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煤矿是山西煤老板的财富之源。

        小煤矿也是名副其实的“山西之痛”。

        那么，小煤矿给今天的山西带来什么？这种“山西式的疼痛”主要“痛”在何处？

        首先，小煤矿的无序蔓延，使得山西省的煤炭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危害附加值”的“危害指数”时时刻刻地“与时俱升”。

        山西是中国久负盛名的煤炭大省，涉煤产业是山西经济的“命脉”，而小煤矿的无序发展，则严重地阻碍了山西煤炭产业的宏观开发战略的实现。

        我们这里有一组小煤矿对山西煤炭资源破坏程度的“量化资料”：小煤矿资源回采率只有20%左右。这意味着每采1吨煤要破坏和浪费4吨资源，按中小煤矿年产3.5亿吨煤计算，每年要破坏和浪费约14亿吨的宝贵煤炭资源。

        同时，小煤矿对山西省的生态环境的“系统性”、“不可逆转性”地破坏更是让人触目惊心。有专家指出，近30年来，山西全省因粗放采煤而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接近4000亿元人民币。于是，我们看到，在小煤矿“遍地开花”的地方，山西人曾经引以自豪的美丽的家园与河山已经变成另一副“山空泉枯”的“愁容”。

        其次，小煤矿的发展，使得国家税费资源严重流失，社会收入分配极度悬殊，贫富差距逐步拉大。

        由于大量小煤矿和非法“黑口子”的“合理”地、“事实”地“存在”，使管理部门很难准确掌握全省煤炭生主产市场的实际情况，从而严重影响了地方经济发展和民生大计。

        那么，这个“严重”有多“重”？

        我们从山西省煤炭和税务部门提供的数据来看，近两年，每年有1.5亿吨左右的“黑煤”逃脱了国家的监管。参照国有重点煤炭企业每吨煤近百元的税费负担计算，仅此一项，全省每年流失税费达一百亿元以上。当缴而不缴的钱就是落在煤老板口袋里的“意外之财”。更为可怕的是，一种“不以偷税为耻，反以逃税为荣”的畸形社会价值理念正在煤老板的圈内形成。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笔钱财流入山西煤老板的口袋，更是助长了这个群体“为富不尊、恃富欺世”的“小人得志”式的德性。

        一边是他们的花天酒地、暴殄天物，一边是贫穷的矿工仍挣扎在生死线上，从而造成社会收入分配悬殊，贫富阶层严重对立。

        其三，小煤矿乱挖滥采，导致了一次死伤数百人“量级”的重大矿难频发，由此给人的印象是煤炭行业几乎成了“夺命产业”。

        由于在资金、技术和开采能力方面的“先天不足”，煤老板从个人掘取财富的角度出发，就会尽量在煤矿安全方面少投入或不投入，从而导致小煤矿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后天“发育不良”，甚至衍生出了矿难频发的“小儿麻痹症”。

        而安全生产问题在“国有”大煤矿却是另一番状况。

        山西煤监局对近两年国有大矿与地方小矿的产量和百万吨死亡率进行比较，发现地方小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国有重点煤矿的3.8倍，而乡镇小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则高达国有重点煤矿的11.3倍。这就是说，而小煤矿产1吨煤要付出十倍于大矿的生命代价。

        其四，小煤矿的“过山车经济”效应对山西经济祸害无穷。

        “过山车经济”现象是一个不健康的“经济症状”。这种症状在山西煤炭业表现得尤为明显。个中缘由，除了市场需求严重下降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山西省煤炭企业是鱼龙混杂。于是，就出现了“小姐丫环同台唱戏”的现象。据资料显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参与市场行为的煤矿主体多达五六千个，个别人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于是这些市场参与方就在内部展开了无原则的杀价砍价。

        有道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一些小煤矿之所以有参与市场杀价的底气，是因为它们凭着原始粗放开采的极低成本和偷税漏税的行为，以严重低于市场均价售煤，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煤炭市场交易秩序。这就是说，小煤矿的存在，使山西丧失了煤炭产业的“市场话语权”。

        众所周知，山西省每年煤炭出省销量约占全国省际间煤炭净调出量的四分之三，按一般常理，假如从“市场贡献”来“论功行赏”的话，山西的煤炭业在市场上也应该有“四分之三”的“市场话语权”。

        但摆在人们面前的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山西煤炭产业集中度低、生产和销售环节混乱无序，从而使得山西煤炭业陷入“产煤贡献率越大，市场话语权越来越小”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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