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正是春节前夕，侵华日军驻唐山部队司令部命令，调集丰润、遵化、玉田、迁安、卢龙、滦县、唐山等地3000余日伪军，由日军驻唐山守备队指挥官佐佐木高桑亲自指挥，对我冀东地区丰滦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潘家峪，进行了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大屠杀，杀戮我爱国同胞达1230人，烧毁房屋1100间，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惨案。

        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位于燕山山脉腰带山东麓，县城东北60里处。潘家峪村始建于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世代繁衍，兴旺发达。惨案发生前，己有220户人家，1700人的村庄。这里群山环抱，溪水长流，满山松青柏翠，坡地果木成林，庭院葡萄满架，被称为“小吐鲁番”，是华北典型的美丽富饶的山材。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冀东先后沦陷，丰润县潘家峪因之也遭到了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和践踏。然而潘家峪人民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他们始终坚持抗日爱国斗争，比较早地发展成为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冀东坚强的抗日堡垒。据当年村办事员潘鹤皋的日记中记载：“从1938年夏到1940年底的二、三年期间里，敌人（日伪军）前后曾来围攻130多次，然而潘家峪人民始终顽强坚持斗争，先后配合游击队对敌进行大小战斗50多次。”日军为扑灭冀东抗日爱国斗争烈火，在潘家峪周围建立了许多据点，普遍设立保甲组织，造“户口册”，发“良民证”，订“门牌”，实行“五家连坐”，但这都遭到潘家峪人民公开抵制，把王官营伪警所发来的门牌、户口册、“良民证”全部烧掉。敌据点经常向村征粮、征款、要柴，潘家峪拒绝交一粒粮、一分钱、一根柴。当时日伪人员一提起潘家峪就谈虎色变、胆颤心惊，引起日本侵略者对潘家峪极端仇视。于是日伪军不断疯狂的对潘家峪“扫荡”、“清乡”，对此，潘家峪人民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警惕，全村群众包括老弱妇孺，经常不在家，夜间住在山上，白天回来种地。

        1941年的春节前夕，由于处于严冬季节，人们居住在山上和外村，生活上困难越来越大，又要快过大年了，人们盼望回村过个团圆年，于是大家抱着侥幸心理，纷纷回村准备过年。当他们看到日军毫无动静，就误以为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听从党组织的劝阻，大部分群众转回家园。善良的潘家峪人民，哪里知道万恶的日本强盗，正在预谋一场狠毒、血腥的大规模屠杀。

        1

        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拂晓，来自唐山、丰润、滦县、迁安、卢龙、遵化等据点的3000多名日伪军，从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把潘家峪包围得严严实实。此时潘家峪乡亲们正在睡梦中。早上七、八点钟光景，日本鬼子枪上膛、刀出鞘，杀气腾腾闯进村来。他们挨门挨户地搜查、抓人，砸门声、吼叫声、咒骂声响成一片，敌人把没逃出去的1400多人逼向村西大坑。鬼子端着刺刀一连在庄里搜了三遍，老弱病残不能走路的，就当场杀死。日本兵看到潘风柱的母亲70多岁走不了路，就一棒将其打死。潘瑞德的老母亲被鬼子一战刀砍成两段，肠子进流一地，潘忠元的祖父80多岁，双目失明不能走动，四个日本兵把他架到院外，四把刺刀一齐刺向老人。潘树弟的祖母90多岁，拄着拐仗蹒跚地挨到门边，日本兵在她的胸腹上一连刺了9刀。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也被刺死了。

        西大坑在村中偏西的地方，长约百尺，宽三十尺，不足一人深，周围是一人高的石坝，坑里是厚厚一层冰雪。当太阳升到东山坡的时候，最后一批人被赶来了，被逼进西大坑里。大坑边架着机枪，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鬼子兵，乌黑的枪口，雪亮的刺刀，一齐对着扶老携幼的人群。当时的气氛多么紧张，人们紧紧地靠在一起，表现得异乎寻常的镇定。在这零下二十七、八度的严冬，寒冷是可想而知的，忽然一个小孩冻得要哭，他的母亲赶紧解开怀，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不让他在鬼子面前哭出声来。

