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西城开,直到八十六街,然后横插过去,穿过公园大道。我仅开到最高限速,我可不想被拦下。我感觉相当好,也相当糟。缺口已大开,我正赶往现场,这令人感觉轻松愉悦;另一方面,弗雷德对事件的描述,经沃尔夫一润色,看来是黑云压顶,大事不妙。我向左转到第五大道,只差五个街区了。
我把车停在九十街,离伯顿家不远处,熄了火,跳到便道上。两边都是高公寓楼的遮阳棚和大门。我向东走,快到我要去的大门时,看到了弗雷德·德金。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朝我小跑过来。我停下脚步,他回头朝西跑去,我跟着他,直到第五大道的拐角,又转过去走了几英尺。
我说:“我是毒药吗?快吐出来。”
他说:“我不想让门口的那家伙看到你和我在一起。我给你打电话时,被他们撞到,把我踢了出去。”
“太差劲了,我会去总局投诉的。情况如何?”
“唉,他们抓住了他,就这些。我们——市局的侦探和我——跟他到了这儿,到这儿时是七点半。‘粉子’不在,真是又舒服,又隐秘。我们当然知道谁住在这儿,于是我们商量要不要打电话,又想了想还是不打了。我们决定到大厅去,门房变得不太友善,墨菲——就是市局的侦探——亮出他的警徽,让他闭了嘴。人们进进出出。有两部电梯。一部电梯的门突然砰的一声开了,一个女人冲出来,瞪着眼睛喊‘福斯特大夫在哪儿,叫福斯特大夫来’。门房说刚看见他出去,那女人跑到大街上喊福斯特大夫。墨菲一把抓住她的胳膊,问为什么不找伯顿大夫,她奇怪地看着他说伯顿大夫挨了枪子儿。他松开她,跳进电梯,到了五层才发现我和他在一起。他说——”
“快点儿,老天呀。”
“好的。伯顿家的门开着。大家都在我们进去的第一间屋。有两个女人在那儿,一个像条病狗似的哼唧,晃着电话;另一个跪在地上,旁边躺着一个男人。那残废坐在椅子里,好像在理发店里等着理发一样。我们忙活起来。那男的死了。墨菲打电话,我四处看。地上有一把枪,科尔特自动手枪,在一条椅子腿旁,就是屋子中间的那张桌子旁边的椅子。我过去搜了蔡平全身,看他是否还带着别的武器。跪在尸体旁的女人要站起来,我过去扶她,把她带到一旁。进来两个男人,一个大夫,一个男佣。墨菲打完电话,过来给蔡平戴上手铐。我和那女人在一起,两名负责该区的警察慢悠悠地走进来,我带那女人出了房间。去找福斯特大夫的女人回来了,急匆匆地跑过来把我身边的女人拉走,带到别处去。我到了另一间屋,有书、书桌和电话,就给你打了电话。有个警察正四处查看,听到我在打电话,我只好挂了。他把我带到楼下,让我透透气。”
“还有什么人来了?”
“还有两个电台的人,然后又来了几个该区的警察。”
“克拉默,或者地方检察官的人来了吗?”
“还没来。见鬼,他们没必要来,全齐了,直接打包寄走吧。”
“是呀。你去三十五街让弗里茨给你弄点儿吃的。沃尔夫一吃完饭,就告诉他发生的事。他也许会让你去找绍尔和奥里耶,他会告诉你的。”
“我得给我老婆打电话——”
“有硬币吗?去吧。”
他朝八十九街走,去市区了。我拐过街角,又朝东走去,又来到大门口。虽然我谁也不认识,但我觉得没理由进不去。我刚站在遮阳棚下,一辆豪华汽车开过来,猛地停下,下来两个人。我看了一眼,拦住其中一位,对他一笑:
“克拉默探长!真巧。”我跟着他往里走。
他停下脚步。“哦,你?没你的事,走开。”
我想跟他说句话,他却声色俱厉地说:“走开,古德温,要是有什么需要你做的,我会给你留着。没你的事。”
我朝后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已经聚了一群,有位警察在疏导人群。这么乱糟糟的,我肯定他没听到克拉默和我之间的对话。我悄悄溜走,回到停车的地方,打开后备箱,取出一只黑包,里面的东西是以备不时之需的。现在看来这些东西不仅合适,而且相当棒。我回到大门口,警察正在那边忙着,我闯过警戒线,进了门。里面是门房和另一位警察。我走到他们面前说:“尸检,哪个房间?”警察上下打量我,带我到电梯前对开电梯的男孩儿说:“带这位先生到五层。”进了电梯,开始往上升时,我拍了拍我的黑包。
我迅速溜进房间。正如德金所说,大家都聚在那儿,进门后的第一间屋,一个大接待厅。乱哄哄的一群人,主要是警察和侦探,百无聊赖地站着。克拉默探长站在桌旁。正在听一位侦探讲话。我走到他身边,叫他的名字。
他转过头,吃了一惊:“啊,看在——”
“听着,探长,就一秒钟。算了吧,我可不是要把犯人、证据或什么东西偷走。您太清楚了,我有好奇的权利,也只想满足我的好奇心。有点同情心吧,上帝呀,人心可是肉长的。”
“你那包里有什么?”
