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两点——也就是星期日凌晨——我坐在办公室我的桌边，哈欠连天。沃尔夫坐在桌子后面，正在看我给他打出来的时间表。我自己也有一份。此时正值汇报间歇，他之所以叫暂停，是要在脑子里梳理一下事件的前前后后。那份时间表是这样的：

        六点零五分 伯顿夫人到家。家里在场的人：伯顿、女儿、鲍恩、 女佣、厨师

        六点二十分 鲍恩离开

        六点二十五分 女儿离开

        六点三十分 朵拉·蔡平到

        七点二十分 朵拉离开

        七点三十分 保罗·蔡平到

        七点三十三分 伯顿遭枪击

        七点五十分 弗雷德·德金打电话

        我看着我的那份，打着哈欠。弗里茨给我热的炖松鼠肉早已下肚，我还喝了两杯黑麦威士忌。弗里茨做炖松鼠肉用的黑糊糊的调味汁，使牛奶喝起来就像放坏的橄榄汁。我向沃尔夫汇报了几点重要细节，没说是怎么搞到的。沃尔夫向希巴德解释说，侦探和魔术师一样，首要的任务且需常记在心的就是保持职业神秘感，于是希巴德上床睡觉去了。那个电话引发的进展已经改变了当时正在洗澡的希巴德的世界。他没怎么吃好，尽管不必照顾牙齿上贴的金叶。他曾执意要给五六十个人打电话，首先是他侄女，靠着那些关于承诺之尊严的高谈阔论才遏制住了他的冲动。这事还不算完，沃尔夫让弗里茨切断了希巴德屋内的电话线。现在他在楼上，也许睡了，也许在围着承诺之尊严绕他的心理学圈圈。我继续向沃尔夫汇报，连个面包渣都没漏掉。还作了些讨论。

        我把我的那份时间表扔在桌上，又打了个哈欠。终于，沃尔夫说：

        “你要明白，阿奇，我想我们大可不必费周折查找杀害伯顿大夫的凶手，只管继续我们的工作。我认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人们在作决定前，先理智地想一想。唉，这世上像我们这样的明白人只有三四个，我们还宁愿袖手旁观。我们的劣势在于成功不取决于事实，而取决于我们的客户举手表决。光是干出名堂还不行，还要让我们的客户举手表决认定我们的确干出了名堂。既然这种安排不可变更，我们也就必须弄清楚是谁杀了伯顿大夫，这样当无法靠晓之以理影响表决时，就可动之以情。你明白吧？”

        我说：“我很困。当我要等到半夜才能吃晚饭，又是吃炖松鼠肉时……”

        沃尔夫点点头。“是的，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比疯子好不了多少。还有件事。从我们的立场来看，伯顿案最糟糕的就是对蔡平的影响。他不能来这儿取他的盒子或者为其它目的到这儿来了。这就有必要通过莫利先生去见他了。他们会把他关在哪个监狱？”

        “我想是在中央大街。有三四处可以关他，最有可能的是‘墓地’。”

        沃尔夫叹了口气。“讨厌的喧哗。得有两英里多，将近三英里的路程吧。我最后一次离开这房子是在九月初，因为有幸与艾伯特·爱因斯坦同桌共进晚餐，回家时就赶上了雨。记得吧？”

        “记得。我怎么会忘呢？雨下得那么大，路都湿了。”

        “嘲笑我。讨厌……啊，好吧，既是职责所在，我不会假装善心大发，也不会事到临头还抱怨不已。既然被控谋杀者不能保释，既然我必须和蔡平先生谈一谈，去中央大街走一遭看来在所难免，但我们要先搞清楚是谁杀了伯顿大夫。”

        “还有别忘了，也许天亮之前，那瘸子就会向克拉默承认是他干的，把一切都倒出来。”

        “阿奇，”沃尔夫对我晃了晃食指，“如果你坚持……算了。克努特国王说过这话。我不过是学舌，扯淡，我还没对你说清吗？现在流行说一切皆有可能。其实，可能的事很少，少得可怜。蔡平先生杀死了伯顿大夫就不在其中。我们是在做一个项目。我不指望你能清除脑子里所有的谬论，这些熟悉的小虫子会爬进你的脑室，但我真的希望你不要让它们干扰我们必须采取的行动。很晚了，两点多了，该睡了。我已经说明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晚安，睡个好觉。”