        这时候一个约40来岁的日本鬼子军官来到人们面前。他满脸胳腮胡子，吡着金牙，腰挎一把兰穗战刀，这就是被冀东人民骂为“火神鬼”的佐佐木高桑。他对人们讲了一阵“中日亲善”、“王道乐土”、“共存共荣”的鬼话后，就逼问人们“八路军的东西藏在哪儿？”、“不说统统死啦死啦的。”可是任凭敌人怎样发问，人们一言不发，佐佐木兽性大发，“铮”一声拔出战刀，络腮胡子竖了起来，像一只恶狼。他一边在水坑周围的土坎上走来走去，一边逼问人们，人们谁也不回答，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明明知道村里没有八路军，不过是寻衅进行屠杀的借口。

        老牌铁杆汉奸凌以忠见主子下不了台，摇头摆尾地讨好说：“太君息怒，小人来问。”尽管他怎么问，人们回答他的只是一阵嗤鼻声、吐痰声和鄙视的目光。

        敌人从西大坑被围的人群中挑出了年轻姑娘、媳妇和一些男人去大坑西沿几户人家给日军做饭。饭做熟了，残暴的电子却把妇女推下白薯窖奸污，做饭的男人也被杀死在村西场地上。尔后，纵火焚烧了他们的尸体。

        与此同时，日本杀人魔王正在布置更大的杀人场。据一个当时随日军担任现场翻译的董蓬林，在战后交待说：“进入潘家峪村（指他随丰润县日军顾问佐佐木二郎到达潘家峪后），到村西街大泡子（指西大坑），村民正在向这里集中。顾问看这里周围警备不便，让我告诉特务另找地点。经回报，坑东南坎有个大院可以容得下，就决定迁到那里，把村民都赶到大院……”。

        这个大院就是地主潘家林的宅院，分东、中、西三院，前后三层房，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墙。日伪军和特务把村里秫秸、茅草、松树枝抱进大院，在院子里铺了很厚一层，然后浇上煤油。大院南墙外支起木梯，上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鬼子兵，土墩和平房顶上也架起机枪。

        大约10点钟左右，杀人场布置停当。鬼子兵便拳打脚踢驱赶人们进入潘家大院。从西大坑到播家大院有100公尺距离，沿途刀枪林立，鬼子兵一个挨一个排成一条刺刀胡同，大院门口密布着手端机枪、步枪的兽兵。人们从刺刀林中穿过，这种森严恐怖的气氛，孩子们哪儿见过呢！有一个小女孩吓坏了，一边哭，一边后退。佐佐木一步抢上去，“喀嚓”一刀，孩子被砍倒了。他的爷爷见心爱的孩子被杀，向佐佐木猛扑过去，一个手端刺刀的鬼子跨上一步，又将老汉刺死。人们再也沉默不住了，1000多人一齐怒吼着，挥舞着拳头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手无寸铁的人们，哪能抵挡住这些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强盗！一部分人当场被害，大部分被赶进潘家大院，只有少数人冲了出去。人们进院后立刻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走在后面的一个犹豫不定不想进门，便被鬼子刺死。

        人们被赶进院子以后，日军机枪队长佐佐木便站到凳子上哇啦哇啦地嚷叫，翻译在一旁翻译：“你们这里，老百姓统统地通八路，今天统统地死啦……！”接着，伪县长度以忠站到院南边的大石头上说：“今天皇军来，是你们自己惹来的祸，因为你们一贯地通八路，与皇军作对。”说完便鱼贯出院。嘎的一声，院大门关上人们揣摩到大难临头，开始骚动，有三个人往外跑，被开枪打死。又有十多个青年从人群中挤出来，想冲出大门，还没到院门口，就被把守在那里的日军用刺刀刺杀。这时，群情激愤，有的喊，有的骂。立时，日军一窝蜂似地冲进来，照准人们的脑袋就砍，对着胸膛就刺。有几位老年人挺身而出，从万一的希望里，想唤回日军泯灭了的人性，要日军放过妇道人家和孩子们。残忍的强盗手起刀落，砍下了他们的头颅，鲜血从躯体中直喷出来。东院二门外的日本兵点燃了洒过煤油的柴草，乡亲们脱下棉衣扑打火焰。机枪、步枪子弹像冰雹般袭来，手无寸铁的人们被浓烟烈火和枪弹吞没。