“衬衣和袜子。我是靠这个才上来的。真希望您的手下能替我拿下去放到我车里。”
他咕哝道:“放桌上,如果你碍事——”
“不会的。非常感谢。”
为了不撞到人,我退到一边靠墙而立。我仔细观察房间,大概是十七乘二十,差不多是个正方形。一边几乎全是窗户,挂着窗帘,另一边是大门。略长的这面墙,就是我背靠的这面墙上挂着几幅画,墙边有两个架子,上面摆着花瓶。对面墙,靠近角落处是一扇室内门,关着,显然通往其它房间。其余大约十英尺都挂着帘子,与这边的窗帘相匹配,但后面一定不是窗户,估计是放外套的衣柜。灯光从天花板射下来,不是直射,开关在室内门和大门上。地板中央铺着一张大地毯,上摆一张大桌子,我旁边是电话架和一把椅子。
屋里总共只有四把椅子。桌子一端,保罗·蔡平坐着一把。我看不到他的脸,他背对着我。桌子的另一端,伯顿大夫倒在地板上。他只是貌似死了,因为他显得很舒服。他要么是直挺挺倒下的,要么是有人把他摆成这个样子:胳膊很整齐地放在身体两侧,头的角度很奇怪,但通常都这样,如果没人把头扶正的话。看着他,我自忖道,沃尔夫可是要让他付七千美元呢,现在他再也不必为此烦恼了,一了百了。从我站的地方,看不到太多的血。
自我到达后,又有些事发生。他们打了几个电话。有位侦探出去了,几分钟后和尸检官助理一起回来,显然刚才楼下有些麻烦。希望他走时不会错拿了我的包。他们在周围絮絮叨叨。克拉默探长已从室内门走了,想必是去找那几个女人了。一位年轻女子从外面进来,大喊大叫,但总的来说她表现还可以,因为死者看来是她父亲。她刚才不在家,为此很难过。我常常发现与尸体打交道时,真正棘手的是那些活人。你能看出来那女孩儿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你知道她遭到了重创,她是那种让你喉头哽咽的人。看到侦探带她去找她母亲,我很高兴。
我一点点挪动脚步,希望能看到那瘸子。我绕过桌子,来到他面前。他看着我,似乎素昧平生。拐杖放在旁边的桌上,还有他的帽子。他身穿一件棕色外套,没系扣,戴一副褐色手套。他弯着腰,双手放在那条好腿的膝盖上,戴着手铐,什么表情都没有,更像是位地铁乘客。他的浅色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我寻思道,这可是我第一次见尼禄·沃尔夫交上这百分之百的霉运。不错,他也有失利的时候,但这可不是失利,这是崩溃。
这时,我想起我是来干什么的了。我对自己说,这两天我一直在假装找安德鲁·希巴德,自始至终就认定毫无希望,而希巴德此时正吃着扇贝和沃尔夫讨论心理学。只要沃尔夫没说结案,不管怎么结,就仍有希望。该我挖出点儿希望了。
我又靠墙站好,观察战场。尸检官已走。不知道克拉默要和那些女人待多久,不过,除非她们的说法比摆在眼前的复杂得多,否则应该不会太久。等他回来就会马上把尸体和那瘸子带走,那就没什么东西能吸引人留下了。克拉默不会只顾自己走而把我落下,他会让我和他一起走。或许他会留一个侦探在客厅,楼下兴许再留一个,防止家人被骚扰,我看不出他还有什么理由把别人留下。
看来是这样。我不能这么回去见沃尔夫,只向他哭诉一个关于可怜的瘸子、死人和伤心欲绝的女儿的故事。我又开始转悠,来到桌子的另一边,挂着帘子的对面墙那儿,背靠帘子站好。这时我看到了桌上我的包。这不行,我过去拿起包,若无其事地又退回到帘子前。我估计我成功的可能性只有五十分之一,但最惨不过是被护送到电梯。我漫不经心地看着周围那些侦探和警察,用脚探探身后,帘子后面很平坦,没有台阶。如果后面是衣柜,应该是嵌在墙里的,我不知道有多深,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我得盯紧了,瞅准大家把头都转过去的空当,至少等没人正看着我的时候。我在等待,机会来了,真就等着了。电话响了,对面墙边架子上的电话。没别的事可做,他们都不自觉地转过头去。我的手已在后面准备好,拉帘,进去,放下,到了帘后。
我是低头进去的,以防后面有衣帽架,一般高度的就得撞上,结果架子离得还挺远,衣柜进深足有三英尺,我的空间很富裕。我屏住呼吸几秒钟,没听到那些侦探嚷嚷。我轻轻把黑包放在墙角,钻到一件似乎是女式毛大衣的后面。有件事我可无能为力——瘸子看到我了。我钻到后边时,他那浅色眼睛正盯着我。如果他决定开口说话,希望他能说点儿别的。
我站在黑暗里,没多久,我就琢磨要是带氧气筒来就好了。外面那些侦探的声音倒可权作消遣,但声音太小,听不太清。有人进来了,是个女人,一会儿又进来一个男人。又过了足足半小时,克拉默才进来。我听到室内门被打开,就在我的帘子旁,接着克拉默开始下命令。他说得很快,似乎挺满意。一位哑嗓子的侦探让就站在我前面的另一位侦探拿蔡平的拐杖,他扶着蔡平走。他们要把他带走了。喧哗声中,克拉默下令把尸体抬走。两分钟后,沉重的脚步声,尸体抬走了。我希望克拉默或别的什么人可不要恰巧把衣服挂在我的衣柜里,但不太可能,桌上堆着三四件衣服呢。我听到有个声音让另一个人去拿块毯子盖住被搞脏的地方,就是伯顿刚才躺的地方,克拉默同其它人一起走了。那个拿毯子的人回来后,好像只有两人在这儿,他们在拿一个姑娘开玩笑。我开始担心克拉默出于某种原因让他们俩留下了,但很快我听到他们向门口走去,门开了,又关上。
对我的肺来说。我在衣柜里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但我想也许还有人在主卧,我又等了五分钟,默默数着。然后我掀起一点帘子边,往外瞥了一眼,接着拉开帘子,走到外面。空无一人,都走了。室内门关着。我过去转动把手,推开门,走进去。这个房间大约是接待厅的五倍,灯光昏暗,装修精致。对面有扇门,旁边墙中间大开一个拱顶。我听到什么地方有说话声。我往里走,叫道:
“您好!伯顿夫人!”