        我站起身，打个哈欠，困得都没脾气了，只是机械地说：“好的，老板。”就上楼睡觉了。

        星期日早晨，我起得挺晚。那天我被派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早起也没用，所以我两次醒来看了看表，又接着睡了。终于，九点半左右我滚下床，洗个澡，擦把脸。系衬衫扣子时，我发觉我在吹口哨，便停下来想为什么这么高兴，也许是因为保罗·蔡平被关在了铁栅后，看不到街对面房前的阳光，我却尽收眼底，甚是得意。不吹了。我是要为这个人的自由而战，怎么能有此念头。

        这是十一月的星期日早晨，我朝楼下喊，告诉弗里茨我已经洗好澡，一探头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在沙锅里抹了黄油，加四勺奶油、三只生鸡蛋、四根兰伯特香肠、盐、辣椒、辣椒粉、香葱，放到炉里。去厨房前，我先去了趟办公室。安德鲁·希巴德在那儿看早报。他说他没怎么睡，已经吃过早饭，还说真希望能穿自己的衣服。我告诉他沃尔夫在顶楼陪他的兰花，如果他想看兰花，欢迎前往。他决定去看看。我打电话给中央大街，他们说克拉默探长还没到，也不能肯定他什么时候能到。于是我去厨房，慢慢享受沙锅及其附属品。当然，两份报纸都在头版报导了伯顿大夫遇害的消息。我仔细读着报导，很惬意。

        然后我去车库取车，朝市中心开去。

        我到时，克拉默在办公室，没让我等。他在抽一支大雪茄，心满意足的样子。我坐下，听他和两名侦探讨论如何说服哈勒姆的某位市民不要在杂货店收银员的脑壳上做解剖实验。那两名侦探走后，我冲他笑了笑。他没对我笑，猛然把椅子转过来，问我想干什么。我告诉他我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谢谢他昨晚让我在伯顿大夫家旁观。

        他说：“是呀，我出来时你已经走了。觉得很无聊吗？”

        “的确无聊，什么线索都找不到。”

        “是呀，”但他还是没笑，“这种案子很棘手，什么都对不上。我们只有杀人犯、枪和两个证人。好了，你想干什么？”

        我对他说：“我想要的很多。您也能提供，探长。好吧，您可以慷慨一把。我想知道您是否在那把枪上找到了指纹。我想知道蔡平是否解释了他为什么要把谋杀策划得如此业余，他可是专业人士。但我真正想做的是和蔡平聊聊。如果您能为我安排——”

        克拉默笑了。他说：“我还想和蔡平聊聊呢。”

        “好，很高兴为您传话。”

        他抽了口雪茄，再把它从嘴里拿出来，直截了当地说：“告诉你吧，古德温，我倒真想坐在这儿和你闲聊，但今天是星期日，我很忙。所以，听好。首先，即便我让你见蔡平，你也得不到什么。这瘸子倔得像头驴。昨晚我在他身上花了四个小时，我向上帝保证，他连年龄都不愿告诉我。他不说话，除了他妻子，他不和任何人说话。他说他不想要律师，事实上，我们问他想让谁来，他什么都不说。他妻子来看了他两次，他们俩的话谁也听不到。你知道我在润滑舌头方画还是有点经验的，可他绝对是牙关紧咬。”

        “是呀。您掐他了吗？我不外传。”

        他摇摇头。“没碰他。听着，昨晚和尼禄·沃尔夫通过电话后——我想你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我就料到你们会想见他。我决定不作为。他就是说得天花乱坠，也没门儿。想想我们是怎么抓住他的，我不明白你们怎么还会对这个感兴趣。见鬼，沃尔夫这辈子就不能处在下风一回吗？等等，你不必提醒我沃尔夫对我可不薄，有一两笔人情债我还欠着他。等我找到合适的人情，会还他的，但不论这瘸子在我面前如何守口如瓶，我还是小心点儿吧。”

        “好吧，不过是再多费点儿周折罢了。沃尔夫会通过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安排的。”

        “让他去。他要这么做，我不会插一杠子。依我看，只有两个人能见蔡平，他妻子和他的律师。他没有律师，要让我说，也没什么妻子。听着，既然我已拒绝帮你，帮帮我怎样？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见他？嗯？”

        我笑了。“您绝对想不到。我是要问问他，在他有机会亲自处理之前，他希望我们如何处置安德鲁·希巴德的残骸。”

        克拉默盯着我，哼了一声：“开玩笑。”

        “做梦也不敢呀。当然如果他不开口，也许他不会告诉我该怎么做，但我或许能找到什么方法打开他的话匣子。您看，探长，您总该有些人性吧。今天是我生日，让我见见他。”

        “没门儿。”

        我站起来。“他什么都没说，这多大可信度？”

