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冬天，正当晋西北黄土高原白雪皑皑、寒风凛冽的时候，驻扎在宁武、静乐、方山等地的日军，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以后，向我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首府——兴县城，发动了一次报复性的大“扫荡”。日军采用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企图要把兴县城造成“无人区”，以此达到消灭八路军，赶走共产党，破坏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之目的。

        

两次偷袭

        晋西北的兴县城，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悠久灿烂的文化遗产。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刚爆发，由贺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120师358旅和359旅，奉命挺进敌后，开赴抗日前线，开创和建立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120师司令部和政治部以及晋西北行政公署等抗日领导机关，大部分都驻扎在兴具李家湾、蔡家崖附近。经过几年的艰苦创建，兴县成了晋绥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晋绥边区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文化宣传教育事业以及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其他设施都设立在兴县，当时有人称兴县是晋西北的“小延安”。如果说陕甘宁边区是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大本营”，那未就其地理位置来讲，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则是“大本营”通向全国各地的走廊，而兴县则是走廊的咽喉，从“大本营”过往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军事物资以及领导同志，都要通过晋西北，走兴县，然后分别转向各抗日根据地。

        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妄图消灭这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一年中进行了三次大“扫荡”。第一次于1940年春季，驻扎在忻州等地的日军，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用闪电式的战术，突然“扫荡”晋西北，偷袭兴县城，妄图一举摧毁我抗日民主根据地。日军第9混成旅团从宁武出发，经神他、五寨、岢岚等地，直取兴县城；日军独立第3混成旅团从忻州、静乐、娄烦等地出发，经方山、岚县、合击兴县；日军109师团从离石出发，经三交、临具、白文等地，合股包剿兴县。除此而外，驻扎在交城、文水等地的日军，分两路向兴县界河口进发，以配合日军的突然袭击。

        岂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日军遣兵调将，准备进犯兴县城的时候，驻扎在兴县李家湾的八路军120师指挥部侦得日军出击的消息。这时，由贺龙、关向应率领的120师主力部队刚从冀中回师晋西北，部队还没有来得及休整，便投入了激烈的反“扫荡”战斗，经过一场殊死的搏斗，不仅粉碎了日军的残酷“扫荡”，消灭了1400多名日伪军，同时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方山、临县、岚县等三十具城和三交、河口、马坊、东村、普明、娄烦、圪洞、岔口、安业等11个集镇。

        日军挨了打，吃了败仗，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于1940年的夏天，从太原，大同等地，又调集了一部分兵力，二次偷袭兴县城。

        日军第一次出击，由于八路军和各抗日武装部队的阻击，不但没有摧毁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而且连兴县城也没有进，就被八路军打垮了。此次，日军调动了大批兵力，集中主攻方向，长驱直入，突然包围了兴县城。八路军120师领导同志事先得知日军的行动，有意放弃兴县城，他们机动灵活地指挥晋西北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协助当地群众立即转移。贺龙、关向应、续范亭等同志，率领八路军和山西新军暂1师、工卫旅、决死第4纵队和第2纵队以及其他抗日武装部队，活动在晋西北的深山老林，采取声东击西、化整为零、分股合击的游击战术，和日军展开了周旋。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打。由于我军熟悉地理地形，且又得到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持，所以能够牵着敌人的牛鼻子转，把日军引进深山峡谷，利用晋西北山高坡陡、沟壑纵横的有利地形，打得日军首尾不能相顾。根据中共晋西北区党委主办的《抗战日报》记载：1940年7月4日，驻扎在兴县城关附近的2000多日伪军，在八路军和当地游击队的袭击下，分三个梯队、先后退缩到兴县二十里铺以东之阳会崖、明通沟一带。此地是由贺龙、关向应预先摆好的作战区。八路军120师指战员和工卫旅、暂一师、决死4纵队的将士早就严阵以待，埋伏在二十里铺、阳会崖的山头上，只等日军进入我伏击圈。