说话声没了,传来了脚步声。一个男人出现在拱顶下,尽量显得重担在肩的样子。我暗自好笑。他不过是个孩子,约莫二十二岁,干净英俊,衣着鲜亮。他说:“我们以为你们都走了。”
“是的,除了我。我得见伯顿夫人。”
“但他说……探长说不能打搅她。”
“对不起,我得见她。”
“她躺下了。”
“告诉她就几个问题。”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好像觉得他得做些什么,然后转身走了。一分钟后,他回来冲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我随他往前走。
我们穿过一间屋,然后像是走廊,又进到另一间屋。这间屋没那么大,但灯光挺亮,也没装修得很过分。一位穿制服的女佣端着托盘从另一扇门出去了。一个女人坐在沙发里,还有一个坐在椅子里,我在接待厅见过的那个女儿站在沙发后面。我走了过去。
我想那晚洛林·A.伯顿夫人并不在最佳状态,但即便这样,她的智力仍然绰绰有余,一眼就能看出她可不简单。她的鼻子瘦而挺直,嘴唇丰满,黑眼睛十分漂亮。头发编成辫子,向后盘起,刚好露出太阳穴和额头。她的额头或许最为她添色,还有她举首低眉的仪态。她的脖子颇得艺术家之机巧,我曾见许多电影明星想学那种机巧却没怎么学到,她却是骨子里带着的。
她抬着头,我能看出来,虽然丈夫死了,她也不至于慌乱无措到由她女儿作决定的地步,我决定不理别人。我跟她说我想问她些私密问题,希望能和她单独谈。坐在椅子里的女人咕哝了些残忍、没必要等话。女儿红着眼睛盯着我。伯顿夫人问:
“关于谁的私密问题?”
“关于保罗·蔡平。我不想……”我环视四周。
她也环视四周。我看出来了,那孩子才不是什么儿子或继承人呢,他的兴趣所在是这家的女儿,也许已经定了。伯顿夫人说:“有什么关系?去我的房间——你不介意吧,艾丽斯?”
坐在椅里的女人说不介意,站起身。那孩子挽着女孩的胳膊,扶她出去。天哪,他可不能让她摔着,伤了自己。他们出了房门。
伯顿夫人说:“好了?”
我说:“私密问题其实是关于我的。您知道尼禄·沃尔夫是谁吗?”
“尼禄·沃尔夫?知道。”
“伯顿大夫和他的朋友们签署了一项协议——”
她打断了我。“我都知道。我丈夫……”她停下,紧握双手,努力使自己的嘴唇不致颤抖,但几乎失控,这我可没想到。她很快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我丈夫都告诉我了。”
我点点头。“那就省事了。我不是市局的侦探,我是私家侦探,为尼禄·沃尔夫工作,我叫古德温。如果您要问我来这儿做什么,我可以用很多方式回答您,但您得帮我挑一种合适的。这取决于您的感觉。”我做出一副真诚的样子,直率的眼睛,语速很快,“您当然感觉很糟,但不管眼下您内心有多痛苦,您都会继续活下去。我现在得替尼禄·沃尔夫问几个问题,无法顾及礼节,等上一周,您的神经就会有机会又变得坚韧。我必须现在问,否则永远不问。我就在您面前,您告诉我,我的事就了了。您看到保罗·蔡平向您丈夫开枪了吗?”
“没有。但我已经——”
“当然。让我问完。有别人看到他开枪吗?”
“没有。”
我松了口气。这么说,至少我们还没死定。我说:“好。那现在就看您的感觉了。比如,保罗·蔡平根本没向您丈夫开枪。您对此什么感觉?”
她盯着我。“您什么意思——我看到他——”
“您没看到他开枪。我是这样想的,伯顿夫人。我知道您丈夫并不恨保罗·蔡平。我知道他替他难过,他之所以愿意从众,是因为他无能为力。那您呢?您恨他吗?不考虑今晚发生的事,您有多恨他?”
