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戴蒙脱掉外套，把它挂在档案柜上，两手滑入吊裤带里头，拂去胸前汗水。刚才的侦讯没有得到预期的进展。这个教授与刚开始时比起来，更是劲敌一个。虽然不无进展——因为有些回答已经比较不防卫了——但贾克曼在心理上仍是相当防卫的。他虽然渐渐不嫁罪于他人，但却拒绝诱惑，亦即一般罪犯会心存侥幸接受的诱惑：任何一个与他相同处境的人，都会抓住这个机会，把谋杀罪嫌往地址簿上随便一个人的名字上头栽。

        不过，戴蒙没有因此气馁，他享受这个挑战。以目前的阶段看来，显然战术得改变了——它必须也可以测试某人的忍耐力，同时对教授一样奏效。他仍一边低头看着自己桌上的晚报，一边告诉约翰·韦格弗：“我想现在起，我们应该进行两人玩的侦讯。你由各项事情切入，我则伺机使他失去平衡。”

        眼看这吩咐带给韦格弗的震惊——因为他一向很不喜欢被动的角色——他满意极了。直到目前，戴蒙总是自己主导演出，完全没有理会一项事实：韦格弗曾负责侦办至少两件凶杀案，而后才被派任这个妾身未明的候补角色。这倒不是因为戴蒙瞧不起这位巡官的能力，而是正好相反。根据韦格弗的人事记录，他二十四岁投效警界，第二年便调到警务署刑事侦察课，而且很快干到目前的层级。他是个有希望的小伙子，拥有空大学位，人人看好他调升高职。他一路借升级考试优哉游哉地年纪轻轻便窜到巡官的位置；接着又以蛮勇侦破布里斯托两件家庭命案。运气不好的是，米森岱案的报告让戴蒙免罪了，否则的话，韦格弗铁定已受命负责这项侦察了。

        “休息得如何？”两人重回会谈室时，戴蒙关切地问教授，但因为他随即显出对答案毫无兴趣，而把那份关切破坏掉了。“我们要接着谈谈你太太死前的那几个小时，你准备好了吗？韦格弗巡官将负责提问题。”

        他把一只手肘放在桌面上，下巴倚在手上，像是竞技场边的尼禄（罗马皇帝，得母亲及二位贤臣之助，执政初期施行仁政，其母被杀之后，遂沉缅于女色歌舞、演戏和战车竞赛，朝政日益腐败），准备观赏这场竞赛自娱。

        韦格弗已在贾克曼对面的椅子上坐好。翘翘的小胡子以及大大的褐色眼睛，使他不像戴蒙那么让人畏惧。一开始，他的声调温和得有点缺乏自信。他先点了点头，才说：“先生，假如我所知正确的话，你早上说，你最后一次见到你太太是九月十一日，星期一。”

        “是的。”

        “你记不得前一个周末的任何事情？”

        “我不太可能忘记，”贾克曼回答，并无不悦。“‘珍·奥斯汀在巴斯’那个展览，就在那个星期六由市长正式揭幕。我像只无头苍蝇似地满场转。”

        “有没有什么突发的状况？”

        “有一个，这一点待会儿再说。事实上，星期四晚上已经一切就绪。我猜你们没有人去参观才对，但我认为那是一次相当不错的展览。我不能说我们把集会堂全部塞满了，不过，由于狡猾地运用展示架和视听设备，我们总算在那个场地做出有看头的东西来。报纸上的全国性版面刊出令人愉快的评论，地方电视新闻也做了报导。但有关那个展览的事你们不会想听吧。”

        “假如与案件有什么关系的话……”韦格弗说。

        戴蒙那边发出好大一声吸气，以及在椅子上夸张地扭动的声音。他看出这个部分离题了。

        “我无法想像那展览怎么可能与案件有关。”贾克曼坦承，眼睛仍看着韦格弗。“但无论如何，婕瑞的死对我来说是无从理解的。我要不要照你要求的，把那个周末的细节全部讲出来？星期五那天，我大半时间在伦敦希罗机场，等着接一个来度周末的客人。”

        韦格弗的眼睛睁大了。

        “那个周末你们家有客人来？”

