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在这期间，一定有诸如此类好事的、激励的、反正死道友不死贫道的话语时不时在巴斯博士的耳边响起：“你管他小说不小说，你只要像你平常讲给我们听那样说出来就够精彩了，跟你讲，那些写小说的是因为知道得太少了，才要花心思去编故事、去虚构，犯一堆外行的错误，哪像你，故事一个一个都是现成的，又有千锤百炼的专业知识，再说，你也不该放着那些荒谬不实的伪科学伪知识这样以讹传讹下去是吧——”
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得把这本名为《雕刻人骨》的小说视之为某种“容器”，盛装巴斯博士各种可贵知识的容器。小说书写，对死亡大厨巴斯博士而言，毋宁更接近某种装盘工作，事实上他装得挺美挺有板有眼的，但重要的仍是知识，本体在这里。
传教陷阱话的仍然是时间。此时此刻还方兴未艾、还不可能水落石出之前，我们能说的只是，我们看得出来，老巴斯博士本人其实并不是那种知识至上的顽固学者，除了那些可归纳出的有条有理知识之外，他仍有他的好奇和同情，也保有他在一个个死亡故事之前的谦卑，这些都是有意义的酵素，有助于他日时间的熟成。天道无私，常予善人，如果巴斯继续写下去，他应该很有机会缓缓发现，原来小说不只是工具不只是知识的投掷器而已，小说本身就是思索就是另一种询问和发现的方式，那些无法在人体农场里用科学方法找到的东西甚至答案，在小说书写的艰辛过程中成为可能。
人忽然去做一件特别的事通常不会只有单一一个理由，一定年岁之后的人尤其如此。但我们一定也发现了，在《死亡翻译人》书里，巴斯博士说他这个竖起高墙遗世独立、怕惊吓世人、关起门来以各种方式拷问尸体的冷冰冰研究机构，因为小说家帕特丽夏·康薇尔的那本畅销小说之故，从此热门起来忽然成为人们谈论窥探、如死亡幽黯王国入口的神奇之地，这个本来有名有姓的研究机构也从此就叫“人体农场”了（说说看，它原来全名是什么？）。完全一样的话，他在这本小说《雕刻人骨》才一开头又重复了一次。
而且，巴斯博士本来就是个有足够耐心、肯等这些骨头自己把故事讲出来的好人不是吗？
来了一个叫康薇尔的人，但小孩的指纹却是水性的，它很容易在一两天之内就蒸发掉，也因此，科学想从指纹这一断然的证据介入诸如失踪儿童或儿童诱拐性侵的案件，便又少了一个好整以暇的可能，活着的小孩有他的黄金时间，就连不幸死去的小孩亦有他的黄金时间，死亡在此多了一个层次，一个皱褶，你多了一个和时间赛跑的迫切理由。
有基督教信仰、星期天早上会进教堂的人并不难发现，一般我们就称之为基督教的新教，其圣歌很少是好听的，歌词和音乐旋律之间往往极不协调到尴尬的地步，有一种马上要打起架来的感觉。之所以如此，往往是因为要把神的重要话语、甚至《圣经》里的某一完整章节，就这样硬生生塞进到旋律里去，以至于连话语本身都呈现着某种打油诗的况味。旧教的天主教则几乎不犯这样的错误了，他们知道这时音乐自身才是主体，音乐自己就是内容，音乐不需要加添什么西药成分就能赞颂上帝、洗涤医治人心；歌词意义可以丰硕它，或者说提示它，好让浮漾其中人的情感人的思维更明亮可信，而非篡夺它——新教的歌通常直接出自于某个虔信传教士的素朴之手，旧教的音乐则是有信仰的音乐家。
庄子说“扈言”，扈这个已经快从我们记忆中消失的字是容器的意思。但文学音乐不是，文学音乐其实不可以如此粗暴如此轻率地被拿来当工具使用。这里有一道界线存在，一道老是被忽视、被逾越不管的重要界线。
然而，这个传教士的灵魂太出来，传教之心太急切，还是会出事的。
同样数据、同样现象重复出现总会吸引我们的注意，而确实这也通常深具意义成为通向某个真相的起点。我们人的思维通常是以这样方式工作的。
所以，巴斯博士，这位死亡人骨的当代知识教主，传教工作不自今日始，但康薇尔这个异质之物的出现，却带来新的、不同规格的想像——小说，愈想愈是个不错的东西是吧。不仅仅因为这个挟着上升热气旋而来的CSI式小说看来是如此强大的知识投掷器，直接打到家家户户而不是相关的知识工作者而已，就工具本质而论，小说比什么都实体地、个别地处理死亡，小说比什么都具备复原彼时现实情境的能耐，再细碎的东西它也能说得出来，再隐藏的角落比方说人心它也能穿透并解剖开来，再无形无体的比方说某种情感某种恶意它也有能力造形，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康薇尔这个小说使者的降临，先促生了《死亡翻译人》这本真实说死亡故事的书，再演化出《雕刻人骨》这本虚构说死亡故事的书，这段时间过程，我们好像可清楚看到老巴斯的心情乃至于表情的一点一点变化。