有一秒钟,我想她在跟着我的思路走,然后我看到她的眼里有某种变化,双唇渐渐紧闭。她要把我从她眼前抹掉。我赶紧插进来:
“听着,伯顿夫人,我可不是一只专爱在人家后院闻来闻去的聪明小狗。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我真的全知道,也许比您知道的还多一些。此时此刻,在尼禄·沃尔夫的办公室的柜子里,有只皮盒子。是我放那儿的。有这么大。漂亮的棕色牛皮,精致的金色印花,上了锁,里面装着您的手套和袜子,都快满了。有些是您穿戴过的。哦,等等,让我说完。是保罗·蔡平的。朵拉·里特偷走后交到他手里。那是他的宝贝。尼禄·沃尔夫说他的灵魂在那盒子里。这我不知道,我对灵魂没研究。我只想把这事告诉您。我之所以想知道您是否恨蔡平,哪怕他杀了您丈夫,原因是如果他没杀他呢?您是否无论如何都想看到他们归咎于他?”
她看着我,暂时不想把我从她眼前抹掉了。她说:“我不知道您要干什么。我看到他死了。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来这儿就是要把这事搞清楚。我想让您明白,我并非仅仅出于好奇才在这儿烦您,我有正事。我的事,也许也是您的事。我感兴趣的是看到保罗·蔡平得到他应得的。我想,目前您对什么都没兴趣。您刚受到惊吓,一般女人都会崩溃,您却没有,不过您还是坐好,跟我说说,不要多想。我希望能坐在这儿问您几件事。如果您要昏厥,我会叫您的家人来,然后拔腿走人。”
她松开手,说道:“我不会昏厥,您可以坐下。”
“好的,”我坐在艾丽斯刚才坐的椅子里,“现在告诉我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枪击。谁在家?”
“我丈夫和我,厨师和女佣。还有个女佣出去了。”
“没别人了吗?那个您称做艾丽斯的女人呢?”
“她是我最老的朋友了。她来……刚来。没别人了。”
“然后呢?”
“我在我的房间梳妆,我们要出去吃饭,我女儿已经出门了。我丈夫到我的房间里拿香烟,他总是……他从来记不住自己备好,他的房间和我的房间的门都开着。女佣过来说保罗·蔡平来了。我丈夫去门厅见他,他没直接去,而是先去了他的房间和书房。我能这么说是因为我就站在那儿听。保罗上次来的时候,我丈夫对女佣说让他在门厅等,他去见他之前先去书房,从抽屉里拿了把手枪。我当时认为这种举动很幼稚。这一次,我注意听他是否又去拿枪,他去了,我听到抽屉打开了。然后他叫我,叫我的名字,我问什么事,他回答说没事,没什么,等他把客人打发走再告诉我。那是他最后的……那是我听到的他的遗言。我听见他走过房间——我在听,也许是因为我想知道保罗要干什么——然后我听到噪声,不太大,门厅离我的房间太远——接着是枪声。我跑过去。女佣从餐厅出来跟着我。我们跑到门厅。那里很黑,客厅里的光线也很昏暗,什么都看不见。我听到一个声音,有人摔倒了,保罗在叫我的名字。我打开灯,保罗跪在地上,正要起来。他又喊我的名字,他说他是要跳过去开灯。这时我看到了罗雷,倒在地板上。我跑过去,看到他,我就让女佣去找福斯特大夫,他就住楼下。我不知道那时保罗在做什么,我没注意他,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很多人过来——”
“好,就到这儿吧。”
她停下来。我看了她一分钟,看她情况如何。她又握紧手,呼吸加快,但不那么明显。我不再为她担心了。我拿出记事本和铅笔说:“这件事,您对这件事的描述,有许多需要琢磨的地方。最糟的当然是灯关了。这显然太傻了。等等,我不过是在说沃尔夫所谓的对现象的感觉。我正想好好感受一下。让我们从头开始。您丈夫去见保罗·蔡平之前,在书房喊您,然后又说没什么。您是否猜得出他想说什么?”
“猜不出,我怎么——”
“好吧,您是说他打开抽屉后喊您。是这样吧?”
她点点头。“我肯定是在我听到抽屉打开之后。我一直在听。”
“好的。然后您听到他向门厅走去,然后是噪声。什么样的噪声?”
“不知道,就是噪声,窸窸窣窣的。离得远,门又关着,听不清。”
“说话声?”
“不是。我没听到什么说话声。”
“您听到您丈夫到门厅后关门的声音吗?”
“没有。如果不是把门撞上,我是听不到的。”
“那我们来这样试试。既然您在听他的脚步声,即便他到客厅后您就听不到了,您也能大概感觉出来他什么时候到了门厅。您懂我的意思吧,感觉到他在那儿了。当我说‘开始’,就意味着他刚到门厅,然后您感觉一下时间过了多久。尽量感觉得和当时的时间一样,该响第一枪时,您就说‘开始’。明白了吗?开始。”
我看着手表秒针,从三十开始慢慢爬。她说:“开始。”
我盯着她。“天哪,才六秒钟。”
她点点头。“就这么快,我肯定。”
“那么……好吧。然后您跑到门厅,灯关着。这点您当然不会搞错。”
“不会。灯关着。”
“接着您打开灯,看到蔡平跪在地上,正要起来。他手里有枪吗?”
“没有。他穿着外套,戴着手套。我没看到枪……哪儿都没有。”
“克拉默探长跟您提到了枪吗?”
她点点头。“是我丈夫的手枪。他开了……枪被开了四次。他们在地板上找到的。”
“克拉默给您看了吗?”
“看了。”
“是书房抽屉里的那把枪?”