        贾克曼随口回答：“他是路易斯·强克博士，美国匹兹堡大学的一位学者，他是研究珍·奥斯汀的专家，他对她的研究远超过我对她的认识。强克博士曾出版几部珍·奥斯汀小说的研究报告，而且正在进行一个重大的传记研究。他一听说有这个展览，便安排了假期前来。七、八月间我们一直有连系，后来我邀请他参加周末揭幕。不凑巧的是，他的飞机延误了六个小时，以致原订星期五早上十点可以抵达的，结果下午四点才到。还好展览在前一天晚上已全部安排就绪。”

        “在那之前你见过强克博士吗？”

        “没有，我们只有通信联络。在学术界，为同僚提供住宿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我以前去美国时，也很高兴接受人家的招待。”

        “那个周末他都和你在一起吗？”

        “到星期天以前都是。他参加了揭幕式，而且整个下午都在会场，讲了很多赞美的话。那天，我自己几乎跑断了腿应付访问，以及带领贵宾参观，所以只好丢下他一个人自行安排活动，唔，也不是完全丢下他，因为他还有婕瑞作陪。那是她自愿的，让我十分惊讶，因为她对大学里的事情一向不太有兴趣。她和强克博士好像颇投缘，我不知道他们找到什么话题——她这辈子从来没翻过一本正经的小说。”

        “她的举止自然吗？”

        “那要看你对‘自然’的定义是什么。对别人她是能展现魅力的。她那疯狂的脾气，大半是冲着我来的。”一声叹息自贾克曼唇际溜过，好像在责备他刚才流露出来的酸苦。“反正，到了星期六傍晚，我们都累垮了。展览在六点关门，我们三个人到酒馆用餐，然后回家。星期天早上，我们先安静地看一下报纸，接着在附近吃吃三明治、喝杯酒。”

        “你和强克博士？”

        “是的。婕瑞照旧赖在床上，但她及时在客人离去之前起床相送。我在三点四十五分左右开车送他去车站。”

        “你刚才有提到一个突发状况。”

        他点头。

        “是同一个晚上发生的事。”

        “星期天晚上？”

        “对。我说不准那件事与婕瑞的死是否有关。缘于筹备期间对这项展览的宣传，我获得各界提供多项与·奥斯汀家族有关的物品，像是一艘模型船——是珍的哥哥富兰克曾经驾驶的，几张小说角色的剪影，早期特殊装订的版本等等。它们多数不合我意，但在展览当天晚上，我获得一项礼物：两封日期为一八〇〇年的信函。那两封信函倘若是真迹，有可能在文学界造成轰动。信函是珍·奥斯汀写给曾在巴斯居住几年的珍姨妈的。”

        “果真是礼物！”韦格弗赞道。

        因恐自己可能夸大了那两封信的重要性，贾克曼连忙说：“两封信都相当简短，而且没写什么惊人的讯息，不过，对于学者而言，它们倒是饶富兴味。显然，我不能不经鉴定就展出。不过，获得这两封信，你可以想像，我相当振奋，而且很想让它们为展览增色——假如能证明是真迹的话。我很自然地把两封信拿给强克博士看，他比我熟悉珍的笔迹。而他的意见是，信是珍写的。”

        “当真？你怎么告诉他你是如何得到的？”

        “有人在电视上的插播广告中看到我，才把信函交给我。捐赠人不想公开姓名，我允诺尊重他的意愿。我相信那两封信得自是一位集邮家出售的一捆附邮戳的旧信函。当年邮票尚未发行，信封也还未被使用。一般信函都写在纸张的一面，另一面写上收信人及地址，然后折起来封蜡，由邮局免费递送。一般人为了那些邮戳而收集信函，不过，那种信函不像贴着黑便士邮票或其他维多利亚时代邮票的信函那么抢手，所以有时候可以很便宜地买到。”

        “除非信函碰巧是由举世闻名的小说家写的。”

        贾克曼任自己露了个一现即逝的微笑。

        “你的意思是说，除非出售者够聪明，晓得自己正在出售什么宝贝吧？那两封信的签名是‘您挚爱的甥女，珍’。在一八〇〇年那个时代，这两个都叫珍的姨甥女相当亲密。要知道，这位李·佩罗太太是珍·奥斯汀的姨妈。”

        “珍·奥斯汀的信函会卖到怎样的价钱？”

