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区中山东路与开明街转角一带，商店林立，车水马龙，一片繁华景象。但在四十多年前，这里却是一块被人们称为“鼠疫场”的废墟。从旧社会过来的宁波市民决不会忘记，是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细菌战，使宁波人民遭受了一场绝无仅有的鼠疫灾难！

        

惨祸经过

        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飞机频繁空袭宁波。如1939年4月28日到5月2日五天之内，日机连续九次轰炸宁波市区，死伤居民达四、五百人，使宁波遭到空前浩劫。接着，日军竟以灭绝人性的手段，在宁波市区空投细菌武器，造成一场鼠疫惨祸。

        1940年10月22日早晨，一架日机从东北方向侵入宁波市区上空，盘旋一周而去。有人在敌机越过时听到屋瓦上沙沙有声，感到十分惊异。接着，在中山东路、东后街和开明街一带的商店住户发现屋瓦上、天井里有麦子、面粉、粟米之类的粉粒散着，拐角处更多，有人还发现了内容荒谬的传单和红色的小跳蚤。隔了几天以后，到10月30日，住在开明街的一个叫梅友小贩的儿子突然死去，开明街66号豆汁店夫妇两人也暴病身亡，当晚，东后街同顺提庄的一个店员也染疾死去。附近商店往户的人也相继发病，出现高热、头痛、巴腺肿胀疼痛、神志有时不清等症状，分别向鄞县中心医院和华美医院求治。

        11月1日，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医师对患者俞元德进行检查，结果：“体温39.3度，脉搏120次，心肺无异常，腹部触诊肿大有压痛，两侧鼠蹊肿痛，白血球18000”，查不到虐原虫，可判定不是恶性虐疾。同日，鄞县卫生院医师孙金钻到中心医院会诊，该院工作人员也到病家访问，经他们初步诊断，认为可能是鼠疫。11月2日，华美医院丁立成医师进行动物试验，将患者俞元德的血和淋巴穿刺液注射于荷兰鼠腹膜内，次日下午荷兰鼠即死，经解剖腹膜，得到无数鼠疫杆菌，诊断俞元德患腺鼠疫。随即，鄞县当局电告省卫生处，请求协助扑灭，并将血片送省复检。

        11月4日宁波《时事公报》报道称：“本埠市中区东后街、开明街一带流传之疫症，发现于上月30日，迄今己过6日，经鄞县政府卫生指导室、鄞县卫生院，及各公私立医院救治检验之结果，已可断定为鼠疫”，“自疫症流行以来，患者已达36人，死者16人，现有未愈者20人”。

        疫势蔓延，人心惶惶，当地政府不知所措，急忙邀集医务界商议防治措施。11月2日晚，开始封锁疫区，范围从中山东路124号，经开明街，至东后街143号及太平巷一部分，共115户，253人/a>。接着成立了一个防疫办事处，又设立甲、乙、丙三人隔离病房及消毒处，掩埋队等。

        但疫情继续发展，死亡人数激增。据当时防疫处防治组长、中心医院院长张方庆调查统计，从10月30日到11月10日，疫区内30户、173人中，患病者80人，其中已死亡74人，死亡率达92.5％。其中全家死亡的有9户，如开明街66号滋泉豆汁店全家5人全部死亡，东后街136号王成林一家6口全部丧生。死亡人数最多的是中山东路260号宝昌样西服店，15人患病有14人死亡，中山东路266号元泰酒店6人患病，5人死亡

        到了11月底，住在东后街、开明街交叉一角的病人几乎全部死亡，死在隔离病房中的计97人，加上在外地死亡的病人总计死亡117人。死者尸体都运往西南郊老龙湾深埋，情景十分凄惨。一位在此次惨祸中罹难又得救的幸存者，元泰酒店学徒钱贵法，诉当时的惨象说：“我在隔离病院从床上滚到地下，又从地上滚到铺下，又滚出来，亲眼看到平时熟悉的朋友张大了口，瞪着眼，弯着头死去”。“上海书店老板从床上跳起来，在地板上爬，手指像要抓破地板似的。不时有人在喊，一个人死了，一个人死了。也有的尚未气绝就被装进棺材，隔离医院里一片哭声，我们的家属去病院里呻吟哀号，惨叫之声，真不忍闻呀！”