        “这可是实话实说。我们什么也探不出来。”

        我说对他的善意我万分感激，然后告辞。

        我上车向北开去。我并没垂头丧气。虽然没什么成果，可我本来也没什么奢望。想想昨晚保罗·蔡平坐在伯顿家门厅里的样子，我可是看到他那张面具似的脸了。克拉默发现他不健谈，这我丝毫不感意外，即便我见到了他，估计也听不到什么。

        我把车停在第十四街，去烟店给沃尔夫打电话。“又说对了，他们得问他妻子，他是喜欢白肉还是红肉，他连这都不说。他对律师不感兴趣。克拉默不让我见他。”

        沃尔夫说：“好极了。去找伯顿夫人。”

        我回到车里，继续向北开。

        我在楼下大厅等着，他们打电话通知伯顿家，古德温先生来了。希望她这一夜没有胡思乱想。沃尔夫曾说、最指望不上女人的，就是信守诺言。但她没改主意，我被请上了电梯。上得楼去，一位我没见过的女佣又请我去了昨晚那个房间——我估计她是管家库尔茨夫人。她很不友好而且顽固。我很高兴，关于钥匙等问题，用不着问她。

        伯顿夫人坐在窗边的椅子里，脸色苍白。如果刚才有人陪着她，也被她打发走了。我对她说我就不坐了，只想替尼禄·沃尔夫问她几个问题。我开始念记事本上的第一个问题：

        “除了您已经告诉我的，昨晚保罗·蔡平是否还对您说过些什么？如果是，他说了什么？”

        她说：“没有，什么都没有。”

        “克拉默探长给您看了打死您丈夫的那把枪。您在多大程度上能肯定那是您丈夫的枪，是他放在抽屉里的那把枪？”

        她说：“很肯定。枪上有他的名字缩写，是朋友送的。”

        “昨晚，朵拉在房间里待了五十分钟，这期间她是否去了或者有机会去书房？如果是，当时书房里是否有别人？”

        她说：“没有。”突然，一片阴影飘进她眼里，“等等——是的，她去了。她刚来，我就让她去书房取本书。我想当时那儿没别人。我丈夫在他的房间换衣服。”

        “最后一个问题。鲍恩先生是否有机会单独在书房？这您清楚吗？”

        她说：“是的，有机会。我丈夫到我房间里来问我一个问题。”

        我把记事本装进兜，对她说：“您能否告诉我是什么问题？”

        “不能，古德温先生，我想不能。”

        “也许很重要，不会见报的。”

        她的眼里又飘过一片阴影，但只是片刻犹豫。“好吧。他问我，我是否很喜欢埃斯特尔·鲍恩——她是鲍恩先生的妻子——甘愿为她作出很大牺牲。我说不是。”

        “他跟您解释他是什么意思了吗？”

        “没有。”

        “好吧，就这些。您一夜没睡？”

        “没有。”

        通常只要有时间，我就会说个不停，但对于当时的情况，实在没什么好介绍的了。我说了谢谢，她点了点头，但实际上头没动，这听起来不太可能，但我发誓她就是这么做的，然后我就告辞了。穿过门厅时，我稍作停留，留心几个细节，比如室内门旁开关的位置。

        去市中心的路上，我又给沃尔夫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从伯顿夫人那里得到的信息，他说他在和安德鲁·希巴德玩纸牌。

        我到佩里大街时是十二点二十分。因为是星期日，没什么人，便道上很空，整个街区只停着两辆车，二〇三楼前停着辆出租车。我把车停在对面的马路上，下了车。我注意到了出租车的车牌号，也看到了驾驶座上的司机。我转过去走过人行道，他的头歪靠在车窗框上，闭着眼。我一只脚踩在踏板上，探身进去说：

        “早上好，斯科特先生。”

        他吓了一跳，看着我，眨了眨眼。“哦，”他说，“是小尼禄·沃尔夫。”

        我点点头。“名字无所谓，不过我叫阿奇·古德温。生意还好？”

        “亲爱的朋友，”他的嗓子里发出些噪声，朝左边便道上吐了一口，“生意很好。我上次见到你是什么时候，星期三？才四天。你很忙吧？”

        “还行，”我又往前探了探，“听着，皮特尼·斯科特，我不是来找你的，但碰到你很高兴。尼碌·沃尔夫听说你一周前就认出了安德鲁·希巴德，却不要五千美元的悬赏，他说你的幽默感真令人钦佩。要知道，为了把那五千美元搞到手，找个借口可太容易了。我不会像他那么说话。不过沃尔夫没恶意，只是古怪而己。既然看到你，我想该告诉你，你的朋友希巴德正在我们那儿做客。昨天我带他去那儿吃晚饭。如果对你没什么影响，他想再躲两天，直到我们把事情都搞定。如果你突然变得贪财了，保持你的幽默感不会让你损失什么。”

