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一·二五”大会前后，江青等人还制造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

        这样，周恩来又赢得同“四人帮”较量的第二个回合的胜利。

        江青等人在头一回合的较量中失利后，仍不甘罢休。同年3月，在讨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人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公开把目标指向邓小平，以种种理由不同意外交部提出的（实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的建议。这是自邓小平复职后，“四人帮”第一次直接向邓小平发难。

        3月底，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小平同志出国一事，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仪式，以壮行色。获准后，周恩来又告诉民航负责人和有关部门：“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我们要为他圆满完成任务打通道路，增添光彩，并为他铺上红地毯。”这是当时中国外交礼仪上的最高规格。

        这时的周恩来，正值癌症发展、病情日趋加重之际。从1月下旬起，他连日便血，不得不施行癌细胞的控制治疗，尚需配合以恢复、休息。但在“四人帮”一次次进攻面前，周恩来既不可能安心地放下工作去休息，也不会不闻不问地表示沉默。他此时的一桩心事是：在自己病倒之前，必须有一个人能够取代他现在的地位，以便在今后的斗争中同“四人帮”一伙继续周旋、抗衡。

        实践表明，邓小平此次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无论从国内或国际方面看，都意义重大。它对于迅速提高刚复职不久的邓小平的威望，巩固和加强他已经取得的中央领导工作的地位，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为此，周恩来对邓小平这次出行亦给予高度重视。对飞行安全问题，也亲自过问、把关，不容有丝毫疏忽。

        4月6日清晨7时许，周恩来虽通宵未眠，却精神抖擞，毫无倦意，驱车亲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机场上彩旗飘扬，数千名群众身着鲜艳服装，载歌载舞，热烈欢送。

        行前，周恩来多次召集民航等有关部门开会，反复研究飞行方案，对许多技术细节都作出指示。例如，他曾向负责此次飞行任务的机组人员建议，为确保航线畅通，预先可安排东、西两线同时试飞。这样，届时如果一条航线因故不能飞，还可以走另一条航线。当机组人员提出过去从未飞过西线，困难较大时，周恩来再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可以找法国航空公司驻京办事处，请他们帮助解决。”经联系后，法航很快提供了试飞所需各种资料，并主动派出领航员跟机协助。在周恩来精心指导下，东、西两线均试航成功，邓小平出国的时间和安全都有了可靠保障。

        1月25日，在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等人俨然以党中央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负责人自居，颐指气使，动辄训人，无限上纲，置到会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他们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要批判所谓“走后门”问题，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是企图利用群众对“走后门”的不满，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而整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而“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正是由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才“解放”并使用了许多老干部。因此，“四人帮”一伙的矛头，最终是对准周恩来的。

        几乎就在中央文件下达的同时，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发现，几个月里一直不苟言笑的周恩来，这几天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周恩来思虑已久的这个能够接替他的人，便是邓小平。

        他们一手制造了“马振扶公社中学逼死女生”、“黄帅驳‘王亚卓’”、“北京永乐中学学生被逼跳楼”等事件，以“证实”“教育黑线回潮”；

        由于江青的反对，政治局第一次讨论议而未决。第二天，周恩来不顾江青阻挠，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见批件后勃然大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报告。

        然而，1974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平静的。

        所有这些，都成了江青一伙提出“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无怪乎当时便有了“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说法，而江青等人更仿佛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再现。

        他们围剿《三上桃峰》等剧目，批所谓“黑画”，批纪录片《中国》，以“回击文艺黑线复辟”；

        有关周恩来一再推迟住院治疗时间的缘由，直至周恩来去世数年之后，邓颖超才向身边工作人员作了“透露”。她说：在那段时间里，恩来一直对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担心江青那些人乘他住院时对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离开工作岗位……

        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讨论出席联大会议人选时，由于周恩来事前努力，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闹政治局。会后，毛泽东得知江青表现，甚为不满。他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迫使江青收敛气焰。

        1973年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已是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

        对江青等人在“一·二五”大会前后搞的“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的阴谋，周恩来早就深谙其意。2月初，他亲笔致信毛泽东，阐明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提出：如运动中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就太狭窄了，不正之风绝不止此；而对“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在这之前，叶剑英也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一问题。不久，毛泽东痛斥江青等人摘“三箭齐发”的做法是“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同时，毛还制止下发“四人帮”一伙在“一·二五”大会上的发言稿，阻止了他们欲将矛头对准一大批老干部的阴谋。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继而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

        他们以个人名义向军队系统大量写信、送“材料”，还勒令《解放军报》停刊数月，在军内大搞“放火烧荒”；

        “衷心拥护毛主席的指示，继续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

        这一次，江青等人又打出“批林批孔”的招牌，似乎只有把死于两千多年前的孔丘拉出来批一通，才能将死于两年多以前的林彪一伙“批深批透”。这一弥天大谎，恰恰是“四人帮”自己把它揭破的。

        元旦那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发出了“批林”也要联系“批孔”的信号。

        周恩来清楚，邓小平刚刚恢复党政军职务不久，必须抓紧时机，安排好邓的实际权力，并创造一切条件，为邓小平提高声望，扩大他在党内外、国内外的影响。因为自己一旦病例，就再难回到工作岗位。

        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等参加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之后政治局会议又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得到毛的赞同。这样，便走出了邓小平接替周恩来格局的第一步。

        他们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所谓“蜗牛事件”，以“证明”国务院领导人批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是“崇洋媚外”，等等。

        江青等人果真是要“批林批孔”吗？人们记得：1972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的过程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意欲将批林斗争引向深入。正是由于江青一伙从中作梗，才使得批林运动陷于夭折。

        至于“批孔”，更不过是江青等人为“联系现实斗争”而玩弄的一套障眼法。早在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之前，江青就借要“评法批儒”，试图把所谓“儒法斗争”内容塞入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结果被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由，否定了江青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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