        村粮秣委员潘辅庭大声喊道：“快去开门！”于是，一群青壮年冲向院大门。守在门口的日军见他们冲过来，急忙用机枪扫射。仲在前面的人倒了下去，后面的拥上来又倒下，又拥上来……。50多岁的潘国生，甩掉着火的棉衣，大吼一声：“没死的跟我来，和狗日的拚了！”冒着弹雨冲向日军，负伤倒下，又挣扎着起来，扑向日军，从日军手里夺下机枪，猛力朝日军砸去。一群日军扑了上来，潘国生壮烈牺牲。

        日军的罪恶行径，唤起人们拚！只有拚！

        潘树密的母亲50多岁了，和一群妇女冲到东院藤箩架下，见一枚手榴弹滚落过来，她猛地推开身旁的妇女，抓起冒烟的手榴弹扔向日军。

        潘瑞玲的妻子和一群妇女被逼进中院的门房，见日军点着柴草，就支起窗户往外冲，前边的人刚迈过窗台，就被日军刺杀了。后面的人抱起着了火的秫秸，继续往窗外冲，吓得院内的日军急忙躲闪。他们中的一些人翻过院墙跑进了东院。

        人们东冲西突，寻找生路。

        潘国奎等十多个人冲到东院，冒着密集的枪弹，拆开用砖垒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刚跨进道北对面人家的门槛，端着刺刀的日军追赶过来，人们急忙关门，日军的刺刀穿进铁皮门扇，刺刀一时拔不出来，这几个人才逃脱了。日军刺刀戳穿的那扇铁门至今尚存。

        潘辅庭、潘老太太等30来人拥进了东院的粮仓。人们用粮食缸等重物顶住屋门，抄起板斧、耙子、秤杆、称砣准备同日军拚个你死我活。幸得这间屋和其他房屋不相连，房是泥顶，窗户又用土坯封着，日军在宅院放火，唯独此屋幸存。日伪军撤离潘家峪以后，屋内的人被邻村前来营救的乡亲救出。

        有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栅顶，当他见大火吞噬着自己的亲人，跳着脚怒骂日军。他虽侥幸逃出大院，但天快黑时，又被日军抓住惨杀了。

        为躲避枪弹，有50多名乡亲挤进牲口棚里。大火把牲口棚烧落了架，人们被埋压在底下，全部身亡。

        西院柴草房宅屋之间的夹道里有200多人，全被日军枪杀。由于地狭人稠，死后多数还都站立在那里。

        日军为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轮番枪杀、刀砍、放火焚烧之后，又从尸堆里搜索尚未死去的人。88岁的潘春元、63岁的潘刘氏，33岁的潘张氏等6人，就在奄奄一息时，被日军用枪杀害。日军发现东墙根人尸堆里有人没死，便往人尸堆扔手榴弹，炸得尸肉横飞。日军撤离宅院时，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硫磺弹，大火腾空而起。有的人没死在尸堆底下压着，日军搜索时也没发现他们，此时，由于忍受不了烈火的烧身，忙从尸体下爬出，跳进院内一口五丈多深的井里。

        日军离开宅院后，又在院外、村内外进行搜索。天将黑时，从村外南坡又搜出32人。大部分是孩子和妇女，日军强逼他们去潘家大院。走到南崖上，面对院中的大火，人们宁死也不肯再向前迈步，日军即在南崖上杀害了他们，又用刺刀将尸体挑下石崖，架盖松枝、干草，洒上煤油，点火焚尸。崖下32具尸体最后只剩下一堆炭状的骨头。渗进崖壁的血渍，直到十多年后还斑斑可见。

        大屠杀过后，日军在潘家峪村里一方面抢掠，一方面纵火烧房。全庄一片大火，浓烟里窜动着火舌，硝烟和血腥味弥漫着整个山川。美丽富饶的山村，顿时变为一片焦土。

        2

        这场血腥大屠杀，潘家峪1230名平民百姓惨遭杀害。被圈进杀入场而得以逃生的（包括受伤者）仅有276人。日军制造了潘家峪惨案，却又欲掩盖这一暴行。据伪丰润县长凌以忠供认：“日军不允许将这件事往外传，他们准备不承认这件事”，“我对县里的人员传达了日本人的命令，不准往外说这件事”。然而历史是任何人也不能掩盖的。

