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板上坐了多久,我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就这样手托头,努力想使自己清醒,好再拿起电话。也许是一分钟,也许是一小时。问题是我本该专心于电话,脑子里却总是闪过沃尔夫已走这个念头。我的头抬不起来。终于,我听到了什么声音,声音持续不断,越来越响。我好不容易才渐渐意识到有人似乎想把门撞开。我抓住电话架顶端,挣扎着站起身。我想只要扶着墙,我就能立着。然后我沿墙转到通往门廊的门,再沿墙走到大门口,声音就是从那儿发出的。我手扶门,开锁,转动把手,门呼地打开,我又倒在地上。进来的两个人踩到了我,然后就站在那看着我,我听到他们在说什么烂醉如泥,电话都没挂上。
那时,我的舌头利索多了,已经能说明白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一个人出去找大夫,另一个扶我起来,朝厨房走。他打开灯。斯科特从椅子上摔下来,在地板上蜷成一团。我的椅子侧倒在一旁。我感到阵阵冷风,那人说了些窗户什么的,我看看窗户,玻璃碎了,有个大洞。我一直也没搞明白,我把什么扔到了窗外,也许是盛鸡的盘子。不管怎样,楼下的人不够好奇,没理会。那人弯腰晃了晃斯科特,他毫无知觉。我再次扶着墙和家具回到餐厅,坐在地上,收拾我的东西,放回兜里。我有些着急,因为我觉得少了什么,可我想不出来是什么,突然我意识到丢的是沃尔夫送我的皮夹,一面印着手枪,一面印着兰花。我的警证和持枪证也在里面。天哪,我又哭起来。正哭着,出去的那人和大夫一起回来了。我边哭边使劲儿用指关节顶着太阳穴,好让我的脑子去想朵拉·蔡平为什么给我下药,搜我的身,而且什么都不要,偏偏拿走那只皮夹。
我和大夫起了争执。他坚持说给我用药前必须知道我吃了什么。他去卫生间查那些瓶瓶罐罐,我跟在他后面真想暴打他一顿。我开始有了各种念头,这些念头渐渐要把我的脑子胀破了。快走到卫生间时,我把大夫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斯科特蜷在地板上的样子有些不对劲儿。我转身向厨房走,因为太自信自己的恢复能力,所以又摔倒在地,我爬起来,接着走。看着斯科特,我明白了:他穿着衬衣,出租车司机的灰夹克没了。我正琢磨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大夫拿着一杯棕色东西进来。他说了些什么,递给我杯子,看着我喝下去,然后走到斯科特身边跪下。
那东西很苦。我把空杯子放在桌上,抓住去叫大夫的那个人——这时我认出来了,他是电梯工——我让他下楼把蔡平家的电话接进来,然后出去看看斯科特的出租车是否还停在街边。我又一次走过餐厅,走到客厅,坐在电话架旁的椅子上,接通了接线员,告诉她电话号码。
是弗里茨接的电话。我说:“我是阿奇。你才说沃尔夫先生怎么了?”
“怎么了……沃尔夫先生走了。”我的听力好些了,我听得出来他在努力使自己的声音不要颤抖,“他跟我说他去找你,还说他怀疑你想威胁他增加工资。他去——”
“等等,弗里茨,慢点儿说。现在几点?我的表是差一刻七点。”
“没错,对的。沃尔夫先生已走了将近四个小时了。阿奇,你在哪儿?”
“去他妈的我在哪儿。出了什么事儿?有人找他?”
“是的,我去开的门,有个男人递给我一个信封。”
“是出租车司机吗?”
“是的,我想是。我把信封交给沃尔夫先生,很快他就到厨房来跟我说他要出去。希巴德先生帮他穿的外套,棕色大领子的那件,我帮他拿来帽子、拐杖和手套——”
“你看见出租车了吗?”
“看见了,我和沃尔夫先生一起出去的,帮他开的车门。阿奇,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我能做什么——”
“你什么也做不了。让希巴德先生接电话。”
“但是阿奇,我很担心——”
“我也很担心。稳住,弗里茨,别乱,让希巴德接电话。”
我等着,一会儿就听希巴德说“您好”。我对他说:
“我是阿奇·古德温,希巴德先生。听着,我不能说太多。等尼禄·沃尔夫回家时,希望我们能告诉他您是守信的。您答应了他,星期一晚之前不与外界联系。明白吗?”
