑娃和要账的之间的精彩对白。
黑娃:“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要账的:“你那条贱命值不了几个钱,没有人要。”
黑娃:“你这是侮辱我的人格。”
要账的:“你这种人就没有人格。”
黑娃:“没有人格可就啥事都能做出来,你们以后出门小心点儿。”
当初借钱给黑娃,满心以为能够分来一杯羹,没想到成了欠账,还受到人身威胁,要账的最后只好铩羽而归。炒股票炒成股东,炒房子炒成房东,玩小姐玩成老公,打麻将打成相公。这世界总有一些倒霉人碰到一些倒霉事。要账的倒霉,黑娃也很倒霉。
黑娃的霉运还在继续。
在最落魄的时候,黑娃关掉了煤矿,跟着一名老矿工学制土炸药。那时候一直到现在,炸药都属于管制物品,而开煤矿又需要炸药,购买不到,民间的土炸药就有了市场。
黑娃曾经向我说起过土炸药的制作方法,硝铵、木屑、柴油,按照一定的比例,放在铁锅里熬制,就能造出炸药。那时候的治安抓得很紧,黑娃跟着老矿工天不亮就背着铁锅和坨坨馍来到秦岭山深处,他们在荒无人烟的深沟里点起火,支起铁锅,倒进硝铵。硝铵遇热就会发出刺鼻呛人的气味,刺得黑娃喷嚏连连,呛得黑娃泪流满面,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黑娃在上坟烧纸,祭奠祖先。硝铵遇热变成液体,黑娃再把木屑和柴油倒进去,小心翼翼地搅拌熬制,熬制成枣末糊的样子来。黑娃神情专注,满脸肃穆,像熬制镭的居里夫人一样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工作充满了极大的热情。
熬制土炸药最关键的是掌握火候,火太小无法熬制,火太大则引起爆炸,尽管黑娃小心翼翼,可好几次都把自己炸成了诺贝尔。最厉害的一次,黑娃被炸断了半根手指。黑娃右手的小拇指残余了两个指节,这两个指节一直以一种奇形怪状的姿态向里弯曲着,不仔细看是看不出的,因为他的残疾小拇指总是掩藏在无名指的后面。
熬到了一定火候后,将枣末糊晒干,这就是土炸药。那时候的煤矿几乎都处于停产状态,黑娃熬制土炸药是为了制造“炸弹”。这是一种现在已经绝迹了的喜庆用品,它被鞭炮所代替。炸弹的制作方法是:筷子头包着纸张,糊成一寸高的桶状,一头密封,一头敞开,给密封的那头装上一点土炸药,再用小米粒状的小石子填充,包严,密不透风,一颗炸弹就制作成功了。撂炸弹也有技巧,右手大拇指和中指夹住炸弹中间,食指放在炸弹的顶端,用力向干硬平坦的地面甩去,炸弹底端与地面剧烈相撞,就会撞出一声清脆,纸片炸开,石子纷飞。那时候,每逢过年前夕,集市上总能看到双手捧着棉帽子的黑娃们,帽坑里装着炸弹,一路吆喝着走过人群。县城是天天都有集市,乡镇是十天才有一次,那时候能够进县城看看是所有山里人的梦想。
黑娃曾经有过一个老婆,一个和他非常般配的老婆,看到他们两个就会让人产生“鱼配鱼,虾配虾,西葫芦配南瓜”的联想。这个老婆的身材和黑娃呈相似形,他们都同样矮如木桩,粗如水桶,没有怀孕也给人造成了怀孕的错觉。在我们老家,一个男人的婚姻是由房屋和猪决定的,媒人向女方介绍男方的时候,第一句话先是说他家有几间房屋有几头猪,至于男人的性格和长相,媒人只字不提。挖煤的黑娃没有房屋没有猪,能找到一个女人就是烧了高香,他哪里还顾得上挑剔女人的高低胖瘦。
黑娃挖煤的时候和女人结婚了,转正的时候生下了儿子,儿子上学后,就在黑娃准备再接再厉,再生个儿子的时候,他承包煤矿,遇到了严霜。
黑娃像当年游说六国失败后回到家乡的苏秦一样,满面羞愧,狼狈不堪。黑娃老婆也像当年的苏秦老婆一样给黑娃狠狠地甩脸子,那张本来就很难看的脸显得更难看了。黑娃老婆本来是准备跟着黑娃当老板娘的,没想到一厢情愿的梦想变成了肥皂泡,黑娃老婆就愤怒不已。这年头,家庭贫穷永远都是男人的过错,愚蠢的老婆从来不会从自身方面找原因。
有一次,黑娃背着铁锅和晒干了的土炸药从深沟里回到煤矿附近的家中,却发现老婆不见了。黑娃的家其实也不叫家,在可塑性很强的黄土崖上凿一个洞,就成了很多矿工的家。在秦岭山中,很多动物也是住在这样的洞穴里。
黑娃四处寻找老婆,找不到。儿子放学回家了,也不知道妈妈的下落。后来,黑娃听到有人说老婆坐在一个男人的自行车后面离开了,老婆的背上背着她出门才会带的花布包袱,黑娃一下子明白了怎么回事。
穷困潦倒失魂落魄的黑娃无力抚养儿子,就想将儿子寄养在岳母家。岳母是一个和自己的女儿同样不讲任何道理的女人,龙生一子定乾坤,猪生一窝拱墙根,插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一头老母猪永远生不出小马驹,一只臭蜘蛛永远酿不出一滴蜜。岳母将黑娃父子赶了出来。
黑娃后来说,他永远都忘不了那个寒风刺骨的午夜,儿子趴在他的背上哭着哭着就睡着了,他跌跌撞撞地回到小窑洞,在无边的寂静中坐等天亮,心中充满了仇恨和悲伤。天亮后,他将儿子寄养在一个远房亲戚家中,继续背着铁锅走进深山土法熬炸药。
黑娃幻想着能够依靠卖炸弹实现自己发家致富的梦想,没想到县城附近一座村庄后来被上面任命为“鞭炮之乡”,在当地政策的大力扶持下,那座村庄家家都在制作鞭炮,鞭炮替代了黑娃的炸弹,黑娃的发财梦又一次破灭了。
黑娃一直对女人心怀仇恨。
黑娃对女人的仇恨是从当初的初中同学叶倩开始的,在相似形老婆这里发扬光大,那时候的黑娃曾经发誓说,以后有钱了就要睡够一万名女人,睡女人成了黑娃报复女人的唯一方式。
听说黑娃以后发家了,他的相似形老婆曾经回来找过黑娃,她也像苏秦老婆一样恬不知耻,她说毕竟和黑娃睡过觉,有夫妻感情。黑娃只说了一句:“我睡过的女人成千上万,是不是这成千上万个女人都要做我老婆?”然后就转身离开了。相似形老婆站在寒冷的风中,目送黑娃钻进了悍马车里,一滴后悔不及的泪水流出眼眶。
黑娃的母亲也找过黑娃,黑娃毅然拒绝了赡养父母。
黑娃后来给了那名远房亲戚100万,因为那名远房亲戚代替黑娃照顾儿子整整五年。
我曾经给黑娃讲起过石达开,我说石达开把真男人概括为“八如”:心黑如漆,胆硬如刚,好色如命,酗酒如泥,挥金如土,厚义如天,杀人如麻,视死如归。
黑娃听完后哈哈大笑说:“把他妈日的,这说的不就是老子嘛!”
黑娃是真男人,但真男人不是好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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