博尔赫斯告诉过我们他的基本文学信念：“我所拥有的，不是因为它系由我发明的，而是我相信的。”如此，所衍生出的知识公共价值面向，更让知识的发生和知识的“被说出”有着更大的重叠、更紧的联系，你是个拥有者，但你也心知肚明自己是个传递者，你绝大部分的知识来自其他人说出的话语，你只是通过某种心领神会参与了，如同在远古的陶器上印上你的手纹，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你自己的创见创造，但仔细想那不也是传递的产物吗？所以“拥有—守护—传递”三种行为在此一知识的公共层面上亦被紧紧贯穿起来，你不把它再说出来、再传递下去，知识就会散失或深埋而绝，这于是成为知识者的义务，也就是说，把你所知所拥有的想尽办法说出来，不只是知识工作的必要一环，这根本就是知识灵魂的一个成分，每一个再埋头不起、再沉静不语的知识工作者，在这层意义上，都同时是个自觉不自觉的传教士。
《雕刻人骨》是一部小说，尽管如果你不事先知道并不容易在第一时间就发现，第一人称“我”说话的语调、身份位置和知识，和《死亡翻译人》里的巴斯博士殊无二致，你只是缓缓狐疑起来，这个“巴斯博士”怎么忽然年轻起来还春情荡漾了起来，又一个杨振宁博士是吗？还有，案情的发展也太戏剧性了点吧，但你晓得这也可能只是叙述者的问题而已，很多人会喜欢如此绘声绘影跟真的一样地讲话，说到底，小说书写者和吹牛皮者的界线并没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划出来，最原初时，他们极可能还是同一个人。
知识，包含着两大工作向度，人们很早就发现，柏拉图也很早就清楚说出来。一是背向尘世众人，孤独地往极深极远极高的地方走去，跟自己的人寿和聪明才智赛跑，能走多远是多远；另一则是转身面向芸芸众生，像孔子说的选择和人站在一起，这通常藏蕴着某种宗教性情怀，带点牺牲带点救赎的味道，因此，下定决心这么做的人总呈现着某种共同的身份特质，我们可称之为传教士。
我们只用最简单的话语来说（并不意味这是个简单的问题）。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素人物理学者，没有素人心理学者（算命术士是吗？），在巴斯博士的研究工作领域里，也只有一步一步踏实学习的学生门徒；然而，文学音乐这边，永远不乏这样天上掉下来的惊喜之人，而且可以第一次出手就震动周遭世界，第一个正式作品就是完熟、直接一步到顶的美丽杰作，像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像徐四金的。侦探推理小说尤其如此，几乎已成定理而非特例，《大眠》《特伦特最后一案》不都是吗？
由此，我们很简单就发现，教学、演讲、出庭作证、参加各式研讨会云云的巴斯博士，本来就一直是死亡人骨知识的不懈传送者，不自今日始。说到底，他这门诡异的知识本来就不是概念性的、框架性的，我们看到他们努力寻找、统计归纳并扩展一些方便、一目了然的基本通则，比方说胫骨长度和人体身高的换算表、尸体腐烂程度和死亡时间的对照表、乃至于人骨特征如何在第一时间揭示其性别、年龄、人种归属云云，但这份工作、这门知识仍是高度经验性，个别性的，每一个（或该说每一次）死亡都有各自不同的性格如同雪花一般，都带着不同的身份、经历和记忆刻痕而来，也都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乃至于温度湿度和压力下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你要知道的如果不仅仅是他死了没有或他的年龄、人种、身高体重云云这些只供填表格的东西，如果你还多好奇多深究一些，每次死亡便都是独特的，都讲着不一样的故事，而这参差歧异，又总是和它所在短暂的、光影般变换、不重复的纷乱现实密密相连，这意味着，当你试图理解它、窥破它时需要考虑已消逝的现实情境，而当你要重新说清楚它时，一样得重建、得复原已然更消逝、更所剩不多的彼时现实情境。
