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之交，古老的北平城雍容而平静，其实它已经是个围城，日本侵略者早已经给它套上了绞索，只是不知道它那罪恶的手何时会拉紧。

        在北平周围，日本驻屯军多达万人，分布于北平、天津、塘沽、滦州、秦皇岛及山海关之间铁道沿线。东面有傀儡的汉奸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军万余人，北面的热河集结有日本关东军，西北面的察哈尔有伪蒙军约4万人。

        一位正在中国旅行的美国学人拉铁摩尔感受到了危机逼近，后来他成了蒋介石的顾问。那年的春季，一向争吵不断的中、日两国好像突然失去了争执的兴趣，一切归于沉寂。拉铁摩尔忧心忡忡地对朋友说：“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让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呢。”

        日本驻华武官今井武夫在战后的回忆录中也承认，日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中，都在谈论一个神秘的传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为此，日本军政界均派人到京津明察暗访。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对记者来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有价值的消息来自北平、天津和保定三地，而最有价值的消息则来自庐山、南京和东京，不再是来自宛平的卢沟桥前线。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北平城门紧闭，平汉铁路中断。中国共产党对卢沟桥事变迅速做出反应，7月8日就发表通电，呼吁武装保卫平津和华北，实行全民族抗战。

        在南京，外交部长王宠惠向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提出书面抗议，要求日军撤回原防。日本政府诬蔑中国“非法炮击及排日侮日”，反要求中国政府道歉，还蛮横地说卢沟桥事变是“地方事件”，可由日方直接与冀察地方当局交涉，中国政府不必过问。中国外交部严正指出，任何协定都须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

        日本面对强硬的中国需要立即做出决定，是对这个新的对手让步，还是干脆彻底摧毁它的实力与意志；如果让步，那么日本让到何种地步，并且向中国要求的交换条件是什么？平津的局势早已经不由当地的冲突双方所能够左右，决定着事变结局的是南京与东京。

        中国面临抉择，是再次低头，把卢沟桥事件作为地方事件处理，还是坚守原则，哪怕以战争对付战争。

        8日，蒋介石在庐山得知卢沟桥事变后，要宣传部长邵力子对事变如实报道，不加任何限制。周围敏感的人觉察到蒋介石已经要下决心抗日了。9日，他下令孙连仲等部北上石家庄和保定。孙连仲部进入河北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不再准备遵守屈辱的“何梅协定”。12日下午7点，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境内的中国军队接到动员令，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线集结；山东境内的部队担任津浦铁路北段的防守；在南昌的30架军用飞机立即编队飞行北上。

        骄横好战的日本侵略者低估了中国人民抵抗的决心与力量，以为只要拔刀威胁一下便可以使中国屈服。陆相杉山元在上奏日本裕仁天皇时夸下海口，要在一个月内解决“支那事变”。近卫内阁匆匆于11日宣布向华北增派3个师团的兵力，并在日本国内进行动员。日本政府将这一事件当成解决华北问题的恰当机会。这一决定比日本军方走得还远，这是把卢沟桥事变导向全面侵华战争的关键性步骤。

        时当盛夏，国民政府的要员们多在江西庐山避暑。国民政府还邀请了各界知名人士上山召开谈话会，在庐山上，最受人们注意的便是挂着五老峰徽章的谈话会代表。正因为如此，国内外的视线都集中到庐山。

        7月17日，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庐山谈话，郑重表示：“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变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到中国整个国家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现在就是最后关头了。”同时，他明确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仍争取和平，只应战，而不求战。蒋介石宣示了中方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点立场：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的改变；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此时蒋介石是在表达一个民族的意志，中国人已不准备再屈服于日本的任何压力，包括战争的威胁，他表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从这天起，中央政府终于断然负起了保卫华北的责任。

        8月初，最高国防联席会议在南京举行。各重要省份的将领，如四川省主席刘湘、广西省的白崇禧、云南省主席的龙云等，都赶到南京与会。他们将以前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暂时放却，共议抗战大计。