“当然是。”
“您开灯时,蔡平在说什么?”
“他在叫我的名字。灯亮后他说——我能告诉您他的原话——‘安妮,黑暗里的瘸子,我亲爱的安妮,我正要跳过去开灯。’他刚刚摔倒了。”
“是的,当然,”我在记事本上写完,抬眼看着她,她僵僵地坐着,“我们再往前倒。您一下午都在家吗?”
“不是。我去画廊看图片展,然后去喝茶,大约六点回到家。”
“您回来时,您丈夫在吗?”
“在。他回来得挺早……星期六都回来得早。他在书房和费迪南德·鲍恩在一起。我进去打了个招呼。我们总是……要打个招呼的,不管是谁来了。”
“这么说鲍恩先生在这儿。您知道他来干什么吗?”
“不知道。是……不知道。”
“好了,伯顿夫人。这些您都忍了,很了不起,就都说了吧。鲍恩来干什么?”
“他是来寻求帮助的。我就知道这些。”
“经济上的帮助?”
“我想是的。”
“得到了吗?”
“没有。但和这没关系……别再提了。”
“好吧,鲍恩是什么时候走的?”
“我回来后没多久,我想是六点一刻,也许是二十。大概是朵拉来之前十分钟,她总是六点半准时到。”
“不会吧,”我看着她,“您是说朵拉·蔡平?”
“是的。”
“她来给您做头发?”
“是的。”
“该死。对不起。尼禄·沃尔夫不许我在女士面前说脏字。朵拉·蔡平是六点半到这儿的。好吧。她什么时候走的?”
“她通常要花四十五分钟,所以她是七点一刻走的,”她停下来想了想,“是的,一定是。也许晚几分钟。我想我花了十五分钟穿戴好。”
“这么说朵拉·蔡平七点二十离开,保罗·蔡平七点半到。有意思,他们差点儿碰上。六点后还有谁在这儿?”
“没别人了。就这些。我女儿大约六点半出去的,就在朵拉来之前一会儿。当然我不明白——什么事,艾丽斯?”
我身后的门开了,我转过头。是那女人,她的老朋友。她说:
“尼克·卡伯特打来电话——他们通知了他——问您是否想和他谈谈。”
伯顿夫人的黑眼睛朝旁边闪了一下,看了看我。我把头转向她,让她看清楚。她对她朋友说:“不,没什么可谈的,我不和任何人谈。你们有吃的吧?”
“我们会照顾自己的。真的,安,我想——”
“好了,艾丽斯,好了——”
稍停片刻,门又关上了。我暗自笑了,有些得意。我说:“您刚才说有些事您不明白……”
她没接着说,坐在那儿看着我,眼里有些责备之意,但额头依旧光洁白晳。她站起身,走到桌旁,从盒里掏出一根烟,点燃,拿起一只烟灰缸,回到沙发旁坐下,抽了几口;然后,她看着烟,似乎在琢磨这烟是从哪儿来的;接着把烟在烟灰缸里按灭,坐直身子,似乎刚想起来我在看着她。她突然问:
“您说您叫什么?”
“阿奇·古德温。”
“谢谢。我该知道您的名字。会有些不一般的事发生,对吧?您为什么不让我和卡伯特先生通话?”
“没什么特别原因。目前,除我以外,我不希望您和任何人谈。”
她点点头。“我正是这么做的。古德温先生。您的年龄也就比我的一半多一点,我以前从未见过您。您似乎挺聪明。我想您看出来了,目睹我丈夫死去,被打死,对我的打击有多大。对我来说,我现在所做的非同寻常。除了表面文章,我通常不说这么多。从儿时起,我只和两个人这样说过话。我丈夫,我亲爱的丈夫,还有保罗·蔡平。但我们不是要谈我丈夫,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死了,他死了……我必须对自己说许多次……他死了。他想继续活在我的心里,也许是我想他这样。我想——我真正要说的是——我想我也希望保罗能活着——哦,不可能!”她猛地站起来,再次紧握双手,“真是荒谬,竟然想谈这种事,还是对一位陌生人——罗雷死了,荒谬……”
我说:“也许不谈才是荒谬。您就敞开一次心扉,都吐出来吧。”
她摇摇头。“没什么好敞开的。我为什么想谈这件事?没理由,但我真的想说。否则,我干吗允许您问我问题?我从未像今晚这样对我的内心认识得如此深刻。不是看到我丈夫死去时,不是独自站在我的房间里,看他的照片,意识到他已死去时,而是和那位探长坐在这里时,他告诉我一级谋杀是不接受认罪恳请的。他告诉我,我必须和地方检察官代表谈,必须出庭作证以使保罗·蔡平受到审判和惩罚。我不想让他受到惩罚。我丈夫死了。这还不够吗?如果我不想让他受到刑罚,我又该持怎样一种心态?怜悯吗?我从未怜悯过他。我对生活相当轻慢,但我的轻慢还不足以怜悯保罗·蔡平。您跟我说他有只盒子,装满了朵拉为他偷走的我的手套和袜子,尼禄·沃尔夫说那盒子装着他的灵魂。也许我的灵魂也被装在了一只盒子里,我竟不知道……”
她站起身,很突然。烟灰缸从沙发滑到地板上。她弯下腰,手指没有丝毫颤抖,坚定地捡起烧黑的火柴和烟头放回烟灰缸。我没动,没去帮她。她把烟灰缸拿到桌上,回来又坐在沙发里。她说:
“我一直不喜欢保罗·蔡平。我曾经,在我十八岁的时候,答应嫁给他。当我听说他出事了,落下终身残疾时,我很高兴,因为我不必遵守诺言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但后来我意识到了。我从未怜悯过他。这没什么新鲜的,我想从来没有哪个女人怜悯他,只有男人才怜悯他。女人不喜欢他,包括那些暂时被他迷住的女人。我对他厌恶至极。这一点我想过,我分析过,是他的扭曲令人无法忍受,不是身体上的扭曲,而是神经系统的扭曲,头脑的扭曲。您听说过女人的狡猾吧,但您不像保罗那样了解,因为他就具备这种狡猾。男人若是这样就令人生厌了。有些女人曾为此着迷,但被俘获的那两三个——不包括我,即便在我十八岁时——得到的回报仅仅是轻蔑。”
“他和朵拉·里特结婚了。她是女人吧?”
