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除了争论双方外，还有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在场，还有许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场，他们不但是公正的裁判员，而且也是积极参加讨论的发言者。

        胡绳说“两个凡是”那篇社论他不知道。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大家不知道他发表过怎样的意见，并且大家对他本来没有太多的意见。他在11月25日东北组发言时，似乎表示不赞成把真理标准问题说成是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看法。这个看法是1978年7月17日至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的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的问题讨论会上，周扬发言提出来的。

        熊复的这封信送到中央后，邓小平批示：

        (三)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在这个党的高层会议上，可以面对面地进行交锋。同在一个组的人交锋，就是不同在一个组看到别的组的简报也交锋。我记得当时看西南组的简报，就看到胡绩伟和熊复的对话，熊复为自己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行辩解，胡绩伟就列举事实，而且抛出不少文字材料来证明熊复的不老实，使用严密逻辑进行辩论，使得熊复最后无话可说。这样可以使得讨论更为深刻而且生动具体。《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那场真理标准讨论的主持者之一，他了解的情况很多，体会很深，在西北组做了多次发言。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与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是同事，曾与吴、胡、熊等一起反对“四人帮”，一起在“批邓”中受批挨斗。“四人帮”粉碎后，我对“两个凡是”是坚决反对的，我也有许多意见，在西北组我也做了许多次发言同那几位交锋。

        为什么这些同志在25日前保持沉默，25日后却很快一起出来表态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的同志说，他们在会议中讨论经济问题时出来发言是转移会议方向，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的看法是11月25日以前，他们还指望中央表态不一定会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25日下午第三次大会特别是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正式表态后，他们认为再顶不下去了，只好出来表态，可是立场没能转变过来，发言中漏洞百出。不过这样倒也能使出席者了解更多的情况，深化自己的认识。

        5月《光明日报》发表真理标准问题文章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深入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这个会的参加者中许多人都在本地区本部门参加过讨论，发表过意见，许多人对这一方面的事情相当熟悉。11月10日会议开幕后不久，在分组会上，发言谈到这个讨论的人不少。25日大会后的分组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比以前更加热闹。这是由以下三个原因促成的：一、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重大冤假错案等已经在25日大会上得到了解决，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个还未能解决的问题，自然会使人感到需要集中时间去讨论。二、指名批评了汪东兴，使人们发言更没有顾虑了。三、在25日以前，李鑫、吴冷西、熊复、胡绳这些同志都一直保持沉默。会议的许多出席者对此本来就有很大意见。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大家一直在等待着看这些同志如何表态，也可以说正盯着他们。可是25日后忽然所有的人都纷纷出来表态，有的口头讲，有的做书面发言。

        最近出版了一本沈宝祥写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这本书的作者指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讨论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决战取得全胜的阶段。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后，吴冷西立刻打电话给胡绩伟，责备这是“砍旗”。这件事不少人早有所闻，现在在工作会议上吴冷西的发言又不好，也引起各分组出席者的不满。总之李鑫等几位同志的表态引发起中央工作会议分组会上纷纷发言，形成了这方面发言的高潮。

        (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时间特别长，特别集中。30来天的分组会，几乎每天的会议都直接间接接触这个问题，参加对这个问题讨论的发言是大量的、普遍的。

        (六)在这个会上还有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要在会议上对这场讨论表态，给这场讨论做政治上的结论。

        (二)因为中央工作会议是一个高级的党内会议，因此有关的事情可以揭露得很彻底，发言也可以做到坦率和尖锐，不发生模糊、藏头露尾的情况。

        吴冷西则辩解说胡绩伟听错了他的意见。可是经过分组会上询问后，他申述自己的观点，各组的人看了简报之后，认为他的说明恰好证明胡绩伟电话是可信的。

        (四)在这个会上把汪东兴等在上面支持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人也点了出来，这样就把有关这场讨论的问题搞得更加彻底更加深刻，这一点在学术界讨论时是不便指明的。

        真理标准讨论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质，即带有很强的政治上的针对性，它是一个为了批判“两个凡是”而提出和展开的哲学问题讨论。这一讨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有它不同于学术会议和报刊上进行讨论的特点。这个特点似乎可以归纳成这么几条：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嘛。”邓小平问：“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是卷入。”

        李鑫对真理标准问题讲得很简单，抽象地说了自己觉悟不高之类的话。由于李鑫欠的账很多，大家向他提问题更着眼于他对康生的态度，尤其因为他参与康生“悼词”的起草工作。在“四人帮”粉碎后，他讲出康生曾揭发江青有历史问题等，为康生涂脂抹粉。人们的发言就集中在这些方面，没有集中追问真理标准问题。

        这个会议有一个特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提出者、发动者、组织者与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坚持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在会上。

        端正思想路线的大辩论从一个哲学常识开始，邓小平说，“常识不应该成为问题”，《红旗》“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真理标准讨论与“两个凡是”的短兵相接。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这场讨论的积极参加；三位秀才的三次联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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