希巴德听起来很烦躁。“我当然明白,古德温先生,但我觉得——”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去管您觉得怎么样。您要么遵守诺言,要么不遵守。”
“嗯……我遵守。”
“好。跟弗里茨说有事我再打电话。”
我挂上电话。大夫给我的棕色东西看来有效,虽然效果不是很明显,我的脑袋里像是有把地狱之锤在猛砸。电梯工回来了,站在那儿。我看着他,他说斯科特的出租车不在了。我又拿起电话,克拉默不在办公室,附近也找不到他。我从兜里掏出钱包,耐心地找出电话号码单,给克拉默家里打电话。起初他们说他不在,但我说服他们改变了主意,终于克拉默接了电话。我从未料到警察的声音在我耳里听起来会如此美妙。我告诉他我在哪儿,以及发生了什么事,还说我正努力回想那天他是怎么说的,要还尼禄·沃尔夫一个人情。他说不论他怎么说的,他都是认真的。我告诉他:
“好,您有机会了。那个恶毒的蔡平疯女人偷了辆出租车,把尼禄·沃尔夫带走了。我不知道去了哪儿,就算我脑子清醒了我也不知道。她是在四小时前搞到他的,可以把他带到奥尔巴尼或其它什么地方。不管她是怎么骗的他,我以后再和她算账。听着,探长,看在上帝的分上,派个管事的去查辆棕色出租车,一辆施托伊弗桑特,MO29-6342。记下了吗?再说一遍。您能让电台播出吗?能把消息传到威斯特切斯特、长岛和泽西吗?听着,从我得到的信息看是她杀了伯顿大夫。天哪,我要是抓住了她——什么?我没激动。好的,好的,探长,谢谢。”
我挂上电话。有人来了,站在一旁。我抬起头,是名警察一脸傻笑地看着我。他问了我几句话,我让他脱鞋歇歇脑子。他还想耍耍嘴皮子。我把头搁在电话架上,瞄准,在木头上梆梆磕了几下,没用。电梯工对警察说了些什么,警察去厨房了。
我站起身去开窗,又差点儿栽下去。空气冰冷刺骨。我当时觉得只能确定两件事:第一,我的头继续这样下去就会爆炸。第二,沃尔夫死了。很显然,那女人把他弄进出租车后,除了杀死他,还能干什么?我站在窗前,向外看着佩里大街,尽力使我的脑袋不致爆炸。我觉得整个纽约都在我面前,在我和对面房子中间——炮台公园、河滨、中央公园、弗拉特布什、哈勒姆、公园大道,尽收眼底——沃尔夫就在某个地方,我不知道在哪儿。我想起件事,抓住窗框,探身看楼下。车还在,就在我停的地方,挡泥板反射着路灯光。我有个念头,如果能下楼将车启动,我就能开走。
就这么办,但离开窗户前,我得想好去哪儿。一个人,一辆车,即便他肩膀上的脑袋还能使,找到那辆出租车也非易事,根本就是无望。但我觉得有件重要的事我可以做,有个重要的地方我可以去,我只是想不起来是哪儿。突然我意识到我想去的地方是家。我想见弗里茨,想在房间里找找,亲眼证实沃尔夫不在,看看那些东西……
我不再犹豫,松开窗框,穿过房间,刚到门廊,电话就响了。我跌跌撞撞地回到电话架旁,拿起话筒说“喂”。有个声音说:
“切尔西―2―3―9―2―4?请转蔡平公寓。”
我差点把话筒掉了,四肢僵硬。我问:“是哪位?”那声音说:“是想给蔡平家打电话的人。我没说清楚吗?”
我把话筒放下,抵住我的一根肋骨,待了一会儿,我可不想出丑。然后我重新对着话筒说:“恕我冒昧,听声音像尼禄·沃尔夫。你在哪儿?”
“啊,阿奇!听完蔡平夫人的一席话,我真想不到会听见你在公寓楼当接线员。这我就放心了。你怎么样?”
“好极了,太棒了。你怎么样?”
“还行。蔡平夫人总是急刹车,这鬼车又那么颠——啊,好了,阿奇,我可站着呢,我不喜欢站着打电话。我也不想再上那辆出租车了。你要是方便,就开我那辆轿车来接我。我在布朗克斯河旅店,伍德朗火车站附近。认识吗?”
