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下旬的一天，湘赣省委机关驻地永新县牛田圩。

        这天深夜，整个牛田圩都陷入了静静的沉睡之中，忙乎了一整天的红军官兵都早已进入了梦乡。

        然而此刻，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却无法合眼入睡。吃过晚饭后，他就一直坐在屋门口的那棵大樟树底下，闷声不响，吧哒、吧哒地一袋接一袋抽着伴随着他多年的水烟筒。他的心头正在翻江倒海，过去和未来两个互不相容的极端，同时在他的心头交错着，混淆着，扰得他心绪不宁，难以成眠……

        几天前，湘赣省委终于接到了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虽然为时已晚，但总还算正确的“七二三训令”。训令指出：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的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接到训令以后，湘赣省委和红六军团立即按照训令的精神，召开了全军团政治工作会议，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工作动员，整顿和补充了军队，把军团扩大到近万人。同时，还进行了紧张的行动准备，打草鞋，做干粮，补充弹药和进行各种演练，对突围的方向和方法也作了缜密的研究。

        当然，对西征的红六军团的组织领导和留守的湘赣省委的人事安排，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也作了明确的部署：由原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任弼时，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三人组成了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中央代表任弼时任主席。留守的湘赣苏区省委则以陈洪时为书记，谭余保为省苏维埃主席，彭辉明为军区司令员，领导坚持苏区斗争，等待主力红军的凯旋。

        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了。昨晚，谭余保已经和任弼时，王震、肖克、甘泗淇、张子意这些率军转移的老战友们一一话别。几个小时前，王胡子王震打前锋走了，明天任胡子也要走了，再过几天大部队也要走了……

        想到此，谭余保心中更加郁闷，他猛吸一口烟，然后长长地吐了出来。

        他本也不想留。显然，留下来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甚至于生死难卜。因为主力红军一走，十几万的国民党大军便要猛扑过来，而留守部队只有独立一、二、三、四、五五个团，区区三千来人枪。当然，谭余保不想留并不因为这个。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就已经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他1927年入党，当年就被选为家乡湖南茶陵县洮水乡农协筹委主任。后又先后任过中共茶陵县第五、六、七区区委书记，中共茶安酃特区书记，中共茶陵县苏主席。1932年8月，当选为湘赣省苏副主席兼财政部长。从1933年4月起，当选为省苏主席。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他又何曾怕过！他是舍不得离开那些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啊！

        当然，他对留守的人事安排是不满意的，他不愿意和新任的省委书记陈洪时搭对。

        陈洪时，江西萍乡人，萍乡中学毕业后，考入湖北美术专科学校，因在校领导学潮被逮捕，后被中共解救送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历任中共泰和、万泰、乐安县委书记。1933年4月，苏区中央局委任他代理中共湘赣省委书记，5月任省委副书记。陈洪时和任弼时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曾是不同届的同学。任胡子看起来很深沉，而陈洪时却有点阴沉，谭余保不喜欢陈洪时，尤其是陈洪时任代理书记期间，整湘赣省湖南方面的同志是不择手段的，这给谭余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此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个人主义严重，喜欢自以为是，和许多同志关系也处得不好。

        因此，当省委按照中央指示确定陈洪时任湘赣省委书记时，任弼时、张子意、吴德峰、肖克、王震等同志都不同意，谭余保还专门向任弼时请示过这个事，但最后还是按中央的指示决定把陈洪时留下来往省委书记。

        “留就留吧，不想那么多了。在当前这种危急关头，我尽力同他搞好协调就是了。”谭余保心中默念道。

        不知不觉，天已经大亮了。谭余保立起身，晃了晃沉重的脑袋，走到屋内用冷水擦了把脸，草草地吃完早饭，没有休息也没有搭理劝他休息的警卫员，就重新开始了工作。

        8月7日，红六军团大部队九千多人从遂川横石和新江口出发，在红独立第四团的配合下，踏上了西征的漫漫征途。

        红六军团的突围，并没有减轻湘赣苏区的压力。国民党当局致力“围剿”中央苏区多年，很清楚湘赣苏区对中央苏区的战略意义，要彻底打垮中央苏区，对处其右翼的湘赣苏区不进行彻底“清剿”是不行的。因此，国民党当局在湘军大部追击红六军团的同时，并未给湘赣苏区留下喘息的机会，仍然用重兵“进剿”湘赣苏区。

