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接受记者采访，除了事先准备，还得了解记者提问的特点，回答提问还要把握一定的原则。

        记者的提问往往有如下特点：其一，涉猎问题的广泛性。谈话一般有个“话题”，但记者的提问则很容易漫无边际。从轰动全球的国际事件，到使你面红耳赤的生活隐私，没有一样不是记者所关心的。其二，发问的突然性和要求回答的及时性。首先，记者居于主动进攻的位置，在更多的情况下，你是要随着记者的意图走的，一问一答的形式，使你不可能有一个系统而严格的思维程度。其次，记者的提问往往是很突然的，带有明显的跳跃性。一个问题和另一个问题完全可能是毫无关系的，这使你摸不清记者在想什么。再次，对于对方的问题，要求你必须迅速地作出反应，对此你根本无法充耳不闻。可以说，迅速准确恰到好处的回答，是“征服”记者的关键。其三，可能带来心理上的压力感。多数人在记者面前都会感到局促不安，记者的态度、表情、语气，再加之某些场合下摄影器材在你面前近于“无理”的晃动，集合起来对被提问者的心理构成一种强大的压力。因而，对于一位初次接受采访或者经历不多的领导干部来说，在这种场景中惊慌失措，语无伦次，或举止失当等都是不足为怪的，被提问者应当设法从主观上减轻或解除这种压力的作用。

        领导干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应力求把握以下原则：

        第一，客观性原则。领导干部必须清楚，如果他对记者撒谎，就会连累记者，导致记者向公众撒谎的恶劣后果。领导干部不讲真话，就会失去民心，媒体不说真话，就会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领导干部可以采取一定的策略，增强回答的客观性。一是利用可靠信息来源和引语，增强权威感、增强客观性。在回答中交待信息来源和大量使用引语的风格，会使新闻报道显得更加客观。比如，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大量使用是西方通讯社运用最多的新闻修辞手段。二是运用相关数据，增强准确性。要知道，“新闻话语的修辞还通过确切数字所隐含的精确性来强烈地暗示其真实性。”而且，真正重要的并非数字的精确性。“而是通过数字表现出来的事实。”三是通过争论中的多方观点呈现，增强公正性。因为主观臆断和发表自己的看法历来被视为报道的最大禁忌。

        第二，政治性原则。领导干部在接受媒体采访、回答记者提问时，一般代表政府的声音。因此，遵守政治纪律、把握政治底线、严守政治秘密，就成了领导干部接受记者采访的一大注意事项。

        1982年初，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变化。那年的3月24日，勃列日涅夫来到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长篇讲话，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改善关系。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8·17”公报——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看来，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争夺日趋紧张，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华关系正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在客观上为中国调整对苏联政策提供了机会。很快，邓小平同志就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当时钱其琛就任新闻司司长，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3月26日，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来到外交部主楼门厅内，站在钱其琛周围，听他发布了一则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就结束了。出席发布会的苏联记者当场竖起大拇指。这个特殊的新闻发布会后来引起了在京的中外记者的关注。虽然这次发布会在形式上没有现在的发布会正规，但是从政治和外交角度来说，它紧跟了中央领导的决策，顺应了最新政策的走向，是非常正确的创举。

        此外，领导干部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和上司以及记者的关系的性质会完全显露出来。所以，在回答记者提问之前，领导干部必须要知道他的角色允许他说什么。政治性原则的另外一层涵义在于：要统一口径，与领导和上级保持绝对一致。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丑闻而辞职后，福特成了总统椭圆形办公室的主人，他向全国声明：“我们全国性的漫长噩梦已经结束。”前众议院议长和长期担任国会议员的福特决心要恢复总统的信誉，并发誓在他担任总统时的所有活动中要襟怀坦白，办事公正。福特的新闻秘书特霍斯特说：“尽管尼克松和福特二人关系密切，福特大概不会赦免对尼克松的刑事起诉。”但福特在他上任一个月后就签字赦免了尼克松。这一决定显然与特霍斯特早前发布的福特不会赦免对尼克松的刑事起诉的信息相冲突。特霍斯特立刻宣布辞职。在离开白宫的时候，他对同伴说：“我打算清理一下文件，从此销声匿迹。一个小时前我把辞职信交给了总统，他接受了。”