而康薇尔火红畅销的法医小说、人们对人体农场的兴趣云云，又是包含在一个更大热潮里头的，那就是所谓的CSI现象。
这一定对巴斯博士充满了启示力量——用宗教的概念来说，这是神谕，是神兴起了他要他作工，就像在《圣经》里我们惯看的，某个人某个晚上做了某个梦，梦中神指示他到某个地方去宣扬神的道理云云，把一个安分老实工作的人化为使徒。这种事在人看似已别无所求的暮年时刻发生，尤其有一种令人激动的青春力量。
说来，专业的文学工作者、音乐工作者这样的闷是期的，很多人甚至习惯了，把它视为自己的工作处境不再计较，但某个狐疑不平的微弱声音总挥之不去——奇怪我们一直如此谨守分际，我们不会侵入物理学领域里以为自己可摇身变成量子力学者，我们也不会没事摸摸自己身上的两百多根骨头就想取巴斯博士代之云云。我们这么尊重他们的专业，他们为什么不以同样的行回报我们？
静待时间的幻化与熟成古寺雪一样飘飞下来的一个樱花树下下午，一个光影一瞬的画面，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初恋。
先生不出，奈苍生何。
文学音乐有深刻精巧、可一字一句打磨、可穷人一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艺，这无可替代无可回避，但却同时是不专制、不直线、不构成非如此不可的障碍的，人多人稀之径都有路可走也都可能到达。这个奇妙的奥秘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但这里我们可指出相当根源性的一点，那就是文学音乐无止境无界线的目标，这个目标不是凭空的、封闭的，而是来自人自身，是回答昆德拉所说的“存在”的总体问题，人有多复杂，它就有多复杂，人有多难搞，它就有多难搞，人有多少不餍足的好奇和想像，它就呼应着做多少无限的梦。说得简略可议点，这个目标本身就是冒犯的、逾越性的，它所能摸索出、建构出的专业知识及其技艺，永远追不上这个卡尔维诺所说“过度野心的目标”，因此它得什么都试图吸纳进来，试图罗织各种思维各种学问各种知识成果。这样的动员幅度，加上其目标的根源人心，最终还逼迫它平等，甚至质疑自己的层级性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艺本身；也就是说，它既向各种专业学科乞援，同时又满怀希望向广大的、一般的人瞻望，它什么都不放过都欢迎光临，因此它的边界之处总是模糊的、零乱的、龙蛇杂处的，有一堆异质的、（暂时）消化不良的东西。
等你实在憋不住了回头查出来，这次这个“巴斯博士”不叫巴斯而是比尔·布洛克顿博士，等书中所有细碎的间接证据都一致告诉你这的的确确就是一部小说时，你会觉得莞尔——干嘛这样一位一辈子埋头在人骨世界，已是国宝级大师级人物的老科学家，忽然在这种时候这个年纪呀呀写起小说来？说真的，依统计，这事远远比他这种时候这把年纪去谈恋爱、追女生、为死去的青春做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次喷发更不寻常。
但我们常说，一个人这样对待你，这是他的错；两个人这样对待你，这也是他们的错；但所有人都这样对待你，那很可能就是你自己出了问题了不是吗？张爱玲说过这么一句天地不仁的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在我们推理侦探的世界里则是贾德诺，他小说里通过胖柯白莎讲瘦赖唐诺（不是我），“这小子我看八成是足球转世的，每个人看见他都想踢他一脚”。
所以朱天心在她的小说一开始的四行记忆回望原来是写实的、没因眷念而修改的，她完全是从第一时间的感官精细地认出来离她而去的东西。那时候的天空比较蓝，真的是比较蓝，事关空气中存在的分子所造成的光的折射不同；那时候人汗水的味道比较干净，真的是比较干净，因为年轻时它是水性的，会跟着泪水在第一阵晚风到来时就挥发无踪——一个美丽但也短促不祥的事实。
