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苏区中央局专门召见了陈寿昌、徐彦刚等人，向他们介绍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形势，并告诉他们，地处中央苏区左翼的湘鄂赣苏区省委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犯了严重错误，在肃反中搞了扩大化。为了适应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形势，纠正湘鄂赣省委的错误领导，捍卫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配合中央苏区的斗争，苏区中央局决定派他们率领一批年轻精干的干部组成工作团前往湘鄂赣苏区，去加强湘鄂赣苏区的领导。1933年10月，临危受命的陈寿昌、徐彦刚带领四十六人组成的工作团从红都瑞金出发，奔赴湘鄂赣。由于途经敌占区的多条封锁线，这支小部队辗转两个多月，才于1934年1月上旬到达湘鄂赣省委所在地小源。

        苏区中央局决定由陈寿昌、徐彦刚率领这个工作团赶赴湘鄂赣，显然是作过慎重考虑的，陈徐二人都是年轻、资深的优秀干部，在苏区有着较高的威望，足以担当此行的重任。

        陈寿昌，浙江镇海人，又名陈希堪，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才17岁。大革命失败后，先后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中央特科交通科长。

        1931年春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中央特科情报保卫工作。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磨砺，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斗争经验。之后，进入中央苏区，参与了苏区中央局工会领导工作，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局执行主任、党团书记。1933年3月起调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徐彦刚，四川开江人，黄埔军校毕业生。也是大革命期间入的党，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参与改造了袁文才、王佐部队。1928年初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二团参谋长，5月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参谋长。1930年初任红六军第三纵队司令员，10月任红三军第九师师长。1932年任红三军军长，该年年底任红一军团参谋长。

        到了湘鄂赣省委以后，陈寿昌、徐彦刚等率领工作团的同志和原省委同志一道，迅速开展了工作。1月14日，陈寿昌、徐彦刚在小源主持召开了湘鄂赣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苏区中央局对湘鄂赣省工作的指示，撤销了林瑞笙的省委书记职务，改组了湘鄂赣省委，成立了湘鄂赣第三届省委，陈寿昌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徐彦刚任军区司令员，刘玉堂任少共省委书记，严图阁任军区参谋长。同时，会议对当前苏区的各项工作也作了简要的部署和安排。

        新、旧省委刚刚接交完毕，国民党刘膺古部组成五个支队向小源发起了总攻，湘鄂赣苏区形势日渐恶化，危机四伏，险象环生：1月下旬，湘鄂赣首脑机关被迫分批撤离小源，向湘赣边区的幽居、祖庄一带转移；1月28日，湘鄂赣省首府小源被敌占领；3月，湘鄂赣省级机关搬至幽居、祖庄一带，不久又被敌人包围，只得经湘鄂边，再折向东南，向修铜宜奉边转移；5月，湘鄂赣省级机关转移到修水画坪，与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率领的四十六团和四十八团会合。然而，不到一旬，即被国民党军队几个师的重兵包围。红十六师为掩护首脑机关向鄂东南转移，在作战中遭受严重损失；6、7月间，湘鄂赣首脑机关和红十六师余部相继到达鄂东南，并在此与敌周旋。6月14日，在修铜边境的黄龙山突围战斗中，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牺牲，红十六师再遭重创。6月下旬，省级机关和部队向东南转至龙门山百丈、西塔一带，随即即被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十八师、五十师、六十二师、七十七师等部包围。省委被迫分三路向平江黄金洞方向转移。在转移中，屡遭截击，损失惨重，省委机关和红十六师指战员一千多人，仅剩一营人，唯一的一部电台也被打坏，从此同党中央中断了联系。7月间，湘鄂赣余部由陈寿昌、徐彦刚带领辗转来到了平江黄金洞。

        自1月以来，尤其是6月、7月间的一连串的失败，被当时的省委和陈寿昌、徐彦刚等人称为“六七月事件”。这次失败导致湘鄂赣苏区根据地基本被敌人占领，被分割成十一块，最大的为平江黄金洞，横直二三十里，小块只有几里宽。“六七月事件”标志着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提前进入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面对“六七月事件”的重大失败，陈寿昌、徐彦刚心急如焚，他们开始细细地思量着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为了总结“六七月事件”的教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1934年8月，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洞的何家垅召开紧急会议。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涂正坤、刘玉堂等同志出席了会议。省委书记陈寿昌亲自起草了总结报告，会议总结了“六七月事件”的严重教训，揭发了省委工作中的错误，同时也批评了因暂时失败而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会议确定了湘鄂赣苏区当前的战斗任务是“恢复与壮大红军主力，保卫并联系苏区”。

        此后，湘鄂赣省委以黄金洞为中心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11月初，陈寿昌、徐彦刚正式恢复了红十六师，由徐彦刚任师长，方步舟任政委。

        尽管恢复后的红十六师仅有一千余人，但这表露了湘鄂赣形势的好转。

        然而，当形势略有转机的时候，又一个不幸降临到湘鄂赣苏区，那就是省委领导人陈寿昌的牺牲。他是在重建后的红十六师向西南发展的过程中，在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虎洞和国民党三十三师两个团遭遇时，在激战中中弹牺牲。