        日军此次出击，到处挨打，到处碰壁。自从进入我根据地，没有吃过一顿安然饭，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然觉。一出门，不是碰上八路军和游击队射来的枪弹，就是陷入八路军的包围圈，左冲右突，进退维谷。日军在兴县城硬着头皮驻了11天，由于八路军的袭击，日军提心吊胆，偷偷摸摸向岚县逃窜。走到二十里铺以东的阳会崖，突然遭到八路军猛烈袭击。因为此地是一个深山峡谷，两面是悬崖峭壁，日军在谷中行进，八路军在谷中两面的山头上射击，打的日军有手不能还击，有腿没法逃跑，日本指挥官，像饿浪扑食，挥舞战刀，硬逼着日伪军反扑，可是不管日军如何挣扎，怎么也拼不过从两面悬崖上扔下来的手榴弹。一次又一次的冲击，都被八路军打的屁滚尿流，像一坡被砍倒的高粱捆，一批又一批地从石坡上滚下来。

        日本侵略军遭到八路军的猛烈阻击，无法突围，只好退守在白崖沟和阳会崖的峡谷里，向驻守在忻州的日军指挥官求援，要求派兵接应。日军像乌龟一样，在峡谷中整整爬卧了一天两夜，一直等到第三天的拂晓，由保德派来的一批增援部队才把这股残敌接应回静乐。此次战斗一直进行了三天两夜，消灭了日伪军2200多名，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这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晋西北著名的二十里铺战斗。

        

血染古城

        日本侵略军连续两次“扫荡”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均被我军阻击，不但没有达到破坏我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目的，而且损兵折将，丢盔弃甲，被打的狼狈逃窜。日本侵略者是极其凶恶的敌人，他们不见棺材不掉泪。1940年冬，日军经过一番策划，于12月下旬第三次“扫荡”晋西北。这次，采取了极其野蛮的“三光政策”，企图挽回前两次“扫荡”遭受的惨败。在飞机的掩护下，用大炮开路，步兵猛攻，横冲直闯，占领了兴县城。因为我军事先得到了日军出击的消息，所以所有党、政、军机关全部转移了，其中有一部分老百姓亦跟着部队转移了。日军一进县城，看见是一座空城，知道我军早有戒备，于是立即派出搜山队，四处搜查抗日军民，在县城留了一部“破击队”专门烧、杀、抢、掠。

        兴县城是晋西北的一座古老城池，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知名人士，诸如明末清初的尹同皋，曾任四川省巡抚、明末都堂；清乾隆年间的“一门三进士”孙嘉淦、孙鸿淦、孙扬淦，以及地方绅士，他们在县城修建了许多豪华的府院，加上建筑奇特的十多处寺院、庙宇，构成了一座古老而又文明的山城闹市。此次，日军一进山城，就四处点火，遍地冒烟，顷刻之间，一座古城变成了一片火海。全城几乎所有的建筑物被烧毁。日军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不论是初生的婴儿，还是年过花甲的老人，谁也逃不脱敌人的魔掌。兴县城北关紫沟段，有四五十个没有来得及躲避的老百姓，遭到日军的大屠杀。日军抓住这些无辜的群众，用刺刀硬逼着赶进山沟里，走得慢的被当场刺死。居民吕铁孩想逃跑，被日军抓住以后，扔在北城墙下的深沟里，摔得脑浆迸裂。日军把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赶进紫沟以后，用刺刀逼着人们剥光衣服，“老少配对”，善良无辜的老百姓怎能忍受这种无耻的暴行！有个老大爷随手抓起一块大石头，向敌人砸去，结果遭到敌人的惨酷杀害。日军在他的身上连捅了几刺刀，然后又搬起那块石头，向老大爷的头上砸去……

        接着日本强盗架起机关枪向人群扫射，可怜的老百姓随着敌人的枪声，一个个倒在血泊中。此时，人们的叫骂声、呐喊声和嚎陶大哭声震撼了悬崖峡谷，死难者的鲜血染红了山城大地。当日军屠杀完老百姓离开现场的时候，有个五、六岁的小女该，抱着被日军刺伤的胳膊，哭天唤地，在尸体中寻找她的爹妈。过了好几天，当人们去收尸的时候，发现有个30多岁的妇女，被日军刺死后怀中还紧紧抱着她吃奶的婴儿。

        日军在兴具城西关桥郭家沟，抓住70多名没有逃脱的群众，把他们赶进康家大院，先把妇女拉出来，在几孔被日军放火烧毁门窗的窑洞里进行强奸，有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拉住她的妈妈不放，被日军抓起来，甩到大门口的石墩上，摔得脑浆迸裂，鲜血四溅。日军发完兽性，然后把那些半死不活的妇女又赶出窑洞大院，让伪军在活人身上练刺杀。这伙强盗先刺男人，后刺女人，人们发出凄惨的叫声。有个十来岁的小男孩，被日军捅了一刺刀，日军走了以后，他从死人堆中爬出来，一手拖着他的弟弟，一手抱着被日军捅破了的肚子，在尸体中走来走去……