        第三，主导性原则。媒体和评论不能决定受众怎样想，但在让受众想什么上却可能十分成功。受到某种议程影响的受众会按照该媒体对这些问题的重视程度调整自己对问题重要性的看法。领导干部可以有意识地利用这一功能，主导整个采访的进程和内容，引导媒体和记者将关注的焦点投向自己预设的话题。

        主导性的原则还包括领导干部要善于驾驭复杂的采访场面。比如，在非正式走廊上的采访中，如果你被一群记者包围——向你递话筒，提很多问题。如果你准备充分，希望在电视上露面，你只要把话题确定在核心问题上就行了，当然你也可以保持沉默。你可以挑选一个能答的问题来回答，以此控制场面。眼睛看着提问的记者，不要管周围的摄像机和录音设备，只需对着提问的记者说话。声音要比提问记者低1个分贝，说话时要面带微笑，安静从容。

        第四，技巧性原则。有人认为，现在提倡公开透明，只要说真话、实话实说就行，不需要什么技巧。这种说法太偏颇，有时候说实话也是需要技巧的。因为有些提的问题是没有实话可说的，或很难说清楚的，只是想“刁难”一下你或考一考你的智慧。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一是将你认为最重要的、最想表达的信息先说出来或突出出来，然后再说次要的，这样能让记者准确地理解你的意思，否则，如果你的核心内容不突出，让记者不明重点，可能就会出现误报或不准确的报道。二是在敏感时期，表态要十分谨慎。比如，一些行为或政策在受到公众广泛质疑或批评时，你在接受其他问题的采访时表态也要慎重，以避免引起误会。三是说话要留有余地。面对有关批评和指责，出面表态时说话不能太绝对，要给自己留一些余地。四是学会幽默与诙谐。幽默是一种润滑剂，能活跃和改善气氛，消除记者对立情绪。面对媒体，幽默是最好的外衣。越是尖锐的问题，越是要用幽默感把它化解掉。但需要注意：幽默虽然作用很大，但不能强求，幽默不能太多，在危机期间面对媒体和公众不能幽默。五是注意言多必失。采访回答应简洁明了，根据提纲或口径回答完问题就要打住。不要没完没了地解释、发挥。对新话题，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容易出错，并且易引出新的问题。

        一次，周恩来接见美国记者，对方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马路呢？”他听后说：“我们走的是马列克思主义之路，简称叫马路。”对方又问：“总理阁下，在美国，人们都是抬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都低头走路呢？”周恩来微笑着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要低头走路。”

        第五，友好性原则。领导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要尽可能地理解媒体、善待记者，要和记者交朋友，不要得罪记者。领导干部一定要克服轻视记者、蔑视媒体、回避采访、盲目应对等错误做法，要坦诚、自然、客观地面对记者。不要给记者上课，因为记者不是你的学生；不要给记者作报告，因为记者不是你的部下；不要敌视记者，因为记者不是你的敌人；要以平等的态度面对记者，因为记者是你的合作者。要及时回应记者的来电来访，尽力提供记者所需要的背景资料，利用事实来抓住记者的注意力，以事实为基础答复记者。要尽量不使用“无可奉告”之类的语言，不当众拒绝某位记者的提问，不公开表达自己的偏见。不要企图控制记者，而是要控制自己的言行。而且，要为媒体采访报道提供必要的方便和条件，对那些妨碍阻挠正当采访，甚至扣压证件设备、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要协调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此外，如果遇到随机采访，领导干部一定要注意以下两点：其一，是否回答问题，取决于你有无话要说。但一般情况下，最好还是回答提问，因为记者有疑问，从领导干部的职责角度来看，释疑解惑是你的义务。其二，回答不能太随意。由于不是在正规的信息发布场合，领导干部有时会放松警惕，回答问题比较随意，甚至大谈些所谓个人的看法，这时非常容易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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