“认识。我这就去。”
“别着急。我在这儿还算舒服。”
“好的。”
耳边响起他挂机的咔嗒声。我挂了电话坐下。
我很生气。当然不是对沃尔夫,甚至也不是对我自己,就是生气。生气因为我打电话向克拉默求助,生气因为沃尔夫远在格兰广场另一头,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子;生气因为我得去那儿,而我是什么样子我很清楚。我觉得我的眼睛要闭上了,于是猛地仰起头。我决定下次见到朵拉·蔡平,不论何时何地,我都要用我的折刀把她的脑袋割掉,彻底割掉算了。我想去厨房让大夫再给我点棕色东西,但我看不出那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打电话给第十大道的车库,让他们给轿车加满袖,开到路边,然后我起身准备溜走。我可真不想走路,让我干什么都可以,除了爬。我走到门廊,开门,出去,到了电梯前。这时我要面对两个新问题:电梯就在那儿,门大敞着,可我没戴帽子,没穿外套。我不想回厨房去叫电梯工,首先太远,其次,如果警察发现我要走,他也许想把我留下,做笔录。要是那样,我不知道我会做何举动。我真的回到了门廊,反正门开着,拿了帽子和外套,又回到电梯,进去,想办法关门,拉杆,居然碰到了下行键。电梯开始往下走,我靠在了墙上。
我以为我及时地松开了拉杆,没想到电梯跟一吨砖头似的砸到底层,震得我倒在墙边。我站起来打开门,头顶两英尺的地方是一个黑糊糊的走廊。我爬上去,站起身,是地下室。我向右转,好像是对的,总算转了运,蒙着了。我走到一扇门前,穿过去,又过了一扇大门,到了户外,我和便道之间只隔着几层坚实的台阶。我上了台阶,过马路,找到车,坐进去。
我现在都无法相信,我居然开着那辆车离开佩里大街,到了三十六街,又到了车库。我大概是连碰带撞地开着车,从街道一侧的楼前弹回,再从另一侧弹回。但这种理论有个问题,就是第二天,车上没有一道划痕。如果有人在记录奇迹,可为我记上一笔。到车库了,我没下车,鸣笛,史蒂夫走出来。我大致向他描述了我的情况,跟他说希望有人能帮他照看车库,因为他得开那辆轿车,送我去布朗克斯。他问我要不要喝一杯,我冲他大吼大叫。他笑了,走回车库。我上了停在路边的轿车。很快,他又走出来,穿着一件外套,上车开走了。我告诉他去哪儿,头靠在车角的垫子上,但不敢闭眼。我使劲睁大眼睛,每次眨眼都要努力睁开。我这边的车窗玻璃摇了下去,冷风打着我的脸,我们似乎是以每分钟一百万英里的速度绕着圈,转得我上气不接下气。
史蒂夫说:“到了,先生。”
我咕哝了一句,抬起头,再次睁大眼。车停了。到了,布朗克斯河旅店。我感觉是旅店找到了我们,而不是我们找到了它。史蒂夫问:“你能走吗?”
“当然。”我再次咬紧牙关,打开门,下了车。我走过便道,刚想穿过一扇栅栏门,又咬咬牙,绕了过去。我穿过门廊,冰冷的几张空桌子,没有人。我打开门,走进主厅。几张桌上放着衣服,几位客人三三两两地坐着。我要找的那位客人坐在远处的角落里,我朝他走去。尼禄·沃尔夫就在眼前,毫发未伤,坐在一把砍掉一半也还宽敞的大椅子里。他的棕色大衣搭在旁边的椅子上,桌子对面,我看到了朵拉·蔡平脖后的绷带。她面对他,背对着我。我走了过去。
沃尔夫冲我点点头。“晚上好,阿奇。这样我就放心了。给你打完电话,我想或许你的身体状况不容许你穿过这复杂的迷宫。太好了。你见过蔡平夫人了。请坐。你好像站着不太舒服。”
他举起啤酒杯,喝了两口。我看到他的盘了里还有些残渣,朵拉·蔡平的盘子已经空了。我把他的帽子、拐杖从椅上拿开,坐下。他问我是否想来杯牛奶,我摇摇头。他说:
“我承认这有点儿让人不好意思,我本来是出去救你,最后却让你来救我。如果那是斯科特先生的出租车,他也该换换弹簧了。如果你能把我安全送回家——你肯定行——这可不是你今天唯一的成就。你使我和蔡平夫人在这种奇特的境况下相遇,虽不是有意为之,却已经为我们的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我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你,因为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可是好消息。蔡平夫人太好了,已接受我的保证——”
这是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我还能记住的就是我的两个太阳穴之间紧绷的一根弦突然断了。沃尔夫后来跟我说,我晕倒时,他要扶却没来得及,结果我的脑袋重重地撞在桌上,响声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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