        1940年11月30日晚，国民党地方政府为彻底扑灭鼠疫，焚毁了疫区全部民房和商铺计137间。受难家属眼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敌人毒害致死，自己的财产被付之一炬，悲痛欲绝。但事后，重庆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替受害者家属伸冤，却派来了一个以奥国奸细为顾问的考察团，为敌人的罪行辩护。当时宁波各界捐募的50万救济金，又被当局贪污肥私，置受难者于不顾

        

铁证如山

        宁波这场鼠疫灾难究竟是谁造成的？疫源从何而来？当时的浙江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等5人曾向重庆国民党政府作过报告，认定宁波和衢州发现的鼠疫都是在敌机投掷混杂跳蚤的棉花、麦子等物之后直接引起的。1940年12月6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函电重庆行政院称：“查敌机近在浙省境内散布毒物，业经该省卫生处检查处断为鼠疫杆菌”。浙江省政府12月10日报告：据陈万里等人函电称，鄞县10月29日发生鼠疫，“缘自发病前一星期敌机曾在疫区上空掷小麦二升左右”。李济深同年电渝称：据12月11日刘经邦电报，宁波西陷发现鼠疫，衢县戍支发现鼠疫，“两处于疫前均有敌机掷下小麦谷类，且混有跳蚤”。

        1944年初，浙江省卫生处长孙序裳撰文中说：“对1940年鄞衢二县暴发鼠疫‘来路’问题，许多人认定是‘因为当时该二县都在事前有敌机飞过上空撒下来许多麦子样的东西和跳蚤’，这‘是有关敌人实行细菌战的问题。这一点，是鼠疫史上前未曾有的新事件’

        1950年2月，宁波惨遭日本细菌战残害者家属的控诉和目击者的追述，提供了更加确凿的证据。加幸存者钱贵法说：“1940年10月22日，有一架单翼日机从东北方很低地飞来，在开明街、东后街一带掷下许多小麦、麦粉和粟子，同时还散发画着日、德、意国旗和有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传单，传单大意是说，重庆正在闹饥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尚有余粮来接济你们。日寇企图以传单上的这些话来骗我们，第二天下了一阵大雨，落在屋顶上的麦粉等都被冲下地来。到了30日邻居的豆腐店主赖富生夫妇都病死了”，“不几日我也染疫送进隔离医院，同我一起的病人都相继死亡了”，“只有我是从死里逃生出来的”。

        另一位幸存者、当年宝昌祥西服店的张信财和受难者家属林云金、武仁泉等6人都说：“当时久和祥烟纸店陈老板及胜利昶老板卢桂生和宝昌祥百货店的一个伙计，都曾亲眼看见日机撒下的麦子中有跳动的小东西，并见麦子撒下几天之后，有麦子的一带地区就发现了患鼠疫的病人”。当年曾在宁波鼠疫防疫处工作的钟辉说：“当鼠疫发生后，那些在隔离病室里的病人对我说，当日机飞来时，看见有许多麦子、粟子一齐落下来，还有许多跳动的小东西，后来我穿了白色防蚤衣和油布短靴在疫区里工作后出来时，下半身爬着很多颜色红红的、比平常较小的跳蚤。凡是落麦子最多的人家，就死人最多”。

        当时参加治疗工作、在宁波行医已32年的丁立成医师说：“从我所保存的宁波传染病流行情况统计材料来看，1940年以前宁波不曾有过鼠疫病患者。1940年日机在本市开明街永耀电力公司附近撒下麦子以后，该地就发生了鼠疫，共有99人染患，其中仅有2人被治愈。1941年日寇占领宁波后，军医机构十分庞大，并且天天派专人到我医院里查问有没有传染病患者。同年5月，西北街西北村有一王姓病人求治，当时抽血进行动物接种，接种后的天竺鼠不久即发作病死，乃证实是鼠疫。”“日寇军部的军医便将死天竺鼠的脾割了一块去”。这说明日寇早有准备，在占领宁波后调查散布鼠疫苗后的效果。