        他咕哝道：“这么说你们找到安迪了。你们只需两天时间就能把事情搞定。我还以为所有的侦探都很笨呢。”

        “是啊，我们是够笨的。我笨得连你昨晚是不是送朵拉·蔡平去了九十街，又把她送回来都不知道，正要问你。”

        “好吧，问吧。我会说不是我。”他的嗓子又发出噪声，吐了一口——一个总想喝一杯的人再次向喉咙里想象中的拥堵物发起无用的进攻。他看着我，接着说：“要知道，兄弟——原谅我这么随便——你们找到了安迪，我挺窝火，但也很佩服，你们还算聪明。无论如何，罗雷·伯顿是个相当好的人。他死了，保罗·蔡平又进了大狱，不好玩儿了，再也不好玩儿了，连我都觉得不好玩儿了。关于我的幽默感，尼禄·沃尔夫说得没错，的确令人钦佩。我是个人物，喜欢挖苦人，”他又吐了一口，“不过去他妈的吧，昨晚我没送蔡平夫人去伯顿家，她自己开车去的。”

        “哦，她自己开车。”

        “当然。夏天，她和她丈夫去郊外野餐。这事儿现在看起来真是好笑，我想他们不会再去了。我不知道她今天干吗用我，除非是她不想把车停在‘墓地’前——她来了。”

        我下了踏板，后退一步。朵拉·蔡平出了二〇三楼门口，朝出租车走过来。她换了一件外套和围巾，但脸还是一样，小灰眼睛也一样。她拿着一只长方形鞋盒大小的盒子，我想里面是为她丈夫准备的星期日盛宴。她似乎没看到我，更别提认出了我；她一脚踩上踏板，突然回头直勾勾地盯着我，我第一次在她眼里看到一种我能叫出名字的眼神，可不是喜悦。你可以说是邀请，如果你能接着说出来她要邀请我做什么。管他呢，我走上前说：

        “蔡平夫人，能与您同行吗？我想告诉您——”

        她上了车，砰的一声关上门。皮特尼·斯科特一踩离合器，挂上挡，开走了。我站在那儿，看着出租车远去，情绪不太高，因为我就是来找她的。

        我走到街角，打电话告诉沃尔夫我不回去吃午饭了。我并不很介意，反正我还没想好拿十点钟买的鸡蛋、奶油和香肠怎么办。我买了份《纽约时报》，回车里舒舒服服地待着。除非她有什么克拉默探长所不知道的吸引力，否则他们不会让她在“墓地”待很久。

        就这样，我等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快两点了，我正在想要不要去弗雷德·德金这周经常光顾的熟食店看看，当第八十次听到汽车声抬起头时，我看到出租车缓缓减速。我已想好了怎么做。朵拉的眼睛如此虎虎有生机，我琢磨着要想在楼下和她见面，然后一起上楼，估计得不偿失；我要等她进楼，再劝皮特尼·斯科特带我上去。有他在旁边，她或许会让我进去。又没机会了。皮特尼·斯科特没把车停在门门，而是又往前开了几码，然后他们俩一起下车，进了楼。我盯着他们，骂了几句，决定不再等。我下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了二〇三楼。我上了电梯，对电梯工说五层。他对我略微有些怀疑，很正常，但没问什么。我在五层下电梯，按“5C”的门铃。

        对那天下午在保罗·蔡平家发生的事，我无法装出很自豪的样子。这事儿的结局不比蔡平案好多少，并非我的错，“不过你对此事的看法完全取决于你的角度”。沃尔夫后来对此作的那一两句评论似乎暗示我很傻，但要让我真心实意地承认可不成。废话少说，事情是这样的：

        朵拉·蔡平来开门，我跨了进去。她问我要干什么，我说我要问皮特尼·斯科特点儿事。她说他过半小时就下去，我可以在楼下等，接着就要关门，都碰到我的脚了。我说：

        “听着，蔡平夫人，我还想问您些事。您以为我是您丈夫的敌人，但我不是。我是要帮他。这是实话。他没剩几个朋友了，无论如何，听我说说对您总没什么损害吧。我有话要说，我可以对警察说，而不是对您，但相信我，您不会喜欢我那么做的。让我进去。皮特尼·斯科特在这儿。”

