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历阳铁马年（1270年）四月八日，忽必烈下旨，敕封西土法主八思巴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之帝师，赐玉印。

        至元八年（1271年）五月，大都城外，宫廷属僚等备仪从、音乐、彩舆和香舆出城十里，准备迎接帝师八思巴。

        不多时，便望见西边芦沟桥方向帝师八思巴的扈从队伍迤逦东来。代摄国政的皇子真金于路旁下马，与后妃、文武百官一道，以印度大象背上安设珍宝璎珞装饰的宝座，飘扬珍贵锦缎缨穗的伞盖、经幡、旌旗和鸣钲鼓作乐前导的盛大鼓乐隆重地将帝师迎入宫中。

        这一天，大明殿金碧辉煌。

        佛法犹如月亮在莲园中升起，分外鲜明。

        忽必烈身穿锦缎龙袍，端坐龙椅，左边为察必皇后，右边为帝师八思巴。台下群臣依礼恭贺帝师还朝。

        然而，身为帝师，执掌天下释教及吐蕃政教事务的八思巴此次还京，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并非宣讲佛法或传授灌顶，而是向忽必烈汗进献由他创制的新型文字——一种谁也没见过的隽永清秀的蒙古文字：八思巴文。

        “帝师八思巴奉诏创制蒙古文字，乃我大朝恒久之兆。”忽必烈审视八思巴文良久，兴奋地说。

        “蒙古汗国建立之初，每逢传递信息，发布命令和叙述历史事件等，只能派言词敏捷且记忆力强的使者默记心中，然后驰马千里传达给对方。直到成吉思汗消灭乃蛮部落塔阳汗，俘获了塔阳汗的掌印官、畏兀儿人塔塔通阿，才知晓出纳钱谷、委任人才的印信之用途。于是，成吉思汗命令塔塔通阿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儿字书国言（蒙古语）。”

        分别数年，八思巴与忽必烈似乎都有许多话要说。在八思巴的眼中，忽必烈汗依然精力充沛，风采夺人。“有人称畏兀儿蒙古文为蒙古旧字。事实上这不算是一种文字的真正创造，而是借用畏兀儿文字拼写蒙古文罢了。连年征战，蒙古的贵族青年根本无暇学习畏兀儿蒙古文。不过，这种借用方式却推及到了别的语言。除了运用畏兀儿字拼写蒙古语之外，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还用过汉字、回回文（波斯文）以及西夏文来标写蒙古语言。”

        “这是先皇从灭西夏、灭金和西征花剌子模的战争需要考虑的。”忽必烈插言，“在西征时与中亚打交道就用回回文，灭金时与宋、金打交道就用汉字。如今，帝师所创蒙古新字，却受塔塔通阿创制的蒙古文影响甚少。”他展开一卷宣纸，面向文武百官、诸子那颜，上面有八思巴用新蒙文书写的优礼僧人诏书。

        “唔噢——”殿上响起一片惊叹声。

        忽必烈收起诏书交给察必皇后。察必皇后尊重地问八思巴：“据说法主萨班应阔端大王之召抵达凉州后，深感蒙古汗国统治下的民族众多，语言文字复杂，而蒙古又无自己的文字，对传播佛教极为不利，是这样吧？”

        “正如皇后所言，阔端大王于是请法主萨班创制蒙古文字，法主应诏，曾经一夜苦思冥想，翌晨黎明时分，偶见一藏族女子持揉草搔木跪地。见此征兆，法主顿有所悟，即依搔木形创制蒙古字母，分阳、阴、中；强、虚、弱性音三种，也就是分男性、女性、中性三类，编成强、虚、弱三种。只可惜，在其时由于时机不逮，未获机缘，故未以此等蒙古文字翻译佛典。后来法主萨迦班智达圆寂，此事便暂且搁下。而今，我奉当今圣上之命，终于完成了伯父未竟的事业。”

        忽必烈大喜，当即下诏颁行天下：

        朕唯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寝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帝师八思巴创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其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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