“哦,是的,朵拉是女人,可她献身于对女性气质的否认。我喜欢她,理解她。她知道什么是美,她的眼睛能发现美。很久以前,正是这一点逼迫她去否认女性气质,她坚强的意志使她得以坚持。保罗也理解她。他娶她,以示对我的轻蔑,他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能在朵拉身上赌一把,因为他可以信任朵拉,只有一种要求令他感到屈辱,而朵拉是不会以此让他难堪的。至于朵拉,她恨他,但她可以为他去死。尽管她否认,她却强烈地、暗暗地希望得到婚姻的尊严。真是个奇迹,保罗同意结婚的唯一条件恰恰是她可以接受婚姻的条件。哦,他们相互理解。”
我说:“她恨他,还嫁给他。”
“是的,朵拉做得出来。”
“她今天会到这儿来,我很吃惊。我知道星期三早晨,她出了一起严重意外。我见到她了。看来她还真有个性。”
“可以这么说。朵拉是个疯子。以法律定义来衡量,我想她不算,可她就是疯了。保罗跟我说过许多次。她也跟我说过,就跟谈论天气的口吻一样。有两种想法是她无法容忍的:一是有哪个女人怀疑她也有柔情,二是有哪个男人竟会把她当做女人。她的个性来自对一切都漠不关心,除了保罗·蔡平。”
“她向尼禄·沃尔夫炫耀说她结婚了。”
“当然。这样她就退出了战场。哦,怎么可能嘲笑她,又怎么可能怜悯她超过怜悯保罗。或许猴子还怜悯我呢,因为我没有尾巴。”
我说:“您刚才在说您的灵魂。”
“是吗?对,是对您说了,古德温先生。我无法对我的朋友谈及此事,艾丽斯,我试过,没反应。我刚才不是说我不想让保罗·蔡平受到惩罚吗?也许我错了,也许我的确想让他受到惩罚,但不要那么粗暴地杀死他。我的脑子在想什么?我的内心又是何感受?天晓得。您刚才说了些什么,我就开始回答问题了,关于他的惩罚什么的——”
我点点头。“我说他只应得其所应得。当然对您来说,这就如一开一关,明摆着的事,那些警察显然也这么想。您听到枪声,跑到门厅,就在那儿摆着,一个活人、一个死人、一把枪。克拉默探长当然已经做好周密部署,诸如动机分析,等等,已经整装待发,更别提他早想和蔡平算账了,蔡平可给他找了不少麻烦。但正如尼禄·沃尔夫所说,把婴儿抛在脑后,推着辆空童车在公园里转的护士,纯属无的放矢。也许我四处看看,还能把婴儿找出来。比如,朵拉·蔡平离开时是七点二十分。十分钟后,蔡平七点半到了。她会不会在外面大厅里等着,然后和他一起回来?也许不行,因为是女佣给他开的门。他也许会趁女佣通报伯顿大夫时,自己给她开门。她也许会从伯顿的衣兜里抢到枪,射击,在您赶到之前逃跑。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没开灯。她在开大门时把灯关了,这样万一外面走廊有人路过,也看不到她。您说她恨蔡平。也许他完全没想到,一点儿也不明白她要干什么——”
她在摇头。“我不信。有可能,但我不信。”
“您说过她疯了。”
“不,如果说朵拉还能喜欢某个男人,那就是罗雷。她不会那么做。”
“不是为了给蔡平预订电椅?”
伯顿夫人看着我,打了个冷战。她说:“这也不比——那样好。太恐怖了。”
“当然恐怖。不论我们从这袋子里掏出了什么,对任何相关之人都不会是什么惊喜,也许除了蔡平。我该说说另一种可能性。伯顿大夫是自杀。他关了灯,这样蔡平就看不到他在做什么,就不会大喊大叫,泄露天机。也很恐怖,但很有可能。”
她没有像听到第一个猜想时那么不安,只是平静地说;“不,古德温先生,实在难以想象罗雷有什么理由自杀而我不知道,还想把罪名安在保罗或其它什么人身上,不,根本不可能。”
“好吧,伯顿夫人,刚才您还亲口说,会有些不一般的事发生。不过就这案子来看,谁都有可能作案——任何能进入门厅、知道蔡平在那儿而伯顿大夫一会儿就到的人都有可能。顺便问一句,今晚不在的那位女佣有可能吗?她有钥匙吗?她是什么样的人?”