        9、10月间，国民党正规军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李抱冰的第五十三师，罗霖的第七十七师，王东原的第十五师，朱耀华的第十八师分别驻扎在吉安、安福、遂川、泰和、莲花、茶陵等地，在江西地方反动武装的全力协助下，以六七万的总兵力，在湘赣边四周形成了对湘赣苏区的新包围圈。

        然而，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并没意识到形势的恶劣，他仍然乐观地认为：目前苏区形势开始趋于好转，红军主力牵制着几十万的白军尾追而去，苏区的活动中心可以暂时平静。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区部队应四处出击，扩大影响，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再一举恢复失去的根据地。作为湘赣苏区一把手的陈洪时还利用自己的权力把这种思想形成决议，用以指导湘赣苏区的斗争，而丝毫不接受谭余保、彭辉明他们的立足打游击战争的劝告。

        在这个“左”倾决议指导下，苏区红军四处出击，和敌人死打硬拼，虽英勇作战但终因力量悬殊，以卵击石，恶果就立刻显露：红独一团、红独二团被打散；红独三团被迫从永新石灰桥突围，转移到泰山根据地，中余被阻，团长刘启明牺牲；红独四团则被迫转到桂东，在汝城、资兴一带活动。

        这样，湘赣苏区便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成了十几块。省党政军机关所在地牛田圩与上下左右的联系也被割断了，党政机关在牛田圩难以立足了。

        10月中旬，垂头丧气的省委书记陈洪时召集谭余保、彭辉明等党政军领导在牛田圩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部队的转移问题。

        当时形势十分紧迫，对转移，大家是一致的，只是对向哪里转移还稍有争议。部队转往何处的问题一提出，会场内便议论纷纷。有人提出向老根据地井冈山转移，谭主席当即起身表示反对，他说：“井冈山离牛田很近，游击条件也很好，但现在不能去。1930年王佐、袁文才被杀，其旧部一夜之间全部反水，既打国民党，也打共产党，我们在那里已没有群众基础，我们不能去！”

        谭余保望了望在座诸位，然后说：“我以为，我们应该挺进武功山。”

        说完，他疾步走到墙上那幅破旧不堪的地图面前，指着地图说：“武功山位于湘赣两省边境，与罗霄山脉交叉而过，由东北向西南横跨赣西、湘东，延绵一百六十多公里。山高体大，丛林茂密，山峦重叠，山势险要，周围还伴有太平山、柑子山、棋盘山、铁镜山、五里山等数十座大小山峰，方圆八百余里，回旋余地很大，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进行游击活动的理想天地。”

        停顿片刻，谭余保接着说：“这里还盛产粮食，山上还有野菜、竹笋、蕨根等充饥之物。更重要的是，这里山民纯朴，又是老苏区，人心向着共产党，有很好的阶级基础。”

        在旁边默不作声的军区司令员彭辉明此刻接上话茬补充说：“在武功山区游击，我们还可以利用湘赣两省敌人的内部矛盾，保存自己，发展自己。”

        省委书记陈洪时没有作声，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当然他也不想表示反对，一来武功山西北附近就是他的老家，但已是十年有家不能回，很想借机回家看看。二来，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的确也不知道部队应该往哪里走，更何况“三巨头”中的二人都同意了，他又何必成为众矢之的呢！

        这样，1934年10月18日，湘赣省委党政军机关和红独五团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离开湘赣苏区长期经营的中心地带，向武功山方向移动。经吉安的天河、敖城，越过安福的金田、严田、浒坑等地，突破了多条封锁线于31日进入泰山根据地，与先期突围到达的独立三团会合。省党政军机关驻安福袁家村。

        然而，到了武功山区之后，深受“左”倾错误影响的湘赣苏区的主要负责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老毛病又复发了。他没有把当初进军武功山区的初衷放在心上，在军事上也没有采取游击战的方法，而仍然奉行“左”倾路线的那一套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白天作战，夜晚宿营，烧碉堡，打民团，斗恶霸，分粮食，贴标语，搞宣传，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使部队目标显露。当强敌进攻时，又采取碉堡对碉堡，死打硬拼的消极防御手段，对整个斗争前途缺少一个总体的把握，总寄希望于“红军打几次大胜仗，敌就会撤走，苏区就得以恢复，轰轰烈烈的革命局面就会到来”。结果，千里迢迢奔赴武功山区的湘赣红军游击队一进武功山就处于被动挨打之中，败绩不断传出：11月中旬，江西保安团二个中队偷袭袁家村，红军进行了阻击战，省委机关暴露，转移到安福境内的长源头、芦台村一带。