        

战犯供词

        1949年12月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审讯了日军在华细菌战部队（即由石井四郎发起和指挥的“731部队”）的罪犯。细菌战犯对他们所犯的罪行均供认不讳。12月25日晚审讯731部队总务部长兼生产部长川岛。被告川岛供认：“石井中将曾拿一份中国医学杂志给我看，杂志上面记述着1940年间宁波一带发生鼠疫流行病的原因。他把这份杂志给我看过之后又对我说，第731部队派出的这个远征队在宁波一带从飞机上撒放过鼠疫跳蚤，结果是在那里引起了鼠疫流行病”。

        12月26日审讯原日军731部队第四部生产小队长栖泽。被告栖泽供认：“第一次远征是1940年举行的。这是下半年的事。我的直属上司即生产分部长铃木少佐，曾吩咐我们制造伤寒症细菌70公斤和霍乱症细菌50公斤。我从铃木少佐口中知道，这批细菌是为供给由石井将军率领到中国内地去的特殊远征队而制造的……，同时我还知道该远征队随身带去了5公斤的鼠疫跳蚤。我记得，石井将军率领的那个远征队开到了华中汉口一带，在那里把鼠疫跳蚤和各种细菌当作武器去实际使用过。”“当时为了搜集关于此次动作效果的情报，特留下了一个由野崎少佐带领的专门小队，结果野崎少佐弄到了几份记载有关宁波一带瘟疫流行消息的报纸。”“记得，这报纸上写过，在宁波一带发生此次瘟疫之前，有数架日本飞机在上空飞过时掷下过某种东西”。

        12月27日审讯原关东军医务处长、细菌战发起人之一的梶塚。被告梶塚供认：他听731部队长北野说：“石井部队内派出了由几个人组成的远征队，该远征队带着必需数量的器材到上海以南地区去动作，从空中撒放了鼠疫跳蚤。同时，他还说这次实验所得的结果是很不错的”。还审讯了原南京“荣”字1644部队长佐藤，佐藤供称：“当我在‘荣’字部队供职时，我曾亲自听到太田大佐及小野寺中佐说：1940年在宁波一带，1941年在常德一带，1942年在浙赣一带动作时，均使用过细菌武器。并且当时所使用的都是从飞机上撒放的鼠疫跳蚤。”

        12月26日审讯731部队教育部长西俊英，被告西俊英供认：“1940年8月或9月间，我到过北京防疫给水部司令部……，那里收到了由南京防疫给水部司令部交来的一个文件，我从这个文件中知道了在宁波一带使用细菌的消息。”西俊英还说：“我看见过一部说明第731部队所派远征队于1940年间在华中一带动作情形的纪实影片。”“起初银幕上映演的，是装有染疫跳蚤的器皿安置到飞机翅膀上去。接着是一段说明这器皿内藏有鼠疫细菌。即有四五个人坐上飞机向‘敌人’方向飞行；到了敌军上空。随后几副镜头是表示飞机动作，中国军队移动及中国村庄情景的。接着就出现有一股烟气脱离飞机翅膀向下坠去。随后就有一段解释，说明这股烟气乃是撒放到‘敌军’头上的鼠疫跳蚤。然后飞机飞回机场。银幕上出现了‘作战完毕’几字。……随后有数人下机，首先下机的是石井中将，跟随在他后面的是碇常重少佐，其余的人我不认识。随后出现了‘战果’二字，映出一份中文报纸以及从这份报纸上译成日文的一段消息。解释文上说，在宁波一带忽然间发生了强烈的鼠疫流行病。最后一幅镜头，是表明中国卫生队身穿白大衫在发生鼠疫的地区消毒情形”。上述细菌战犯的供词足以证实日军1940年10月在宁波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是确凿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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