        陈寿昌牺牲以后，原省委副书记傅秋涛继任了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职务。

        傅秋涛是一个工人出身的干部，湖南平江县人。年轻时给店主当雇工，做豆腐，杀猪，很能干。1925年参加革命，1927年组织店员工人纠察队领导工人运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9月任红十六军八师师长，1932年任湘鄂赣省总工会委员长。1934年1月被任命为湘鄂赣省委副书记。陈寿昌牺牲后，他就挑起了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重担。

        1935年上半年，新任省委书记傅秋涛更加注意扩红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湘鄂赣省委在后方连续实施了“一二三月扩红战斗计划”、“红五月冲锋计划”，取得十分显著的效果。对上半年扩红的效果，当时任湘鄂赣省扩红突击队总队长的江渭清同志的回忆文章中作过描述，他写道：当年苏区各地红五月动员扩红的情景真是令人难以忘怀。许多县、区、乡的村子里都出现过“锣鼓震天响，标语贴满墙，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郎，昨天拿锄头，今天上战场”的动人场面……不到二个月，全省就动员到两千五百多人参加红军主力……

        在后方扩红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率领红十六师在前线也取得一次次局部战斗的胜利。

        2月1日，徐彦刚师长指挥红十六师在崇阳大源桥，利用马刀战全歼敌第五十师第三零零团两个半营，俘敌二百多人，缴获三百多枝枪。

        2月18日和3月3日，徐彦刚指挥部队两战崇阳的高枧，两战两，全歼敌第一零五师刘多荃部一个连，俘敌四百余，把修水、崇阳、通城和咏生县苏区连成一片。

        4月，红十六师转入黄龙山幕阜山地区活动。国民党李觉第十九师的陈铁侠王牌旅和湖南两个保安团尾随而来，扬言要“活捉徐彦刚，消灭红十六师”。徐彦刚以四十六团、四十八团在虹桥两侧设伏，消灭陈铁侠旅两个整团，俘敌五百余。

        在前方不断取胜和后方扩红顺利的条件下，1935年5月下旬起，红十六师在虹桥、长庆等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整训，重新恢复了三个团建制，下设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三个团，全师发展到近五千人。同时，各地县、区、乡游击队也得到了较快恢复和发展，各方面工作均得到不同程度的进展，湘鄂赣苏区进入了比较旺盛的时期。

        然而，这种旺盛并没有持续多久。6月上旬，敌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区的形势急转直下。

        虹桥大战以后，蒋介石对湘鄂赣边区的红火复燃十分震怒，在大骂一通“娘希匹”之后，于1935年6月上旬，下令“追剿”中央红军的汤恩伯、樊松甫主力部队回师湘鄂赣，会同何键的西路军以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保安团共六十多个团的兵力，疯狂“围剿”正在乎江虹桥、长庆地区整休的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他们疯狂叫嚣“车干塘里水，捉尽塘中鱼”，发誓要把湘鄂赣省级机关和红十六师消灭在虹桥、长庆地区。

        由于同党中央和其他革命根据地联系的中断，加上1935年上半年接连不断的胜利，使省委某些领导沉湎于胜利的喜悦之中，思想上产生了麻痹松懈情绪，湘鄂赣省委对苏区敌情的巨大变化，失去了应有的警惕。

        整训期间，当时任湘鄂赣省扩红突击队总队长的江渭清向省委书记傅秋涛建议，不宜长时间把主力部队集中整训，而应分别转移到各地区工作，告诫说：“长安虽好，却不是久留之地啊！”很可惜，傅秋涛并未采纳他这个颇有见地的建议。

        直到敌人的合围计划接近完成时，省委才被触动，匆忙研究对策。

        6月中旬，省委和军区在长庆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研究摆脱困境的方案。参加会议的有徐彦刚、傅秋涛、涂正坤、曾国旗、邓洪、严图阁以及省委、省军区和红十六师其他领导同志和有关人员。当时任傅秋涛警卫员的韩云对这次会议有一个比较详尽的回忆，特录如下：

        我作为傅秋涛同志的警卫员目睹了会议情况。……主持会议的徐彦刚同志说：“大家都知道，现在蒋介石集中了第五十师，六十三师，第四师和几个保安团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包围，想把我们消灭在这一带。省委、省军区已经决定要坚决突围出去。”他举起紧握拳头的右手朝桌子狠狠地砸了一拳说：“同志们不要看敌人来势汹汹，从数量上虽然多于我数倍，武器装备也比我们好，但这些敌人，我们同他交过不少次锋，他们的战斗力和士气无法和我们相比，这是敌人的致命弱点。虽然敌人有几个师的兵力，但他们总不能手拉手把我们围住吧！”这时傅秋涛同志插话说：“敌人就是手拉手，我们也要斩断他们的手冲出去。同志们，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为了坚持湘鄂赣苏区的斗争，只有坚决粉碎敌人‘围剿’，突出去就是胜利。我们党团员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坚决执行命令，完成这次突围的光荣任务。”徐彦刚接着说：“……能不能完成这次突围任务，关键在于我们的领导与指挥，因此有勇还要有谋……”会上还有许多其他领导同志发了言。军区参谋长严图阁同志最后说：“……当前要特别提高警惕，加强侦察，随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又说：“各部队和机关要抓紧时机做好一切突围的准备工作……”