        惨案发生后不久，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晋察冀日报》特约记者雷烨同志随同当地政府领导人丁振军、赴尚金、吴玉山等同志来到潘家峪，慰问在惨案中遇难受伤的乡亲。1月31日午后，他们进入潘家峪大惨案现场。雷烨同志在惨杀现场拍下了许多幅照片，并以笔名朱靖写了一篇《冀东潘家峪大惨案》的通讯报道，登在1942年4月9日的《晋察冀日报》上。雷烨同志于1943年壮烈牺牲。时过几十年了，在他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另一篇未发表过的题为《惨案现场视察记》的遗稿，记录了他目睹这场大惨案的真实惨景。现摘录如下：

        翻过一条山梁，我们就遥望到群山环抱的山村。

        走进村头，招人注意的白粉墙上刷着三个大字“潘家峪”。道旁大树上钉着两块长方形的松木牌写着“排共彻底”、“亲日和平”。

        在我们眼前的尽是坍塌的房屋、破墙、瓦砾、草灰、焦炭，再往庄里看：看不见烟囱，更看不见裘袅的炊烟，只有几堵白墙耀眼，已经看不见昔日的黑瓦与草屋了。

        极目展望山坡野地：看不见昔日的羊群与拾柴草的孩子，也没有一个下地的人。

        走下庄头的高坡，过了庄头的石桥到岩石下，有一个不过二尺宽三尺深的小岩洞，塞满着苍绿的松枝，洞外散乱一地玉秫秸尚有来烧尽的夹杂其中。

        拿开松枝，使我吃惊地看到四个焦黑的女尸。

        石桥边就是惠林家——惠老爷大院，洋灰门墙非常坚固，一进院门，眼前尽是人尸，恶腥的气味迎面扑过来。

        特别惊心触目引我注意的是，宅门右首石槽上一个女尸，她赤身裸体，有半个脑壳被炸得血脑殷红，右手搭着槽沿，左手向上屈伸，背贴着砖墙，据来认尸的人说：这是潘正东家里的孕妇。她的肚腹若不是被火烧的崩裂，那一定是遇鬼予以刺刀划开，灰色的肠子翻露出来，将要到月的胎儿两只小手抱着小头，横在母亲的肚肠上。

        敌人是把这大院当做烧杀场。我来视察时，有许多惨状是看不见了，这天我可能看到的不过是十分之四五而已。据来认尸的青年李某告诉我：“杀烧的第二天我赶来认我姐夫尸首，这大院子是死尸盖着死尸，大院子里是满满的，火苗还旺，我们这些来认尸的就挑水泼了半天，水泼下去人肉发出吱吱的声响，发出焦臭……”把火苗泼灭以后，稍微可以辨认的尸身已抬去掩埋虽然我看到的是十分之四五，然而已经到处是人尸，可见当时乡亲死难之多与死难之惨了。

        最使我愤慨的是老人、妇女、儿童的惨死。这些弱者的尸首，也触目皆是，单就大院里来说，孩子们小小的尸肢就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百十个，在尸场中就很难将孩子的尸首数清楚，使人所惊吓的那些弯曲乌黑的小手，焦黑模糊的小头，焦炭似的小腿，小棉鞋，在大院里是几乎随处可见。

        这许多已经过集中，无人来认领暴露到现在的死孩子，个个都光着小身子，经过春雪、严霜的寒冻，经过水泼，小小的尸身凝缩成僵硬的焦炭形状，也不是象病亡时那样平直的躺着，而是弯曲、蜷缩、仆倒，焦黑、碎裂、恶腥……以这样的惨状看来：被仍进硫磺烈火里，被压在火堆底下，被掷掰践踏的孩子们，挣扎着，被煎熬着，想爬又爬不起来，于是被火煎、血熬，于是挣扎起来而又仆倒，于是痉挛、弯曲、蜷缩、焦臭、肚腹崩裂……绝痛而惨死。