        “很难讲。目前尚存有一百五十封信，但很少出售。我想，在伦敦拍卖会上，一封信肯定可以卖到五位数字的价格吧。”

        “不晓得捐赠人知不知道那两封信函的价值？”韦格弗若有所思的说。

        贾克曼摇头说：“不，十分不可能。假如信函是真迹，我当时打算归还原主。”

        听他用过去时态讲，韦格弗赶紧接着问：“出了什么差错啦？”

        贾克曼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坦承：“我把那两封信放在抽屉里，后来却遗失了。我应该把它们锁起来才对。但笨的是，我没有。星期天上，我打开抽屉时，信不在里面。当然，我把所有东西翻出来，也看了全部的东西，还把抽屉拉出来，看是否掉在后面。我问婕瑞，是否曾为了什么原因而把它们拿出来，她说没有。”

        “她知道有那两封信？”

        “噢，知道。因为强克在检查时，她也在场。告诉两位，我当时难受极了，我知道一定有人去翻那个抽屉，把它们拿走了。当然，我遍寻全屋，一直找到半夜……但那两封信实在没有理由在屋子别处而不在抽屉里。最后，我和婕瑞大吵一架，我指责她偷了信。这非常的讽刺，我当时一定很像她犯妄想症时指责我乱碰她车子的模样。的确，事情已到了严重关头。”

        戴蒙本来一直极力自制，这时忍不住说：“大吵一架？你是指什么样的吵架？你打了她吗？”

        “没有。我一向不使用暴力。”贾克曼因戴蒙这种联想而瞪他一眼。

        “那是什么时候？星期天夜里或星期一早上？”

        “我猜是星期一。”

        “你猜？”

        “我是说，当时一定是凌晨，我刚才说我找信找了一整夜。”

        “你们在哪里吵，卧室吗？”

        贾克曼的神情开始有受到折磨的表情。

        “是的。其实，她那时已经上床了。”

        “上床了？你把她叫醒、还指责她偷了信？”

        “等等，”贾克曼说。“她当时还醒着。”

        “你没有抓着她摇晃？”

        “绝对没有。”

        “你说大吵一架。”

        “我大声吼，我对她说，她一定偷了信好让我难堪。我要她告诉我信在哪儿。”

        “请你准确地告诉我，这事发生时彼此所站的位置。”戴蒙要求。

        贾克曼迟疑起来，皱着眉头说：“我也不知道，我走动着，不是在同一个位置。”

        “向床铺走？”

        “可能吧。但我没有碰她——假如这是你想知道的事。我连一根汗毛也没动她。”

        “那时候没有？”

        “后来也没有。”

        “第二天早上呢？”

        “没有。”

        “教授，一般人大吵一架以后，对他们当时所说所为多半不太记得。”

        戴蒙改用比较慎重的速度说话。在他那有节奏的出击之下，几分钟后便使得他的问话告终。

        “我的情形不一样。”贾克曼坚称。“我准确地记得当时的情况。我们先互相吼了几句辱骂的话。她接着取笑我，当然令我愈加生气。她说我没把信函锁好，活该遗失。当然，她说得对，但在我怀疑她基于恶作剧或敌意而藏了我的信时，我可不欣赏她那样子再三挖苦我。过了一会儿，我们就不讲话了。”

        “你会把自己描述成一个火爆性子的男人吗？”戴蒙问，很不情愿让出发问者的角色。

        “你的意思是什么，急性子吗？不，我很少失控。”

        “但那一回你却失控了。”

        “只在我自然而然地讲出生气的想法时。假如我对她动手——这似乎是你希望我承认的——你想我会告诉你这些吗？”

        戴蒙温和地笑笑，评道：“有时候，讲一讲是一种解脱。”

        对这暗示，贾克曼的反应是紧闭嘴巴。戴蒙于是自这个小争论中退下，伸手向他的助理做个傲慢的手势。

        停顿了一下。

        “你当时有没有想到一个可能，”约翰·韦格弗接着大胆问道：“强克博士拿了那两封信？”他的话和任何重新开始的沟通一样，非常简洁。

        在持续一段稍微久了一点点的沉默之后，教授才肯回答。

        “事后我当然曾想到这个可能。婕瑞虽然嫌疑最重，但我也不能忽略了强克。学术界有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是，学界人士并未被排除在偷窃行列之外。他们在研究的领域太过专注投入，以致认为得到原迹或首版是他们的权利，必要时甚至不惜以不诚实的方法取得。每所大学的图书馆员都有一堆学者顺手牵羊的精采故事告诉你。至于你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有，我开始怀疑强克。”