        西崖上有一部分老百姓，躲藏在西庵寺内。他们以为西庵寺是“圣地”，日军不会践踏，因为在同年7月间，日军在第二次“扫荡”兴县时，凡是躲在天主堂、耶稣堂里的老百姓，都没有被抓获。当时，日军想用强化治安，奴役老百姓，所以没有施用残酷的镇压手段；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一些国家还保持着友好关系，所以没有侵犯各国在华的传教徒，也没有抓捕躲藏在天主堂和耶稣堂里的老百姓。这次可就不同了。日军发现西庵寺内躲藏的人群，便把西庵寺包围起来，接着，有几个刽子手跳进寺院，手舞战刀，乱砍乱杀。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想躲没法躲，想跑又跑不了，只好让敌人砍杀。当日军离开西庵寺的时候，寺院中留下横七竖八的数十具尸体，有的缺腿断膀，有的身首异地，有的开胸破肚……其残暴目不忍睹。此次日军在兴县城屠杀了370多人，烧毁房屋3000余间，抢走耕牛、毛驴400多头，抢走和屠杀猪羊800余只，金银财物洗劫一空。

        

遍地烧杀

        日军“扫荡”晋西北，血洗兴县城，不但破坏了一个文明古老的山城，而且把战火燃烧到乡下。全县东起黑茶山，西到黄河畔，凡是日军走过的地方，到处硝烟弥漫，杀人放火。

        1940年12月26日凌晨，一股日军窜到城东郭家峁，找不到群众，先是放火烧毁了全村的房屋，该村刘须则的母亲因病没有来得及躲藏，被日军活活地烧死在窑洞里。

        日军放火烧毁了村庄，然后又派出搜山队，四处搜捕捉拿老百姓。郭家峁、程家沟底材的80多个老百姓，躲藏在庙梁临时开挖的四孔土窑洞里，日军发现以后，在半山坡上叫伪军喊话：“喂，乡亲们：出来吧！大皇军不杀老百姓，只要你们给皇军办事，皇军是会给你们好处的。”

        可是，不管伪军如何喊叫，躲藏在窑洞里的人没有一个应声的。最后，日军架起机枪，朝着土窑洞射击。窑洞中的人听到枪声，吓得蜷缩成一团，母亲把吃奶的婴儿紧紧抱在怀里，在窑洞里有个叫赵翻驴的老大爷，为了掩护群众，他身先士卒，用自己的躯体挡住了窑门口，壮烈地牺牲了。

        赵翻驴的牺牲并没有挽救了窑洞中的其他人。躲藏在土窑洞中的80多人，几乎全部中弹牺牲，直到土窑洞中停止了悲切的呼叫声，日军才象一群疯狗似的离去。此次日军在郭家峁、程家沟底屠杀了87人，其中李有孩，高卜楞，尚有儿、李老七等8户被全家杀光。当日军撤走以后，乡亲们前去收尸，发现了三个幸存者。一个是刘全民4岁的闺女刘梨花；一个是11岁的孤儿赵黄毛；一个是刘茂全5岁的小儿子刘九儿。当人们抢救这些幸存者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衣服和死难者的鲜血凝结在一起了。乡亲们把死难者的遗体搬运到材前的吕河滩，一个个血迹斑斑，模糊不清，连他们的亲人都辨认为清谁是自己的父母了。有几位老年人，用温水把死者的遗体冲洗干净，然后收殓起来，装在棺材里，停放在被日军烧毁门窗的窑洞中，直到第二年春天，才陆续将死难者安葬出去。

        1984年刘晋玉（刘九儿）回忆日军血洗郭家峁村的惨景时说：

        1940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清晨，驻兴县城的日军，在县城杀人放火以后，突然包围了郭家峁村。此时，全村的老百姓绝大部分都逃走了，只有一些病人和老年人没有来得及躲避，被日军抓住用刺刀捅死，然后推入窑洞放火焚尸。后来，我听老人们说：就在那天早晨，日军在我村刺杀了48人，其中尚有儿的全家5口人，当时都在生病（伤寒病），没有躲藏起来，在家里被日军全部用刺刀捅死，然后放火焚尸。日军还抢走了30多头耕牛、14头毛驴，将全村90％以上的房屋放火烧毁。