        半焦黑的孩子尸身上还能发现三八式刺刀的戳伤，还有血污，受伤的孩子先遭受到杀伤的痛苦，痛苦中又遭烈火煎烧。这样的痛苦，我们就不忍想象了，我们的孩子，中华民族的儿童，在不忍想象的痛苦中，被鬼子惨毒的毁灭了。

        向大院里尸丛中再看一眼吧！有许多已经分不清是男是女，零碎的肢体中，有些还剩下一条腿，一只小脚。

        惨死了的母亲还抱着哺乳的婴尸，母亲总是想保住可怜的小生命，以自己的身子挡护着孩子，母亲死了，羔羊似的婴儿也死在鬼子的血手里……

        我们站着，倒坍、空洞的宅子里，似乎听到有人在哀号、惨叫！举目四望，落日里，只看见恶腥的黑烟。

        我们从黑烟、瓦砾里钻出来，一位白发的潘家峪老奶奶站在夕阳里向尸首哀号：

        “我的侄儿在哪里！我的妞妞在哪里！——人不象人、骨头不象骨头……”

        潘家峪惨案的幸存者潘辅廷，1965年4月22日写了一篇《回忆录》，记述了日军在潘家峪进行野蛮大屠杀的实况和他死里逃生的经过。现节录如下。

        公历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这天，日本鬼子已于拂晓时光，把整个庄子包围起来，只有到上水路去赶集的走了一部分。最早发现日本鬼子的是潘广顺，他说：“快跑！”我们听后就往家跑，我抱起三闺女赶紧跑，可这时四面已站满了日本鬼了，跑不出去呀！

        8点钟，日本鬼子从远到近合拢村子，日本鬼子挨家搜索，把男男女女赶至庙头大坑里。坑里冰雪有二寸多厚，最初我抱着闺女站在坑北边，让孩子挡着我，因为怕办公的人（汉奸）会认出来，不敢抬头。大坑里人山人海，哭哭闹闹，乱成一团了。这时，翻译官说：“你庄老少都与‘匪’通气，赶快交出八路军，不然统统……”那时人们谁也不出声。日本警备队要七八十人做饭，被拉出的人们走后，翻译官又向坑里要六个妇女，说是给太君做饭……。谁也不去，特务就硬拉。我心里想，把妇女拉到潘贺高家院子做饭不是好事。不一会，鬼子又把做饭的赶回三四十人。我看到大坑四周支上了机枪，日本人把洋刀都亮出来了。

        这时，日本鬼子又往大院（潘惠林大院）扛柴火（玉米秸、松枝子），扛了一个钟头，11点半。翻译官向群众说：“这出戏你们看完了！”说“你村与八路军有关，统统地到惠林大院去！”

        我到门口一看，街两旁的日本人早已把好各口，赶着大家往院里走。我记得万休的母亲想往家跑，被抓回来。我们到了大院。一看大事不好，柴火堆满了，门口的人不愿进，日本人就用刺刀赶。院里的柴火已经铺了二尺高。院里二门前后和屋子里全是柴火，大院周围墙上全站着鬼子，接着鬼子又把人们往大院的西院赶。

        当人们全部进了院，头里的日本人洒汽油，后边的日本人点火。先点的东院二门外，顿时火光冲天。我被赶到头层房，看着火了，我大叫快脱衣服灭火。这时屋里也起火了，我带着小儿子从窗户跳出来。火苗子有二丈高，我喊把门打开！人们一开门，那知鬼子早已把好！不能跑。大火有二丈远了，大家无奈又拄屋里跑。

        我一看，一片火海，父老们在火焰下烧得伸着两手转圈子。我跑到东院，一看全是人，二门上的人都上垛了。潘国忠、潘国庆在那里喊：“老叔们冲吧！”我喊了声：“闯！向西闯！”

        这时，机枪响了，死在猪圈坎下的人不知有多少！潘国生冲向敌人机枪，但被鬼子刺死了。潘国庆和我跑出房来，二门上的机枪向我们扫来，我的小儿子也跑出来，但身上已8处受伤，手被打成两半了，棉衣上全是血。