人死如灯灭，人不会死得比死更死，这是对的，当我们从死者的主体来看死亡一事时，这也提醒我们生着的人在此由明到暗的一刻就该松手了，他已完全离开，你有完没完的思念或者仇恨化为箭矢都不再及于他了。然而，从生者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感官知觉、不同的需求、乃至于不同的疑惑和询问，死亡的确是层次的，以各自不同的速度和变化缓缓完成的，几天几年几世纪。文学的张爱玲敏锐地告诉我们，当她自己也死去时，连同她的所有记忆，她的祖母无可避免地将再死亡一次；科学的巴斯博士的名言，在他上一本书《死亡翻译人》里反复说，在这本《雕刻人骨》里他也还说，肉体会遗忘，骨头却记得（说法倒是挺文学的，这可能预告了《雕刻人骨》这部小说的出现）。这里，死亡如潮水，它缓缓地、时间性地、看得到地退潮，并在生者的沙滩上搁浅着它卷不走的各种杂物，水落石出，慢慢地朽烂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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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督教信仰、星期天早上会进教堂的人并不难发现，一般我们就称之为基督教的新教，其圣歌很少是好听的，歌词和音乐旋律之间往往极不协调到尴尬的地步，有一种马上要打起架来的感觉。之所以如此，往往是因为要把神的重要话语、甚至《圣经》里的某一完整章节，就这样硬生生塞进到旋律里去，以至于连话语本身都呈现着某种打油诗的况味。旧教的天主教则几乎不犯这样的错误了，他们知道这时音乐自身才是主体，音乐自己就是内容，音乐不需要加添什么西药成分就能赞颂上帝、洗涤医治人心；歌词意义可以丰硕它，或者说提示它，好让浮漾其中人的情感人的思维更明亮可信，而非篡夺它——新教的歌通常直接出自于某个虔信传教士的素朴之手，旧教的音乐则是有信仰的音乐家。
庄子说“扈言”，扈这个已经快从我们记忆中消失的字是容器的意思。但文学音乐不是，文学音乐其实不可以如此粗暴如此轻率地被拿来当工具使用。这里有一道界线存在，一道老是被忽视、被逾越不管的重要界线。
然而，这个传教士的灵魂太出来，传教之心太急切，还是会出事的。
同样数据、同样现象重复出现总会吸引我们的注意，而确实这也通常深具意义成为通向某个真相的起点。我们人的思维通常是以这样方式工作的。
所以，巴斯博士，这位死亡人骨的当代知识教主，传教工作不自今日始，但康薇尔这个异质之物的出现，却带来新的、不同规格的想像——小说，愈想愈是个不错的东西是吧。不仅仅因为这个挟着上升热气旋而来的CSI式小说看来是如此强大的知识投掷器，直接打到家家户户而不是相关的知识工作者而已，就工具本质而论，小说比什么都实体地、个别地处理死亡，小说比什么都具备复原彼时现实情境的能耐，再细碎的东西它也能说得出来，再隐藏的角落比方说人心它也能穿透并解剖开来，再无形无体的比方说某种情感某种恶意它也有能力造形，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康薇尔这个小说使者的降临，先促生了《死亡翻译人》这本真实说死亡故事的书，再演化出《雕刻人骨》这本虚构说死亡故事的书，这段时间过程，我们好像可清楚看到老巴斯的心情乃至于表情的一点一点变化。
博尔赫斯告诉过我们他的基本文学信念：“我所拥有的，不是因为它系由我发明的，而是我相信的。”如此，所衍生出的知识公共价值面向，更让知识的发生和知识的“被说出”有着更大的重叠、更紧的联系，你是个拥有者，但你也心知肚明自己是个传递者，你绝大部分的知识来自其他人说出的话语，你只是通过某种心领神会参与了，如同在远古的陶器上印上你的手纹，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你自己的创见创造，但仔细想那不也是传递的产物吗？所以“拥有—守护—传递”三种行为在此一知识的公共层面上亦被紧紧贯穿起来，你不把它再说出来、再传递下去，知识就会散失或深埋而绝，这于是成为知识者的义务，也就是说，把你所知所拥有的想尽办法说出来，不只是知识工作的必要一环，这根本就是知识灵魂的一个成分，每一个再埋头不起、再沉静不语的知识工作者，在这层意义上，都同时是个自觉不自觉的传教士。
