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问题千变万化，使人难以应付。领导干部在面对记者提出的尖锐问题、生疏问题、机密问题和“刁钻”问题时，一定要沉着应对、从容回答。要在处变不惊中做到思维缜密，洞察深彻，表达到位，牢牢把握与媒体和记者打交道的主动权。

        第一，回答尖锐问题。记者的尖锐提问往往易使领导干部难堪，甚至下不了台。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干部应尽量保持“大将风度”，而不是“小肚鸡肠”。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将最有价值、公众最需要的信息传递出来，对记者一些捕风捉影甚至含沙射影的提问，与其遮遮掩掩、吞吞吐吐，致使欲盖弥彰、越描越黑，倒不如敢面对，坦诚相见。如果有个别记者侮辱人格、国格和损害民族尊严，无理纠缠和刁难，也不妨给予义正词严的迎头痛击。

        资料链接 陈毅震惊世界的“宣言”

        1965年9月29日，国庆十六周年前夕，陈毅外长于下午三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同志主持。这一举动打破新中国官方不举行此类活动的先例，引起中外媒体的极大兴趣。有香港记者提出有关美国在侵越战争中利用香港作为据点的问题。陈毅针对当时赫鲁晓夫所谓中国自己不解放香港和澳门，而让亚洲人非洲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让他们为中国火中取栗的反动宣传义正词严地宣告，“这是恶意的挑拨。赫鲁晓夫想指挥中国的政策。我们回答说，中国的政策要由中国决定，不能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决定。”接着，陈毅同志顺水推舟、慷慨激昂地发布出一则震惊世界的宣言：“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它欺负中国人、朝鲜人、越南人、高棉人、老挝人、印度尼西亚人、刚果人、多米尼加人，连它的盟友法国也受它的欺侮。受它欺侮的人起来反对它，变为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造成的。”话音刚落，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一些外国记者急忙走出会场，抢先向全世界播发陈毅外长气势磅礴的宣告。对于陈毅的宣告，香港《成报》评论道：“陈毅在强调，甚至美国联同苏联、英国、印度向中国大陆夹攻，中共亦不畏惧。这种谈话，可谓前所未有。陈毅的谈话，不会挑起战争，他只不过说明中共有胆量面对多面的敌人而已。”

        第二，回答生疏问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领导干部如果遇到了自己不太清楚或者事先缺乏准备的生疏问题时，要分清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转移”办法。比如，问题超过自己的权限和职责，就想办法转给他人；问题超出自己能提供的信息，就想办法转到下次；实在不好回答，可以找出有机联系，将记者的视线转向己方议程，或者将回答的重点转向重要议题，等等。

        资料链接 基辛格“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

        基辛格博士这样的外交大家，曾在享有世界第一女记者之称、以尖锐提问著称的奥丽娅娜·法拉奇面前失手。法拉奇素有“男人的心胸，女人的感觉，记者的敏锐，作家的才华”的美誉，她成功地采访基辛格、甘地、阿拉法特、邓小平等。法拉奇采访基辛格时，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基辛格博士，人们说您对尼克松根本不在乎，说您关心的只是您干的这一行，同任何一位总统都可以合作，您是如何成功的？”基辛格一不小心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他说：“我事业成功的诀窍在于我从来都是单独行动。”尼克松为他突出个人非常恼火。后来，基辛格声称接见法拉奇是他“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

        第三，回答机密问题。领导干部对于机密问题的回答，基本的办法是不回答或者不正面回答。一是可以强调某类问题的一贯原则，以代替对具体细节的透漏。当然，也不能机械刻板地“背诵”，令记者失望。二是可以采用模糊的语言回答，使这个场面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氛围。三是可以在回答提问时点到为止、引而不发、暗示结论。四是可以提供幽默素材，委婉拒绝记者，同时打破尴尬气氛。

        曾经一位西方记者曾问李肇星邓小平同志的健康状况问题，李回答说：“他健康状况良好。”另一位记者紧追不舍：“邓小平先生是在医院里还是在家里拥有良好的健康状况？”李回答：“我不知道是你有这种嗜好还是贵国有这个习惯，在身体好的时候住在医院里，身体不好的时候反而待在家里。”

        第四，回答“刁钻”问题。作为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遇到记者提出的“刁钻”问题时，要始终保持有礼有节、有理有据的谦谦君子风度。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模拟对方话语讽刺对方谬论；可以有根据地反问对方，促使对方反省；可以通过自信的展示压倒对方的气势；可以运用“语言太极”把对方的结论化为自己的前提。

        资料链接 薄熙来“沾老子的光”

        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任大连市市长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香港记者毫不客气地问他：“薄先生，你的父亲是中共高官，你做市长是不是并非主要因为政绩，而是沾老子的光？”老实说，这是一个相当尖锐而且有点不太礼貌的问题，一般人听了肯定会怒形于色。但面对责难，薄熙来微笑作答：“我欣赏这位记者先生的直率，也许他提出的问题不只是他一个人想问的。我不否认沾老子的光，而且还乐意告诉诸位，我曾沾的光使我终身受益！当我还是个正在认识社会和人生的中学生时，因为家庭的牵连，我被关进监狱。五年的监狱生活，使我经受了磨难，锻炼了意志，学会了思考，懂得了公正、民主、法制对一个社会是多么重要，温饱、自由和尊严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命运在这五年里给予我的馈赠，并非是人人都能得到的。如果没有一个倒过霉的老子，我也得不到这份礼物，这不是沾了光？至于个人政绩，我不便评价，这是我的市民的事，但有个事实我想在这里提醒一下：我是由大连人民推举的代表选出的市长，而大连人民是不会视他们的权利为儿戏的。”薄熙来的这样妙解“沾老子的光”，不仅彬彬有礼，而且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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