“是的,她有一把钥匙。她五十六岁了,跟了我们九年,自称管家。问她,您是浪费时间。”
“我还是对她的钥匙感兴趣。”
“她早晨来时会带着钥匙。如果您愿意,到时候可以见见她。”
“谢谢。再来说另一位女佣。我现在能见她吗?”
她起身走到桌边按铃,又拿起一根烟点燃。我注意到她的背影,你会以为她只有二十岁,除了头发。但她有些委靡不振,站立时肩膀下垂。她挺直腰,转身回到沙发坐下。门开了,全班人马上台:厨师、女佣、朋友艾丽斯、女儿和男朋友。厨师拿着一只托盘。伯顿夫人说:
“谢谢,亨利,现在不要。别再送了,请你别再送了,我真的吃不下。其它人,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们想和罗斯谈几分钟。只有罗斯。”
“但是,妈妈,真的——”
“不,亲爱的,请出去,就几分钟。约翰尼,太好了,我非常感激。到这儿来,罗斯。”
男孩儿脸红了。“啊,没关系,伯顿夫人。”
他们从门口退出去。女佣过来站在我们面前,想咽口唾液,似乎没成功。她的表情很古怪,想表现出同情,可又太震惊、太恐惧,不过平时她的表情也会相当古怪——宽大扁平的鼻子,攒在一起的眉毛。伯顿夫人对她说我想问她几个问题,她看着我,就好像得知我要把她沿河卖到南方去。接着她看到了我膝盖上的笔记本,那样子就更惨了,我说:
“罗斯,我很清楚你在想什么。你在想那个男人已经记下你对他的问题的回答,现在我又要记,然后我们会比较,如发现不一致,就把你带到帝国大厦顶上扔下去。忘了这些愚蠢的念头。来吧,忘了它。哦,”我转向伯顿夫人,“朵拉·蔡平有房门钥匙吗?”
“没有。”
“好,罗斯,今晚朵拉·蔡平来时,是你去开的门吗?”
“是的,先生。”
“你请她进来时,她是一个人?”
“是的,先生。”
“她离开时,是你去送她吗?”
“不,先生,我从不送人。库尔茨夫人也没去。是她自己走的。”
“她离开时,你在哪儿?”
“我在餐厅。我在那儿待了很久。还没开始备饭,我在那儿擦杯子。”
“我想鲍恩先生走时,你也没去送吧,是那位——”
“是的,先生,我知道鲍恩先生。没有,我没送他,不过他早就走了。”
“我知道。好吧,你没送任何人出门。我们还是回到迎接的话题上吧。蔡平先生到时,是你去开的门吗?”
“是的,先生。”
“他是一个人吗?”
“是的,先生。”
“你打开门,他进来,然后又关上门。”
“是的,先生。”
“好,看看你是否还记得这点,记不住也没关系,也许你还记得蔡平先生对你说了什么?”
她看着我,又斜眼看看伯顿夫人,然后低头看地板。起初,我以为她在编谎话,后来我明白了,我抛给她的这个问题实在太复杂,不能以是或不是来回答,她被搞糊涂了。我说:“说呀,罗斯。你看,蔡平先生进来,你帮他拿帽子和外套,然后他说——”
她抬起头。“我没帮他拿帽子和外套。他穿着外套,戴着手套。他让我告诉伯顿大夫他到了。”
“他就站在那儿,还是走到椅子前坐下?”
“我不知道。我想他会坐下的。我想他跟在我后面,但走得很慢,我回房间通知伯顿大夫。”
“你离开门厅时,灯开着吗?”
“是的,先生,当然。”
“你通知伯顿大夫后,去哪儿了?”
“我回餐厅了。”
“厨师在哪儿?”
“在厨房。她一直在那儿。”
“伯顿夫人在哪儿?”
“她在她房间换衣服——对吧,夫人?”
我笑了。“当然。我只是想搞清你们的位置。伯顿大夫马上就去了门厅吗?”
她点点头。“嗯……也许不是马上,但很快就去了。我在餐厅,听到他开门走过去。”
“好,”我站起来,“现在我要让你做件事。我想我不该跟你说这很重要,但的确重要。你去餐厅,把杯子拿下来,反正就是做你通知伯顿大夫后做的事。我会从餐厅门去门厅。伯顿大夫走得快还是慢?”