        日头落了，日本鬼子又进行搜查，有还活着的，就用刺刀捅死。潘风阁的妻子混身是火，钻进了萝卜窖。手榴弹一个个在院里响。潘元贺、潜国永、潘树榜的身上全是血。这时，瓦房全着火了，房子也烧塌了。

        忽然听到日本人吹哨子声，大概集合走了。一会儿，听外边赶集的人回来了，他们说敌人走了，没死的逃命吧！这时潘瑞来、潘广友在墙外说话，我让瑞来把后门拆开点。于是潘国贺一家，潘国会一家，潘树平一个闺女，还有郭明志的女人……这些人全出来了，有十几个人。有的一直痛哭叫妈叫爹，找亲人。门里门外全是死人，哪儿找呢？外边粪堆旁，一个小孩被一劈两半。

        我说，咱们这些活人走吧！到家一看，全是火。我又到老院，看到我哥的腿折了，我问妈呢？他说设看见。我又回到烧人大院，看见一妇女未死跑回家来。当回来进了二门的小花园，听潘树盛女人喊：“救我！”我一看肚子两半了，肠子流出来，不久树盛也到了，夫妇俩万分难过，他妻说：“守着几个孩子过吧！我活不了啦！”说完几句话就仰头死去了。到了角门，我呼喊家里的人和活着的人！这时，我的小儿子小声喊：“爸爸，我在这里！”他被死人压在下边，我把他拖回家。

        我不忍心看着死去的人不管，还是忍着疲劳去那死人堆里找活人。这时，马庄户来了100多人救我们，赵尚金同志也来了，说有伤的到庄户养伤。我到了院里，找了半天，设找出一个活人。死人压死人，分不出个数。在二门外有个妇女，一看肚子两半了，西院死人全是立着死的。从猪圈到南墙有8尺宽，有烧死的、打死的、杀死的，全是死人。我又到后院小羊圈里，一妇女不知是死还是活着，手里紧紧抱着小孩，烧焦了的双手抱着的小孩还在她妈妈的怀里。我喊了几声，妇女不作声，到跟前用手一摸，已死了。看见此景真使人难过极了。

        全村一片火海，房倒屋塌。我们这方圆80里地的乡亲没过好年，亲戚朋友，谁不在惦记着自己的亲人呢？上级高敬之、雷烨、赵尚金、高玉峰来了，他们为我材遭此浩劫齐声痛哭，多次给我村捎信的赵永祥，事后马上到我村，见了这种惨状也痛哭起来。雷烨同志照了像。

        大家还是三三两两地认尸，含着热泪在死人堆里反复一遍一遍地呼喊着亲人的名字，恐怕丢掉一个活人。人被烧死了，烧的尸体难以辨认，亲人们只能认头、认腿、认脚，只能从部分肢体上认出亲人，有的甚至没人敢认了。我哥哥，把腿烧断了，骨头露在外面，还活着，其惨状令人难以说下去。最惨的是死在石槽下边的几个双身子妇女，她们腹部崩裂，胎儿流出体外，这些没出生的孩子，与母亲一起死去了……

        掩埋尸体的是由外庄来的人帮忙，大家全力挖了三道大沟，把尸体放在里面。高雨来问志到何家营、上下水路、施家营，动员拿出了1700片坑蓆裹尸，政府按尸调查，全村活着的剩下了473人，死了1230人（包括村外死在这里的）。受伤的送到八路军后方医院救治。

        事隔四十多年，读着这两篇血淋淋的文章，仍然使我们的心灵强烈震颤，永远不能忘记这血泪仇。

        3

        日本血洗潘家峪，是有预谋、有组织、有指挥地进行的。据罪犯，伪丰润县县长长凌以忠（兼警备大队长、新民会会长）供认，并从伪丰润县政府翻译、惨案参加者田宝文交待材料中得到证实：日军驻伪丰润县顾问佐佐木二郎接到日军驻唐山指挥部“扫荡”潘家峪的命令，于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七）下午召集丰润县日伪有关人员开会，部署围剿潘家峪的计划。