        会议还制订了两个突围方案：先是向东南的修铜宜奉边突围，然后候机南下高安、奉新，打开几个县，开辟一个新区。如不行，则向北经通城转向鄂东南迂回游击。

        6月14日，红十六师和省委机关按第一方案向修水方向突围。由于准备突围的时间过长，贻误了战机，突围遭敌火力严密封锁，未获成功。当夜，部队执行第二方案，翻越幕阜山，再由天岳关向北走，到达通城盘石、云溪。在通城再分兵三路：徐彦刚率第四十六团和傅秋涛率省直机关干部、特务团为中路；严图阁、刘玉堂率第四十七团为右路；方步舟、钟期光率第四十八团为左路，分别从麦市一带渡河突围。

        16日晚，中路和左路的第四十六、四十八团都渡过河去。四十七团赶到河边天已大亮，敌人迅速封锁了河面，无法渡过。傅秋涛率的特务团会合第四十七团共一千七百余人转向南行动，冲破敌人封锁线，转移到平江周坊、横江地区，不久又被敌人包围。傅秋涛沉着冷静地指挥了这场突围战，这次突围战除了傅秋涛的夫人曾湘娥（妇女部长）和军区副参谋长郭子明牺牲外，部队伤亡不大。7月，这支部队就转到黄金洞一带休整。

        徐彦刚、方步舟率领的四十六团、四十八团于6月16日晚渡过麦市河后，便向阳新太子庙地区转移。

        在太子庙，徐彦刚和红十六师政委方步舟在行军路线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方步舟认为红十六师应前往鄂豫皖苏区大别山下落脚，而徐彦刚却认为红十六师是湘鄂赣的红军，不能离开湘鄂赣苏区，主张从长江边黄颡口顺江而下，再到靖安、奉新一带开辟新区。徐彦刚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赞同。

        之后，徐彦刚就率领红十六师四十六团，从阳新黄颡口乘船沿江而下，在瑞昌码头镇上岸，再转往永修、靖安一带。不久被强敌包围，损失惨重，徐彦刚在突围中也受了重伤，行走不便。

        为了不影响部队的行军速度，徐彦刚决定潜伏养伤。6月底的一天，身心憔悴的徐彦刚把四十六团政委明安楼叫到跟前，握住他的手，十分沉重地说：“明安楼同志，现在我把部队交给你。这是革命的本钱，你要把这支部队带回黄金洞，交给党，交给湘鄂赣人民，坚持下去。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要坚持在这一带斗争，你们以后来找我！”

        明安楼紧紧握住徐彦刚的手，不禁热泪盈眶，哽咽着说：“彦刚同志，你放心，我一定把部队带出去！你……你也要保重！”

        于是明安楼带着部队和徐彦刚洒泪而别。后来，这支部队经过近一个月的辗转突围，终于返回了黄金洞，同傅秋涛率领的省委机关会合，到此时，部队只剩下七十余人。

        望着部队远去的背影，徐彦刚心如刀绞，一阵空前的沉重的失落感袭上心头，让他难以承受！

        送走部队以后，徐彦刚带领警卫员、卫生员，隐蔽到了云居山区，一边养伤，一边坚持斗争。1935年9月，由于叛徒告密，最后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他被杀害后，敌人并不知道他就是湘鄂赣省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当敌人从他遗体上搜出一技刻着“李明”字样的小手枪时，才判定他是徐彦刚，因为这枝刻有“李明”二字的手枪是徐彦刚从在江西作战打败仗的国民党师长李明手中缴获来后一直佩戴在身上的。徐彦刚的牺牲，是湘鄂赣苏区的又一大损失，湘鄂赣苏区从此失去了一位文武双全的优秀指挥员和领导人！

        再说6月下旬阳新黄颡口突围，由于船只不够和敌军追兵迫近，红十六师政委方步舟率四十八团和师部被迫向位于阳新、大冶县交界处的龙角山方向转移，被敌军围追堵击，损失惨重，只剩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第四十八团团长魏平等十几个干部和少数战士于11月间辗转返回黄金洞与湘鄂赣省委军区机关会合。

        这样，省委、军区机关和红十六师余部共四百余人，再次聚集黄金洞。

        至此，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基本被敌分割占领，又一次进入艰难时期。

        后来，这支四百余人的队伍，在傅秋涛、严图阁等人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湘鄂赣苏区的斗争，一直到抗战爆发。国共和谈以后，这支屡经考验的队伍被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开赴抗日前线，建立了新的不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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