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苏区“五老”之一。他功高德重，但从不摆老资格，总是虚怀若谷，严于律己。

        1928年夏，董必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等同班学习。这时，他已逾“不惑之年”，但学习很努力刻苦，深得中国同志和外国同志的敬佩。学习期间，他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调查研究，和工人、农民一起劳动、生活。他常对人说：“要演好一场戏，主角固然重要，配角和跑龙套的也少不了。我好比一块碎布，哪里有洞，党和人民要我去补，我就去补。轰轰烈烈的工作需要人去做，补洞的工作也不可缺少啊！”

        1932年夏，董必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由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分派，经汕头、大埔、长汀，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一到瑞金，他就找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请求分配工作。周恩来说：“红军大学有一个军以上干部组成的高级班，班长是彭雪枫同志，你去担任该班的政治委员吧。”

        董必武二话不说，携行李就去报到了。

        红军大学坐落在瑞金城东北约十五华里的一片丛林中，学员们给红军大学起了个雅号叫“森林大学”。一天中午，留着胡子，年近五十的董必武来到学员中间，他风趣地说：“小伙子们，你们欢迎我这个长胡子的新兵吗？”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红军大学的办学条件相当艰苦，但董必武丝毫没有畏难情绪。每天一大早，他总是早早地来到操场，皮带系得紧紧的，绑腿打得利索结实，穿着草鞋，军容威武，精神抖擞，下巴上两撇八字胡随晨风飘舞着。学员们见了，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敬佩之情。

        在红军大学期间，董必武承担了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红军政治工作和时事政治等七八门课程，他的讲课内容充实，别开生面，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3年3月，中央党校（即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办了。校长任弼时对董必武说：“你来这里工作吧。我已向中央局领导积极建议过，你来最合适。”就这样，董必武调到了中央党校，先任教务长。不久，副校长杨尚昆调到三军团任政委，董必武接任副校长。

        中央党校是为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培养训练工农干部，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创办的。学员有苏区和白区的工作人员，有党、团、苏维埃和工会的工作人员，还有各省委、省苏领导干部，人员庞杂，文化素质参差不齐。为了搞好教学，帮助学员们实实在在地提高马列主义水平，董必武费尽脑筋，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设置了一系列适合苏革命战争和工作实际需要的课程；同时，他还很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经常把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中央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陈云、朱德、任弼时等请到学校来上课。这种现身说法的教学方法，给学员们以巨大的鼓舞和教育。

        不久，校长任弼时调往湘赣苏区，校长由博古兼任，党校的实际工作全部落到了董必武一人身上。

        博古来党校后，要求改变教学内容，要以苏联共产党党史为中心，将中共党史、中国苏维埃革命史压缩下去。董必武反对说，中国人不研究中国的革命史，不研究本国的具体实际，怎么能搞好中国革命？

        董必武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刚正不阿。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执行的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受到排斥。当有的学生受人煽动准备攻击毛泽东军事路线时，他教育学员要明辨事非，不可盲从，从而使一些学员避免了因思想幼稚而可能产生的偏向。

        对受“左”倾领导者排挤、打击的干部，董必武总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从不人云亦云。原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受“左”倾领导的打击，被撤掉了职务，调任党校教务长。董必武没有歧视他，多次同他亲切交谈，耐心开导，鼓励他大胆工作。罗明为难地说：“我这个犯有路线错误的人当教务长恐怕不合适，我的水平也不胜任。”董必武说，遇到困难不干，就是战场上的逃兵。共产党员干革命，越是困难越要干。我们当干部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沉得住气，要有“三顶”精神，即要顶得住表扬，顶得住批评，顶得住困难。董必武的话言辞恳切，充满着共产党人的革命乐观主义，使罗明肃然起敬。从此，他放下思想包袱，积极协助董必武工作。

        董必武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抵制，引起了临时中央“左”倾领导人的不满和忌恨，诬蔑他“图谋不轨”，让他作检查。董必武义正辞严地驳斥了这些不实之词，说：“我图的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我宁愿不做党校校长，也要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他那崇高的风范，赢得了苏区党员干部的敬仰。

        董必武身为党校校长，又是德高望重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受到党校学员和教学工作人员的普遍敬重，但他从不以此摆老资格，居功自傲，相反，他时时处处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兢兢业业地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有一次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党小组组长李宽和考虑董必武工作忙，没有通知他参加。第二天他知道了，就找到党小组长说：“宽和同志，昨天过组织生活怎么没有通知我？我也是咱们小组的一个党员呀！”党小组长解释说：“您的工作那么忙，又常到中央开会，我就没有通知您。”董必武听了，十分严肃地说：“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首先是个党员，工作再忙也要过组织生活。不参加党的活动，那算什么党员。”在下一次党小组会上，他对上次没有参加组织生活的事，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并恳请大家对他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

        1934年1月，董必武出席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和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同年2月，被任命为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长。

        1934年10月，年已半百的董必武离开瑞金，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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