        12月下旬，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一部纠集莲花、萍乡诸地保安团，直扑湘赣省委机关驻地长源头、芦台村。独立三团、五团与之展开阵地战，从上午一直打到夜晚，终因寡不敌众，趁黑撤出，至此，湘赣苏区全部失守；1935年1月下旬，国民党第七十七师罗霖部坐镇武功山区，放火烧山，采取蓖梳战术“进剿”红军游击队。2月初，省委派到山外指挥作战的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在莲花境内的虎头岭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2月9日，省委率领独立三、五团在观音形、双树坪一带活动时，遭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四六零团偷袭，在撤退中，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损坏，从此湘赣苏区便与党中央和红六军团失去了联系。

        战斗连接失利，被敌人称为“丧家之犬”的湘赣苏区部队已是疲惫不堪，军威荡然，尤其是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的牺牲，在部队中产生了沉重和巨大的冲击波。

        彭辉明，广西人，中共党员，1929年12月参加邓小平、韦拔群、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1931年随红军进入湘赣革命根据地，并留在湘赣边区工作，任永新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红十七师五十一团团长，第三分区司令员等职，1934年10月，被中革军委任命为湘赣军区司令员。彭辉明是个文武双全的红军指挥员，打仗冲锋在前，平时对部下十分和蔼，而且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彭辉明司令员的牺牲，在湘赣红军中引起了一种悲观失落的情绪，部队中的“反水”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尤其是一些重要负责人的叛变。先是省苏副主席肖行麟，再是红五团政委谭富英，红四团政委旷珠权，红四团团长李宗保……这样，不到半年，红六军团转移后的五个独立团的领导干部，或牺牲或叛变，便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红三团政委刘培善，一个是红五团团长曾开福，兵力也从当初的五千人退减到几百人。

        整个湘赣部队迷漫着一股失败的气息！

        1935年5月，湘赣省委常委会在湘赣党政机关临时驻地——太平山召开，省委书记陈洪时（此时已兼了军区司令员）主持会议，省苏主席谭余保，省委宣传部长谭汤池，妇运部长旷金媛，白区工作部部长刘炳高，省委秘书长龙承绪和团省委书记王用济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在太平山上参天古木下用毛竹临时搭起来的茅棚中召开。与会者个个正襟危座，表情严峻，气氛显得凝重而又紧张。

        省委书记陈洪时叹了一口气，苦笑着首先开腔，他说：“同志们，当前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的部队都被打得差不多了，而主力红军还不知在哪里，和党中央联系不上，看来我们有必要改变一下斗争的方式。”

        他略微停顿了一下，望望四周，然后缓缓地说：“我想，既然目前形势不利于我们，与其在山里坐以待毙，不如将省委机关转移到安源去，依靠工人，开展城市斗争！”

        话音刚落，省苏主席谭余保就“呼”地一声，站了起来，他指着陈洪时，说：“当初，部队还有实力，你要死打硬拼，现在，老本被你拼光了，你却要往白区转移，你这算什么？”

        谭余保显得很激动，声音宏亮，双眼圆睁，接着厉声斥道：“你这是逃跑主义！省委机关搬出武功山，决不是斗争，是逃跑！党中央要我们留下来，就是要湘赣边区坚持红旗不倒，就是要让苏区群众看到希望！红旗卷起来了，还谈什么斗争，还谈什么希望！武功山这么大，湘赣苏区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到白区去？”

        团省委书记王用济也立起身，用缓和的语调责备说：“老陈，那样做是不对的，将来是要犯错误的！”

        面对谭余保的怒斥和王用济的责备，陈洪时冷汗直冒。他强打笑脸申辩道：“老谭，不要那么大火气嘛，这咱们不是在商量吗？况且，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如果不行，我们再另行打算嘛！”

        此时，茅棚中又一片寂静。当时，其他同志心态如何，已无法考究。

        过了片刻，陈洪时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开腔了，不过这次语气上显得更加谨慎。他说：“同志们，我这里还有一个方案，提出供大家讨论。鉴于当前的恶劣琅势，为了湘赣红旗不倒，我建议咱们兵分两路，避免作战目标太大。一路由我和龙承绪、旷金媛、刘炳高几位同志留守太平山，联络北路，开辟白区；一路由老谭和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发云同志前往湘南与蔡会文、方维夏联系，寻找失去联系的红五团，收拾残局，整理武装再图发展。另外，谭汤池、王用济几位同志可到莲安萍特委去开展群众工作。”