        会议是在伪县长凌以忠办公室开的。

        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向参加会议的人员讲了扫荡潘家峪的目的、任务和军令要求。

        据合作社翻译董蓬林在证词中供认：“……佐佐木（指佐佐木二郎）得意他说：‘这次讨伐是唐山道顾问给我的命令，这是三县（丰、玉、遵）联合讨伐，本县我是总指挥。’”

        据惨案参加者——迁安县伪警备队副大队长汤鹏举供称：“参加潘家峪大屠杀的还有驻滦县和迁安县的日伪军。”另据丰润县伪县长凌以忠供称：“驻唐山的日伪军也参加了潘家峪大屠杀事件，丰润县有一部分日伪人员就是搭乘唐山日军汽车过潘家峪的。”

        以上供词证实，参加潘家峪大屠杀事件的除丰润、玉田、遵化县外，还有驻唐山、滦县、迁安县等地的日伪军。这样大规模的行动，显然是经过高级指挥机关阴谋策划的。另据事件参加者伪丰润县公署翻译田宝文供认：“惨案发生后，县长把经过情形报告了道尹和省政府，请求办理。佐佐木二郎也写了汇报材料，报告了华北日军军法联络部。”

        这次大屠杀不是“临时动议”的偶然事件。据罪犯凌以忠供称：在预谋会上，先由顾问佐佐木二郎传达唐山日本军部的命令。他说：“……这次到潘家峪。一个是打八路军，一个是惩罚老百性。”“日本军就要出发到潘家峪去围剿，你们的警备队必须要配备充分的兵力，以便调遣。同时，军部已命令遵化、玉田等县也预备相当的兵力，届时可以同时出发，必须将潘家峪团团围住，不让他们有一个人能够逃跑，倘有逃走的，许可立即开枪射杀。并警告他们，任何人不得走漏这个军情，如果泄漏了这个消息，都有杀头之罪。”

        这里把凌以忠1958年11月17日的亲笔供词节录如下：

        阴历十二月底（也即是1941年春初），伪县署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通知说，最近日本就要出去讨伐，命令我们的警备队配备兵力，和他们共同出发。要我召集一个会议，赶快准备布置。我立即派遣当差熊升（即熊宝炎）去通知警各大队部李继贵副大队长和警察所王国治所长等即刻到县暑来开会。会议就在县长办公室开的，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日本顾问佐佐木、翻译田宝文、警备队副大队长李继贵、警察所王国治所长、警察系长赫孝鹏、特务系长李连生、合作社翻译董蓬林，还有县署日本指导官田中、新民会的日本人秃山、日本宪兵队长和县署的秘书陆心醰。会议开始时，先由佐佐木发言，传达了日本军部的命令。他说：“必须将潘家峪村庄团团围住，不让他们可以有一个人能够逃跑，倘有逃走的，许可立即开枪射杀。……随后我发言说，我们完全接受日本军部的命令，我问李继贵，你看我们是不是今天就能准备好呢，宁可多备而不用，不可临时不敷分配。李说：这是可以遵办的。我就对李说，那么兵力方面完全由你负责，赶快妥为安排，以便日军随时调遣。……顾问佐佐木问我，到出发的时候，你能同队伍同去否？我说可以的。顾问又说，凡是今日到会的人，是属于县暑系统的，除由陆心醰秘书留在城里办公以外，大家都应当随军同往，当时在会的都表赞同。最后散会时我对顾问佐佐木说，我们方面今天就能准备完毕，任何时候都能听候调动，你可回复你们的司令官，我们一定遵守军令，帮助完成这个任务。到当天的下午六七点钟，日本军方发令，即刻开拔出发。我们的人马由李大队长率领先行，连同警察所方面的大概有200来人。在开拔时我问一个伪队士，我们只有三个大卡车，恐怕挤不开，他说唐山也有人来此集合，我们可以分一部分到他们的车上去，也就可以对付了。我和顾问佐佐木、翻译田宝文同坐黄色的大卡车，在最后头，我在车头的车箱年与车夫并坐，顾问与田宝文都在卡车上面靠着车厢而并坐。我们向西北方向曲折前进，走了二小时光景，到了一个据点停下车来，休息片刻，再行前进。到后半夜，走到离潘家峪村庄还有四五里远的地方，看见有几间民房，我们停了车在这里也休息了一会，喝了一点茶水，就步行前进。等到我们到达潘家峪村庄时，各方面的队伍，已经把这个村庄团团围住。大多数的居民已被集中，他们都不敢动一动，稍有动作，就用枪上的刺刀向他们的腰间乱刺。一面正在各居民的房里按户搜查，等到这种工作办理齐全，将近中午了，有一个日本司令官，姓佐佐木，（系佐佐木高桑——编者）向人民说话。他说：今日的事，你们应当自己也是很清楚的，你们是一贯与日本人为仇敌，所以今天的讨伐必须要把你们全部杀光，决不饶恕。”后来我走到院子的南口，看见院子四面的墙头上，以及房屋的屋顶上，都架有机关枪，并预备了许多汽油，土地上都铺着杂草和柴草，这明明是日本军所准备好的屠杀场。我就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很简单很残忍地向人民说：“今天的事，都是你们以前所作所为自己惹出来的，这是自作自受，不能怪我的。”刚说完不久，就听见东北角里的一声枪响，顾问佐佐木来说：司令官已不令要屠杀，我们可以先走了，就又坐原车回到城里。此时，天已将黑了，随后李继贵回来报告说，枪杀烧杀共被屠杀1000余人，已将村庄封锁，严禁泄漏这个惨杀（案件），并不（许）被害人的家属进入村庄办理后事。