她摇摇头,嘴唇开始颤抖。“他就那么走。”
“好吧,我就那么走。你听我走过去,然后估算过多久听到第一声枪响,然后大喊‘开始’,要让我在门厅能听到。明白吗?首先你最好告诉——”
我停下来是因为她的嘴唇,她的嘴唇越来越高。我拦住她。“别那样。看看伯顿夫人,学学该如何表现。你是为她这么做。来吧。”
她紧闭双唇,就这样咽了两口唾液,然后张嘴说:
“枪声是一起响的。”
“好吧,就算是。时间到就喊‘开始’。你最好先告诉别人你要大叫一声,否则他们都会跑到这儿来——”
伯顿夫人插了一句:“我去说。罗斯,带古德温先生去书房,告诉他怎样走。”
这位伯顿夫人可真不是一般人,我越来越喜欢她了。也许她的灵魂在某处的盒子里,但她体内的其它东西,我是说胆量,都在它们该在的地方。如果我喜欢收藏,我也不会介意收藏她的一副手套。
罗斯和我走出房间。她显然是避开卧室,带我沿边墙走,直接到了书房。她指给我怎样从另一扇门走,就离开了。我环视四周:书、皮椅、收音机、烟台、窗边一张方桌。桌子带抽屉,当然,枪就放在那儿。我走过去,拉开抽屉又关上。然后从另一扇门出去,照罗斯说的路线走。我的步速中等,经过餐厅门,穿过中厅,走过一间大房间,然后过客厅。我看着表,打开通往门厅的门,进去,关上门——
还好已提醒了别人,为了让我听见,罗斯这声声嘶力竭的“开始”,让远在门厅的我都觉得简直是审判日的最后一声惨叫。回来时我加快了脚步,以免她再喊一声。她已回到伯顿夫人待的房间。我进去时,她站在沙发旁,脸色如纸般惨白,像是晕船了。伯顿夫人拍了拍她的胳膊。我走过去坐下。
我说:“我差点儿没赶到。最多两秒钟。当然她估算得快了,但也说明时间很短。好吧,罗斯,我不会再让你喊了。你是个勇敢的好姑娘。就问两个问题。你听到枪声,就和伯顿夫人一起跑到了门厅。对吗?”
“是的,先生。”
“你到那儿看见了什么?”
“什么都没看见。那儿很黑。”
“听见了什么?”
“我听见地板上有声音,接着听到蔡平先生叫伯顿夫人的名字,这时灯亮了,我看到了他。”
“他在做什么?”
“他要起来。”
“他手里有枪吗?”
“没有,先生,我肯定他手里没枪,他两手扶地,想要站起来。”
“然后你看到了伯顿大夫?”
“是的,先生,”她咽了口唾液,“伯顿夫人走到他身边,然后我看到了他。”
“然后你做了什么?”
“嗯……我想我就站在那儿,然后伯顿夫人让我找福斯特大夫,我跑下楼,他们告诉我福斯特大夫刚出去,我跑到电梯——”
“好,就到这儿。”
我看了一遍笔记。伯顿夫人又在拍罗斯的胳膊,罗斯看着她,要撇嘴。我的表指示差五分十一点,我在这房间里待了近两小时。有件事我还没问,也许没必要问,不管怎样,可以等等再说。这些已足够让我睡个好觉了。我翻着笔记,突然想到还有一点我得搞清楚。我把笔记本和铅笔装进衣兜,看着伯顿夫人:
“没罗斯的事了。我的事也完了,除非您能让罗斯——”
她抬头看着女佣,冲她点点头。“去睡吧,罗斯,晚安。”
“哦,伯顿夫人——”
“好了,你听到古德温先生说了,你是个勇敢的姑娘。去睡吧。”
女佣看了我一眼,可不那么友好,又看了看她的女主人,转身出去了。门一在她身后关上,我就站起来。
我说:“我这就走,但还有件事,想请您帮忙。您要相信我,在这件案子上,尼禄·沃尔夫和您的愿望是一样的。我跟您直说,您不想让保罗·蔡平因杀死您丈夫坐上电倚,他也不想。我不知道他下一步要怎么走,由他定,但他也许需要某种身份,比如,如果他跟克拉默探长说让他看看那把枪,他不能说就因为好奇,总得给个更好的理由。我认为保罗·蔡平不会雇他,您怎样?如果我们说是受您委托,事情就好办多了。当然,没有任何委托费,即便我们所做的正是您所希望的。我可以写下来,如果您希望我这么做。”
我看着她。她的头仍然挺得很直,但眼睛和嘴角有些疲惫。我对她说:“我这就走,不会赖在这儿拿这事儿烦您,就说可以或不可以。如果您不愿躺下休息,就发泄出来,那也是一种放松。怎么样?”
她摇摇头。我以为她是在说不,对我说不,但和刚才的摇头不同,这回倒不像是冲我来的了,她说:“我爱我丈夫,古德温先生,是的,我爱他。有时我不同意他的做法。他更是常常不同意我的做法——尽管他很少说出来。他会不同意我现在这么做——我想他不同意。他会说,听天由命吧。他常这样说——很有风度——关于保罗·蔡平他也常这么说。他死了……哦,是的,他死了……但就当他活着,让他说去吧。我也活着,也要说我常说的话,只要我认为是我的事,我就不会罢手。他不会想让我对他,死去的他,再作什么让步。”她猛地站起身,突然又加了一句,“即便他想让我作出让步,我不知道我是否会那么做。晚安,古德温先生。”她伸出手。
握住她的手,我说:“也许我听懂了您的意思,但我喜欢简单明了。尼禄·沃尔夫可以说是受您委托,对吧?”
她点点头。我转身走出房间。
在门厅,我从桌上拿起帽子和外套,同时又向四周看了一眼。我从衣柜里拿出黑包。开门时,我查看了一下锁,是这种阶层的人家里常用的那种锁,门边有反撞按钮,使栓不至于落下。我试了试,管用。听到走廊里有声音,我走出去,门关在身后。椅子里坐着一个人,不想站起来,只是扭着脖子上的皮,看是谁在摆弄门。不出我所料,是克拉默留下的探子,保护家人不受骚扰。
我戴上手套,简明友好地对他说:“谢谢,朋友,请相信,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您的所作所为。”然后向电梯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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