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进入中央苏区时，已有50多岁。他中等偏矮的个子，头发斑白，有点秃顶，门牙脱落，戴一副老式眼镜，走起路来有些摇摇晃晃。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仔细地打量着自己年轻时的老师，用亲切的湖南口音爽朗地说：“徐老呀，我们又碰到一块来了！”徐特立风趣地说：“润芝，我虽然头发白了，但我还是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新战士，你可要让我多为革命做点工作哟。”

        当时，恰逢第一次反“围剿”战役取得胜利，红军俘虏了许多敌军官兵，毛泽东和朱德就请徐特立去担负教育俘虏的工作。

        这给从事教育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经验的徐特立出了一个新课题。但他并没有畏难。为了摸清这些俘虏兵的情况，以便对症下药地进行引导教育，徐特立来到俘虏兵中间，逐一调查询问。他态度和蔼，耐心细致，很快赢得俘虏们的信任，有什么话都愿跟他说。几天下来，徐特立发现，这些人大部出身贫苦，为国民党当兵打仗或出于谋生考虑，或出于强迫无奈，被俘后有的气恼，有的悲观，情绪相当低落。

        徐特立当即把负责看守这些俘虏的同志都找来，告诉他们说：“这些俘虏兵原来都是穷苦人，只不过被国民党欺骗愚弄了。对他们的教育不能简单粗暴，要采取交朋友、谈心和民主讨论的方式，真诚坦率，平等相待，通过我们的热情诚意去开导、启发他们，使他们了解共产党，信任共产党。”

        徐特立的教育方法很快取得了成效。不少俘虏兵原来沉默寡言，士气消沉，经过一番和风细雨式的开导、启发后，他们纷纷主动找徐特立和看守的同志谈心，吐露自己的想法、认识，而徐特立总是笑咪咪地听着，从来不厌烦。他抓住每一个机会一点一点地加以启发、开导。

        后来，这批俘虏大都成了“解放战士”。离别之时，这些特殊的学员恋恋不舍，含泪和徐老告别。

        第三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巩固发展阶段。1931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毛泽东找到富有办学经验的徐特立，围绕着如何发展苏区教育问题进行了彻夜的深谈，并把发展苏区教育的重任交给自己尊敬的老师。徐特立欣然接受了这一重任。为了制定切合苏区实际及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教育措施，徐特立不辞辛劳，深入兴国和于都等地，详细调查，细心研究。很快地就掌握了苏区群众的文化状况：百分九十以上的农民不识字，劳动妇女几乎全是文盲。针对这种情况，徐特立认为发展苏区教育首先要开展扫盲运动。为此，他亲自起草扫盲运动方案，在兴国办了一个九十多人的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扫盲骨干。他还经常深入到各区乡，指导和组织成立扫盲协会、识字委员会和识字小组，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学文化，并规定每人识字三千就算脱盲。在徐特立的大力倡导下，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出现了“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马伕教马伕，伙伕教伙伕，识字的教不识字的”的扫盲局面，深得毛泽东的赞赏。

        1931年11月，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徐特立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主持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工作。

        凭借多年的教育工作经验，徐特立认为，在中央苏区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要普及人民教育，首先要培训出一批人民教师。于是他亲自抓了苏区师范学校的建设。1932年3月，徐特立在瑞金天后宫举办了师资培训班。

        这个师资训练班的全部教学工作由徐特立一人承担，一切教材由他一人动手编写，一切课程由他一人讲授，一切问题由他一人负责处理。他与学生同甘共苦，自己种菜、煮饭、摇铃、扫地，参加熬硝盐。

        不久，这个师资班发展为列宁师范学校，先后为苏区培养了六百多名教师，学员毕业后分派到各县、区、乡创办列宁小学，使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如竟相开放的烂漫山花顽强地发展起来，“创造了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

        徐特立到苏区之前已经名重教育界，受到人们尊敬。到苏区时，他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但他仍然处处以普通战士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生活朴素，廉洁奉公。当时，每创办一所学校，都是千辛万苦，白手起家。为了解决办学所需要的经费，他带头节衣缩食，把自己极其微薄的伙食津贴拿来补充经费。自己则经常吃白菜、萝卜、辣椒之类，穿的是粗布衣服，与普通老百姓一样。但在工作上，他却是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他当校长时，有的教员常把半截粉笔丢掉，他却不声不响地捡起来留给自己上课时用。在教学上，他言传身教，耐心细致，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编写的教材，把识字学文化与掌握革命常识相结合，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如列宁小学国语教材是新编：“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

        在苏区主持教育工作期间，徐特立处处提倡并坚持实事求是。他要求教育部的工作人员，做任何事情，都要先作调查，摸清情况，然后制订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工作方针和方法。他常告诫周围的工作人员说：“不调查研究，不注意情况，不和群众打成一片，即不能生活。几座山，几条路，几家人，哪条路好走，哪些村子可住，都要调查，不然敌人打来就没有办法。”

        他自己深入到各县、区、乡进行调查研究，进行面对面的指导，从不随意发号施令；对于边远山区的工作，他就通过书信往来，在详细了解情况后才发表自己的意见。

        徐特立就是这样一个处处以身示范、为人师表的革命楷模。谢觉哉曾赋诗颂扬他是：“孔子不足高，墨翟差可比。”徐特立不愧为中央苏区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

        红军长征时，徐特立以58岁的高龄，编在总卫生部的干部休养连，随队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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