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当然，这也许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邓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了。几天后，邓小平携全家登上北上的列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三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离别之际，68岁的邓小平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我还可以干20年！”

        “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他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1973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内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还是产生了，它体现在3月9日晚周恩来亲自起草的给毛泽东的报告里：“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显而易见，周恩来郑重地写出这些话，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

        随即，周恩来将批件和附件送给在京邓小平，征求他本人的意见。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决定》的当天，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

        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呢？

        自1971年林彪事件后，在亲自领导推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体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第二年5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诫。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并不在意，仍坚守岗位，抱病操劳。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同年3月28日，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会见邓小平。第二天，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他（邓）的精神、身体都好。29、30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

        29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6年多之后的再次见面。两人握手时，毛对邓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卓琳夫妇晤面，并共进晚餐。据邓小平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

        4月12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外事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又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是本文开篇所描述的“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一幕场景。

        之后，邓小平开始参加国务院业务会议，行使国务院副总理之职。据不完全统计，从1973年4月起至这年年底，邓参加和主持的各种内外事活动达140余场，平均每周3-4场。

        5月下旬，邓小平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向与会者强调：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是指“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在邓小平复职前后被“解放”的一批老干部。

        同年8月，邓小平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期间，周恩来在一次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出席的会议上特别提及：邓小平同志说过，有的同志身体不好，可以做顾问。毛主席对小平同志的意见很重视，提出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他当主席。关于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件事，尽管在当时条件下未能也不可能实现，但周恩来却在这样一个场合里，向大家展示了邓小平的魄力和能力，特别是毛泽东对邓复出后第一次发表“政见”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在外交场合，周恩来把话说得更透。这年秋天，他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外地参观时，向他们介绍邓小平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中共十大后，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考虑”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这是邓小平复出后，毛第一次考虑由邓同时集中央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的问题。

        12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拍板定案：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成员的面，高声说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

        毛泽东还当场送给邓小平8个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12月22日，病势沉重而心情放松的周恩来，逐字逐句地写下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的全文：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至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抱病苦撑了整整8年的周恩来，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下一口气。

        1973年邓小平的复出，对当时以及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人物之一、“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新出来工作，必然会引起人们对过去许多问题的重新认识，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与反思，所产生的影响和震动都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1972年5月周恩来已被确诊患癌症。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他的职务。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江青等人根本就不是治国安邦的料。他决策邓小平复出并担任要职，表明他最终对于老一辈革命家的信任和倚重。最后，邓小平于“文化大革命”中期复出，并逐步在中央党政军高层集要职于一身，这就大大加强了党内健康力量，对于后来老一辈革命家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对于在四届人大上建立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对于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卓有成效的全面整顿，特别是对于1976年清明爆发的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举国震撼的“四五运动”，都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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