        “但那时候他已经离开你们家了？”

        “几个小时前就走了。我刚才说过，我开车送他到车站赶搭四点十二分开往帕丁顿的火车。他计划星期一去大学学院拜访岱林普教授，然后飞往巴黎，开始他的假期。我愈是深想这件事，愈是觉得应该随后追他才对。于是，星期天晚上睡不到几个小时之后，星期一早晨我起个大早，赶搭火车去伦敦。”

        “是八点十九分的火车，你来报案时曾告诉我们。”

        这位巡官展现的记忆小绝技，如果没有让戴蒙诧异的话，至少确实令贾克曼吃了一惊。

        “没错。”

        “而那就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你太太的时间。她当时醒着吗？”

        贾克曼把头一斜说：“这一点我来报案时也提过了。”

        “你跟她讲了什么话？”

        “我告诉她我要去追强克，询问信函的事。”

        坐在桌子对面的戴蒙换了个姿势说：“你起初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你说为了商借手稿的事需要去伦敦见一些人。”

        这话显示戴蒙也记得教授曾说过的一些话。

        贾克曼没有看戴蒙，直接说：“我一开始跟你们讲的时候，认为没有必要提起信函遗失这件事。”

        “你想保密？”

        “是的，假如可能的话。”

        “这一段矛盾值得记下来。继续吧！”戴蒙对韦格弗说。

        “然后呢？”韦格弗问教授。“你有没有赶上强克博士？”

        “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去大学学院。他没有如约去拜访岱林普教授这件事，令我生疑。他在希罗机场打电话向岱林普道歉，说是飞往巴黎的班机临时变动。于是乎，我火速赶往希罗机场，一看到有飞往巴黎的班机就搭。”

        “你晓得他在哪儿下榻吗？”

        “不晓得，而且我知道他没有预订旅馆，因为他原订星期二才离开伦敦。所以我一飞抵戴高乐机场，立刻到机场的旅客咨询中心，请他们协助。我说我有急事，必须找到一位同僚。结果得知，强克曾向该中心询问，他们告诉他靠近梭尔邦的一家小旅馆有房间。”

        “他在旅馆吗？”

        “我赶到旅馆时他不在，但他已经要了一个房间。我于是在同一家旅馆安顿下来，以便不管多久都要等候。最后，在大约十一点时，他回来了。见到我时，他非常惊讶，但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不安。我向他说明前来的原因，尽可能圆融地说珍·奥斯汀的信函说不定误夹在他的文件里——事实上，是恳请他把它们还给我，没有给予任何讥讽。我事先把这些话想好，我不想责备谁不对，只希望两封信能找回来就好。”

        “他拿了信吗？”

        贾克曼摇头。

        “我很高兴，他没拿。假如他真的骗我，倒是骗得高明。他为我烦恼，也很震惊我竟然怀疑是他拿了。他邀请我去他房间，两个人一同翻遍他的行李。他把口袋、皮夹、所有东西都翻出来。最后我只得承认，一定是婕若尔汀拿了。第二天，我飞回英国，一心一意要找她问个水落石出——当然，她不在家。”

        “你当时不觉得这是警方可以协助的事？”

        “偷信件的人，除了婕瑞还有谁？我当时相信，我能够不公开这件事而找她问出实情。而且我不希望捐赠人知道信函遗失了。”

        “你还没有告诉我们这位慷慨的捐赠人是谁。”

        “我跟你们讲过，这是机密。”

        “教授，讲吧，因为我们侦办的是凶杀案，而不是在办家家酒。”戴蒙说。

        “没办法，我答应人家要保密。”贾克曼很坚决。

        “警方在办案时，总是会碰到这种阻碍，你了解吧？”

        “我不是在阻碍你们。这和婕瑞的死没有直接关系。”

        “有没有关系由我们决定。”

        “不，”贾克曼坚持道。“由我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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