        4

        惨案发生后，丁振军等地方党政负责人来到了潘家峪，不久，八路军十二团的指战员，也从远道赶来。随之运来许多药品、粮食、衣服等救济物资。潘家峪幸存活命的人，大多住到邻村的亲戚和朋友家里，受伤的乡亲被安置到邻近的马庄户村。派去的医生，到马庄户村给他们换药治疗。地方和军队领导同志逐村挨户地进行慰问，看望潘家峪惨案中遇难的乡亲，倾听他们的控诉和复仇的呼声。

        2月5日，民主政府发动邻村的百多个乡亲去清理尸首，由丰滦迁联合县政府主持公葬。从潘家大院扒出的尸体已无法辨别姓名年龄，只能在辨认出的男尸身上写上“男”字，女尸身上写个“女”字，童尸身上写个“童”字。其中有的男女也无法辨认，只能把那些尸骨集中起来，然后，以炕席为棺木，一领席里包一个到两个尸体，包了128个席包。

        公葬是在初春的寒夜里举行的。大风在怒吼，苍天在哭诉，送葬的队伍从街里走上山麓，把尸体安放在松柏长青的南山脚下。没有唱一支挽歌，也没有鲜花、供果、清酒做祭品，只有悲愤的长风，沸腾的热血，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幸存的潘家峪人民庄严宣誓；“一定向敌人讨还血债，为死难者报仇！”

        1941年农历三月初，潘树平、潘树成、潘树堂、刘贺、潘树太、潘景龙等7名青年带头成立了复仇青年小队。后来，潘家峪村和邻村青年纷纷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120多人。五月初五，李运昌、周文彬、刘诚光、高敬之同志到潘家峪，并在火石营村召开军民大会。会上，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宣布“潘家峪复仇团”成立。第一任连长是潘化民，脱产随十二团活动。1942年8月，复仇团编入了正规部队——冀东军分区十二团（为该团二连）。这支复仇的队伍，始终活跃在冀东大地，开展游击战，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在丰润、滦县、迁安一带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从复仇团成立到抗战胜利，四年多的时间里，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50多次，歼俘日伪军1021人，杀人魔王佐佐木高桑于1942年7月16日终于在甘河槽战斗中被击毙，实现了为乡亲们复仇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誓愿。

        为了缅怀和纪念死难的潘家峪同胞，不忘他们爱国抗日的革命精神，丰润县人民从1952年开始，先后重修了四座坟墓，立墓碑四座，立纪念塔一尊，纪念碑一个。后来又建祠堂、纪念馆各一座。人们还编写了一首叙述潘家峪惨案的深沉而又悲愤的歌曲，在潘家峪广为传唱。苍海可以变为桑田，用血谱写的历史却永远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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