        在国防联席会议上，蒋介石表示，如果日本人说话算数，能以长城为界而不南犯，他个人愿意负责与日本谈和。但日本的行为证明，不灭亡全中国它是不会罢休的，因此中国只有起来应战。四川省主席刘湘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宣布，四川作为抗战的后方，将出兵百万为国效命。他的这个表态非同小可，因为如果沿海地区沦陷，四川将成为中国抗战的最主要的后方基地。

        会议最后以是否起立的形式来表决是否抗战，与会者均一致起立，决心抗战。全国的军事领袖们在国难临头之际，终于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稍后，中国共产党红军将领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乘飞机从西安赶到南京参加了国防联席会议，贡献了他们在战略战术方面的特别心得。

        8月13日，日军制造事端，以致上海燃起战火后，中国政府立即做出强烈的反应，14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蒋介石任陆海空军大元帅，程潜（后为何应钦）和白崇禧分别出任正、副参谋总长。

        上海战事爆发后，蒋介石迫切需要红军开往华北增援，国共谈判很快取得了突破性进展。8月22日，蒋介石正式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3个师，每师辖两旅，每旅辖两团，全军共4.6万人。国共两党后来还围绕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进行了谈判。10月，红军在南方的各路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面对抗战全面爆发的新形势，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出席会议，讨论红军作战的战略与行动方针，与国民党的关系及发动人民起来抗战等重要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全面抗战八大纲领，确定共产党应使自己成为领导全国抗战的核心，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组织和武装民众，将工作重点放在战区与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实行持久抗战。

        15日，开始全国总动员。在南京参加会议的地方要员们匆忙回各省组织和动员军队开赴华北和华东前线。前线地区划分为5个战区。河北、河南为第一战区，山西、察哈尔、绥远为第二战区，上海、江苏、浙江为第三战区，福建、广东为第四战区，山东南部及江苏北部为第五战区。

        日本近卫内阁也公开放弃“不扩大”方针，组建上海派遣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第三、第十一等师团开往上海，将战争区域扩大到整个中国。

        从“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就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甚至全面战争开始以后，双方也没有断绝外交关系。中国将这场战争称为抗战，抗战从局部抗战一直发展到全面抗战，日本将这场战争叫“事变”，从“满洲事变”、“北支事变”一直发展到“中国事变”。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各省军队纷纷向华北、华东前线开拔。连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爱国人士也不落人后，在省会昆明，人们先后热情欢送第六十军、第五十八军等子弟兵开往抗日的前线。

        云南第六十军的官兵在军长卢汉的率领下，唱着作曲家冼星海为他们创作的军歌越过万水千山奔向抗日战场：“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走过崇山峻岭，开到抗日战场。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不能让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不能让敌机在我们领空翱翔。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军歌唱出了云南军人的光荣，此前20年正是他们率先振臂一呼，让袁世凯的帝制政府灰飞烟灭。这些官兵空闲的时候喜欢唱几句滇戏，或者拿出两尺来长的圆烟筒吸烟。这烟筒又名痨病筒，紫红色，闪闪发光，不一定看得出是竹制的。初到异地的时候，老百姓总以为是一种什么武器，或者当成掷弹筒，或者当成水机关枪，甚至被认做是酒壶或小便壶。其实这便是云南人爱吸的水烟筒。就是这些普通的官兵，要在抗日战场上延续他们的光荣传统。

        比邻云南的广西省，在战前就拥有比较完整的民团组织和行之有效的征兵制度，因而，抗战之初，广西省很快便动员起两个集团军数十万部队奔向抗日的前线。他们的军饷、服装等主要是由本省提供的。

        在没有真正统一的国防军的情况下，中国的抗战阵营依旧在最初表现得像一个整体。抗战时的中国军队统称为国民革命军，由南京的统帅部统一调动。与其说它是一支近代化的国家军队，不如说它是由许多不同性质军队组成的盟军。红军是战争爆发以后才正式编入国民革命军的序列，称第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它宣誓服从三民主义，但全体官兵上下绝对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半年前，东北军、西北军还因为扣押蒋介石而与中央军壁垒分明。一年前，广西军队还盘马弯弓，准备与南京的军队作战。在国民革命军的名下，还有许多地方乃至私人性质的军队，如川军、晋军等。抗战前他们彼此之间大多交战过。但在国难来临时，各种类型的中国军队握手言和，从不同的地区开赴华北平原上的津浦平汉线、山西高地和淞沪低洼水网地带。