        当时，我父亲刘茂全已经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村里的老百姓大部分转移了，我跟随祖母、母亲、两个姑母、两个姑表兄，一起随乡亲们逃到叫庙梁的山沟里，躲藏在临时开挖的几孔窑洞内。日军发现后，架起机关枪向窑洞射击。人们听到枪声，大家蜷缩成一团，我母亲把吃奶的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在洞口有个70多岁的老大爷叫赵翻驴，首先中弹被打死。窑洞口大，挡不住子弹，躲藏在这儿的几十个老百姓，一个个都中弹身亡。

        当日军撤走后，乡亲们前来收殓死难者的遗体时，发现了我们三个幸存者，一个是刘全民4岁的闺女刘梨花，一个是11岁的孤儿赵黄毛，再一个就是我。乡亲们把死难者的遗体搬运回村里，一个个血迹斑斑，模糊不清，惨不忍睹。很多人连自己的亲人也不敢认了。

        日军窜到兴县红月村，有一家老百姓正给儿子娶媳妇，一听到敌人的枪声，全家老少和亲朋都跑到南沟里躲藏。日军进了村，到处抢夺财物，派出搜山队到处搜捕群众。日军在南沟发现了40多个逃难者，其中有刚娶回来的新媳妇，日军用刺刀把他们逼回村里，集中在一个打谷场上，把10多个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奸污。有两个妇女和日军撕打，被日军剥光衣服，用刺刀捅死。

        接着，日军把全村所有的老百姓赶进打谷场上的一孔土窑洞中，架起机枪扫射。然后，又往窑洞门口堆放了干草，泼上汽油，放火焚烧。土窑洞内有22具尸体被烧得焦头烂额，无法辨认。红月村一共有160口人，此次被杀害了47人，有五户全家被杀光，奥臭臭一家9口杀的只留下他一人。

        日军到处烧、杀、抢，妇女被蹂躏。日军在李家塔抓住20多个妇女，不分老少全被奸污，在奥家滩抓住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先用皮鞋踢肿其阴部，然后进行了奸污。这些禽兽不但强奸活人，甚至连死的也不放过去。日军在某村（《抗战日报》摘抄，没有村名）抓住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被压在炕上强奸。这个小姑娘拼命反抗，用手抓日军的脸，用口咬日军的手，日军随手抓来一个枕头，堵在小姑娘嘴上，不多一会就把小姑娘给闷死了，五个日军和七八个伪军对女尸进行了轮奸。

        日军出县城翻山，经魏家滩到瓦塘，裴家川口“扫荡”。瓦塘行政村共有18个自然村，全部遭到日军的践踏，有些村庄被往返“扫荡”了三四次。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摧毁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设立在各区村的粮站，烧毁房屋，捣毁农具，制造一个更大的“无人区”。就在此次“扫荡”中，仅瓦塘一材，被日军抢走耕牛21头，拉走毛驴12头，烧毁房屋300多间，屠杀了37名无辜群众，奸污了70多名妇女。有个11岁的小女孩被奸以后。很久不会走路。更可恶的是，日军端着刺刀，威逼一个老大爷奸污自己的小孙女，并让全村的老百姓观看。有个妇女因为反抗日军的暴行，被剥光衣服，用绳子绑在一个大缸上进行轮奸。

        日军在武家塔住了一宿，第二天走时，把全村的房屋放火烧毁。日军到了黑峪口，向房里扔炸弹，放火烧房。岔儿上村共有29户老百姓，被烧得只留下一间草房，所有的家俱全部被捣毁或烧掉。胡家沟下李家湾也几乎烧光。日军走后，老百姓无处居住，很多地方都是三、五家并居，数十人挤在一孔窑洞里。

        此次日军轮番“扫荡”晋西北，血洗兴县，在兴县屠杀了1300多名无辜群众，烧毁房屋9700多间，抢走和屠杀耕牛1000多头，拉走毛驴1400头，宰杀猪羊5000多头，鸡近万只，抢走和糟踏粮食3600石（一石等于300斤），抢走金银手饰、白洋、绸缎、布匹、衣物用俱等不计其数，捣毁织布机29架。

        日军血洗兴县城乡，给根据地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其中受害最大的村庄有城关、郭家峁、红月、风角上白家墕、横城、武家塔、黑峪口、瓦圹等38个村庄。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兴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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