《雕刻人骨》是一部小说，尽管如果你不事先知道并不容易在第一时间就发现，第一人称“我”说话的语调、身份位置和知识，和《死亡翻译人》里的巴斯博士殊无二致，你只是缓缓狐疑起来，这个“巴斯博士”怎么忽然年轻起来还春情荡漾了起来，又一个杨振宁博士是吗？还有，案情的发展也太戏剧性了点吧，但你晓得这也可能只是叙述者的问题而已，很多人会喜欢如此绘声绘影跟真的一样地讲话，说到底，小说书写者和吹牛皮者的界线并没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划出来，最原初时，他们极可能还是同一个人。
知识，包含着两大工作向度，人们很早就发现，柏拉图也很早就清楚说出来。一是背向尘世众人，孤独地往极深极远极高的地方走去，跟自己的人寿和聪明才智赛跑，能走多远是多远；另一则是转身面向芸芸众生，像孔子说的选择和人站在一起，这通常藏蕴着某种宗教性情怀，带点牺牲带点救赎的味道，因此，下定决心这么做的人总呈现着某种共同的身份特质，我们可称之为传教士。
我们只用最简单的话语来说（并不意味这是个简单的问题）。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素人物理学者，没有素人心理学者（算命术士是吗？），在巴斯博士的研究工作领域里，也只有一步一步踏实学习的学生门徒；然而，文学音乐这边，永远不乏这样天上掉下来的惊喜之人，而且可以第一次出手就震动周遭世界，第一个正式作品就是完熟、直接一步到顶的美丽杰作，像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像徐四金的。侦探推理小说尤其如此，几乎已成定理而非特例，《大眠》《特伦特最后一案》不都是吗？
由此，我们很简单就发现，教学、演讲、出庭作证、参加各式研讨会云云的巴斯博士，本来就一直是死亡人骨知识的不懈传送者，不自今日始。说到底，他这门诡异的知识本来就不是概念性的、框架性的，我们看到他们努力寻找、统计归纳并扩展一些方便、一目了然的基本通则，比方说胫骨长度和人体身高的换算表、尸体腐烂程度和死亡时间的对照表、乃至于人骨特征如何在第一时间揭示其性别、年龄、人种归属云云，但这份工作、这门知识仍是高度经验性，个别性的，每一个（或该说每一次）死亡都有各自不同的性格如同雪花一般，都带着不同的身份、经历和记忆刻痕而来，也都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乃至于温度湿度和压力下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你要知道的如果不仅仅是他死了没有或他的年龄、人种、身高体重云云这些只供填表格的东西，如果你还多好奇多深究一些，每次死亡便都是独特的，都讲着不一样的故事，而这参差歧异，又总是和它所在短暂的、光影般变换、不重复的纷乱现实密密相连，这意味着，当你试图理解它、窥破它时需要考虑已消逝的现实情境，而当你要重新说清楚它时，一样得重建、得复原已然更消逝、更所剩不多的彼时现实情境。
而康薇尔火红畅销的法医小说、人们对人体农场的兴趣云云，又是包含在一个更大热潮里头的，那就是所谓的CSI现象。
这一定对巴斯博士充满了启示力量——用宗教的概念来说，这是神谕，是神兴起了他要他作工，就像在《圣经》里我们惯看的，某个人某个晚上做了某个梦，梦中神指示他到某个地方去宣扬神的道理云云，把一个安分老实工作的人化为使徒。这种事在人看似已别无所求的暮年时刻发生，尤其有一种令人激动的青春力量。
说来，专业的文学工作者、音乐工作者这样的闷是期的，很多人甚至习惯了，把它视为自己的工作处境不再计较，但某个狐疑不平的微弱声音总挥之不去——奇怪我们一直如此谨守分际，我们不会侵入物理学领域里以为自己可摇身变成量子力学者，我们也不会没事摸摸自己身上的两百多根骨头就想取巴斯博士代之云云。我们这么尊重他们的专业，他们为什么不以同样的行回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