        她把门敞开说：“进来。”

        也许她的态度转变应让我有所怀疑，但我没有。我只是以为我吓住她了，而且更加确信如果她丈夫没杀伯顿大夫，就是她杀的。我进屋，关上门，跟着她穿过门廊、客厅和餐厅，到了厨房。房间挺大，家具齐备，看来日子挺红火。坐在厨房一张釉面桌旁的是皮特尼·斯科特，正在吃一块焦黄的炸鸡，盘里还有四五块。我对朵拉·蔡平说：

        “我们要不让斯科特先生独自享受他的美味？”

        她冲一把椅子点点头，指着鸡说：“还有好多呢。”然后转向斯科特：“我给你倒杯酒。”

        他摇摇头，嚼嚼，咽下去。“我都十天没喝酒了，蔡平夫人，不开玩笑，真的。咖啡煮好，我想来一杯。来——你说你叫古德温，对吧——帮我一起吃。蔡平夫人说她吃过了。”

        我饿了，我得承认鸡肉看起来不错，这意味着我应该一起吃。更别提沙拉了，里面加了青椒。我坐下，斯科特递来盘子。朵拉·蔡平走到炉边，把咖啡壶下的火关掉。她的脖子后面还有不少绷带，剃掉头发的地方挺难看。那天在办公室我没觉得她有这么高——相当高大。她去餐厅拿东西，我咬了两口鸡肉，吃得更欢了，跟斯科特攀谈起来。过了一会儿，朵拉·蔡平回来了，拿着咖啡杯和一碗糖。

        肯定就在咖啡里，也许她直接放进了咖啡壶，可我没尝出味道有什么异常。咖啡挺浓，挺好喝。不过，她一定是把能找到的所有安眠药片还有别的什么东西都放里面了，天晓得，劲儿真大。我给斯科特递烟时，开始有所感觉，同时我也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他比我要早几秒钟。朵拉·蔡平又出去了。斯科特看着她出去的那扇门，想从椅子里站起来，却不能够。我真正记住的最后一个场景就是这个，他想从椅子里站起来，虽然此后，我一定又做了什么，因为我醒来时，身在餐厅，距离通往客厅的门还有一半路程。

        待我苏醒过来，天已黑了。这是我意识到的第一件事，有好一阵，我只知道这件事，因为我动不了。我努力睁开眼。我可以看到在我右边，似乎很远的地方有两片昏暗的光，长方形，面积挺大，我努力思索那是什么，猛然意识到那是窗户。我所在的房间很黑，而街灯已经亮了。接着我努力思索我在哪个房间。

        我的意识恢复了，但乱成一团。我还是不知身在何处，尽管已经绞尽脑汁。我在地板上翻了个身，手碰到一个金属东西，挺尖，我把手缩回来，跪在地上，开始爬。我撞到一张桌子，一两把椅子，终于撞到了墙。我沿着墙爬，肩膀抵着墙，绕过家具，爬两步，就停下来摸索一番，终于摸到了门。我想站起来，但不行，只好摸摸我的上方，找到开关，按下，灯亮了。地板上有东西，我爬过去，伸展额头和太阳穴的肌肉，以使眼睛睁开，刚才吓了我一跳的金属东西是我的钥匙串。我的钱包也在地上，记事本、铅笔、折刀、钢笔、手绢——都是我兜里的东西。

        我抓到一把椅子，想撑起来，但动不了。我试了试，摔倒在地。我想找部电话，屋里没有，我爬到客厅，摸到门边的开关，打开灯。电话在对面墙边的架子上，看似遥不可及，我真想躺下，就此放弃。这个愿望如此之强烈，我有心大喊永不言弃，以鼓励自己，却喊不出声。终于我爬到架子旁，靠着架子坐在地板上。我够到电话，拿起话筒，放到耳边。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很微弱。我告诉他沃尔夫的电话号码，听到他说他听不清，于是我大喊一遍，这回气够足了。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另一个声音，我喊道：

        “我找尼禄·沃尔夫！”

        另一个声音含含糊糊，我告诉他大点声，问他是谁，然后明白了是弗里茨。我让他叫沃尔夫接电话，他说沃尔夫不在，我说他疯了，他含含糊糊地说了许多，我让他再说一遍，大点声，慢点说。“我是说，阿奇，沃尔夫先生不在家。他去找你了。有人来找他，他跟我说他去找你。阿奇，你在哪儿？沃尔夫先生说——”

        电话拿不住了，掉在地上，全完了，我的头掉到手心里，闭上眼，我想人们将我的行为称做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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