        前线的司令官们看到了穿着不同制服的各种军队，也看到了他们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将他们的武器放在一起的话就像是举办一场大型的世界过时武器博览会。在淞沪战场，云集了最精锐的部队，张治中上将手下的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七师、第三十六师配备有德国的武器，他还可以指挥他的坦克手们攻击已经被逼到海边的日本军队。而在山西，来自四川的王铭章师长属下的士兵却穿着草鞋，他们连坦克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

        各地部队的军饷不统一，训练不统一，新兵补充不统一，连编制也不统一，要想让这样的军队在一场现代化战争中密切配合，应用自如，那是不现实的。

        尽管有了这些不利的因素，中国的领袖们还是决定抵抗。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面对日本旷日持久的侵略、侮辱和压迫，中国人民终于决定用铁血与日本决一死战。战场上的挫败早在预料之中，大片富庶的土地被占领也在预料之中，大批生命的死亡也已经不可避免，但中国还是要战斗下去，正所谓哀兵必胜！中国军队所持的最大资本是战士的强烈的民族精神。一位小战士的面色刚毅的照片曾被国外的杂志登载，他的眼神充满着复仇的欲望，这是一个象征，是中国军人准备冒一切困难与日军血战到底的精神象征。

        1937年炎夏，对日战争开始，转眼到了落叶飘零的深秋。战局也像秋天的景色变得萧瑟黯淡。

        在忻口会战失利后，山西战局变得严峻起来。11月8日，山西省城太原失陷。山西军政中心向山西南部的临汾转移。

        太原失守的前一天，朱德总司令率领八路军总部转移到了山西东南部和顺县的石拐镇。这是个位于正太铁路之南的小镇。当时小镇的居民和那里许多临近战线的区域一样，人心惶惶，很是冷落。

        朱德将军的到来使得当地的人心镇定下来。作家丁玲率领战地服务团也来到了八路军总部。两个东北的学生来到八路军总部，他们是从太原徒步找来的。他们找遍了山西东部，为的是参加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9日晚上，战地服务团在街头演出，城门口变成了剧场，街道与屋顶上挤满了战士和居民，一个演员打着竹板，用说唱的形式讲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当时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随八路军总部采访，并在以后的日子里随军向山西南部的洪洞、临汾转移。她亲眼目睹了朱德将军在许多地方受到热烈欢迎的场景。13日晚上，在榆社县县城宽敞的文庙内召开群众大会，“当朱德在人群闪让开来的地方向前走的时候，全场的人们都站起来，高唱中国歌曲。当地的和邻近城镇的游击队、县城的警察、山西军的一个连、当地的救国会以及全体居民都在欢迎他。”

        11月下旬，日军首先出动两万兵力配合骑兵、大炮、坦克、飞机分8路向刚刚创建的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攻。八路军能不能在敌后站住脚跟，这是首次较量。

        华东战场的情形令人忧伤。

        11月9日，上海的主力部队在浴血抵抗3个月以后，终于无法支撑，蒋介石不得已下达了撤退命令。军队早已经筋疲力尽，撤退变成了可怕的溃败，蒋介石苦心经营的精锐部队遭遇重创。撤退时最可怜的是重炮部队，炮车与重炮这类笨重的大家伙在逃生的时候成了累赘。仓促混乱之中，在上海与南京间修筑的号称东方马其诺的数道防线和工事也没有发挥作用。仅一个月的时间，日军已经把10多万中国军队围困在南京城中。这座古城已没有空中保护，因为年轻的中国空军已经损失了几乎全部的战斗机。至于本就弱小的海军，已与海无缘，变成了江防部队。

        1937年的冬天冷得严酷。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除少数部队侥幸突围，其余都成了战俘。中国的首都在一场日军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变成了人间地狱。被俘士兵、城中的平民被杀害达30万人。到处是强暴妇女、抢夺财物和纵火等，日本侵略者行同无法无天的野兽。而在日本的首都东京，国民却涌上街头，沉浸在狂欢的气氛中。

        在华北，津浦线上，日军到达黄河，直逼济南。平汉线日军也快速向南推进。

        那时的中国已处在虚脱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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