        这个建议最终被与会同志接受。

        会后，谭余保、王用济、谭汤池都离开省委朝计划的目标而去。

        谭余保他们走后，陈洪时又把白区工作部部长刘炳高派往萍乡一带做群众工作，把旷金媛派往攸县温水地区工作，还把几位女同志如易湘苏、段初英等安置在山上交通员家中。1935年6月上旬，他自己便带着老婆张运秀、秘书长龙承绪和医生及特务班的人员共十二人离开太平山来到萍乡、攸县边界的蛤蟆山。6月14日陈洪时便在老家萍乡投敌叛变。

        当时任秘书长的龙承绪有个回忆，较详细地描述了陈洪时叛变的经过，文中这么叙述：

        谭余保走后，陈洪时带我们在南山住了五天……农历初五这一天，陈洪时带领我们从太平山的茅棚里出发，到了离茅棚不远的一个姓龚的家里吃中饭。中饭后，陈洪时找到我和译电员，说这次行动是到萍乡去组织省委，转入城市地下活动，并要我和译电员就地留下，等萍乡那边搞好了再下山去萍乡。于是……我俩被留下，当天傍晚，陈洪时便带着他的妻子张运秀、特务班长、医师以及士兵共九人，夜行到萍乡陈洪时的家里。

        农历五月初十晚上，陈洪时便派了一个便衣到了龚家。便衣说是陈洪时要他来迎我们去的，说那边已经搞好……

        这天晚上，我俩在便衣的带领下，连夜往陈家赶，天亮时到达……吃完饭，陈洪时叫我、译电员、医生及特务班长、士兵等一起谈话。陈洪时说：“红军离开这里很久了，我们在这里不能工作，不能生存，要想救自己的命，只有向国民党投降。”

        十一日，在陈洪时的家里杀了猪，摆了七八桌酒席。同吃的除我们外，还有……国民党政府官员。早餐后，国民党政府派了两个排的军队，一个排陪同我们步行到老关站搭火车到萍乡，向萍乡县政府投降。另一个排则留在陈洪时的家里，进行保护工作，深怕谭余保派红军来抄陈洪时的家。

        我们到达萍乡的第二天，危宿钟（萍乡县长、江西省第二区“剿共”司令部司令官、第二行政公署专员）便专程去南昌请示我们投降的有关问题。

        等了二十多天，却未见危回萍乡。据招待员说，我们这些投降的人不是一般人，陈是中共中央委员、湘赣省委书记，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也处理不了，要报告南京政府才能解决……

        后来，陈洪时叛降之事果然捅到了南京，蒋介石亲自过问，并电令危宿钟，准委陈为湘赣边区上校招抚员，留在保安四团工作。陈洪时便鞍前马后，极力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效劳，天天带着地方保安团队反动武装上山“清剿”红军游击队，并专做“招抚”工作。

        陈洪时就这样叛变了。长征途中的任弼时同志知悉陈洪时叛变后，曾沉重地对肖克、王震、张子意等同志说：“谭余保同志当时就不同意陈洪时留下，我们没有听他的意见……”

        由于陈洪时的叛变，中共湘赣省委原来的“三巨头”到现在只剩下谭余保一人。湘赣边区各地党组织也都被破坏，湘赣的革命斗争陷于混乱、溃散之中，湘赣地区的革命火焰行将熄灭！

        然而，湘赣苏区这面红旗是歪而不倒，最终却又被人高高擎起！

        此人就是湘赣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

        太平山常委会以后，谭余保和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发云就往湘南寻找蔡、方部队。6月20日，他们来到了茶陵县尧水花棚村边的山上。刘发云借口回家看看，便一去不复回了。谭余保意识到南下的行动已经暴露，同时又担心太平山上的省委机关，于是日夜兼程赶回武功山。当他在棋盘山与茶攸莲县委书记吴金莲会合后，才得知省委书记陈洪时已经叛变投敌。于是他就留在棋盘山，并派吴金莲下山，联系失散的同志。7月，谭余保主持召开了湘赣省委紧急会议，这就是有名的湘赣边“棋盘山”会议。这次会议宣布撤销原省党政军机关，成立了以谭余保为书记的临时省委和以谭余保为主席的省军政委员会、以曾开福为司令员的游击司令部。新的领导机构重新确认了以武功山为依托，相邻地区为回旋开展游击战争的斗争战略。

        从此，湘赣边区斗争走出低谷，由衰转盛，一直坚持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2月，湘赣边区游击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一队一大队，奉命开赴抗日前线。

        1938年9月，在湘赣苏区坚持斗争十几年，时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谭余保赶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由于肺病发作，留下疗养，并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解放以后，谭余保先后担任了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监委主任、省纪委副书记、湖南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副省长等领导职务。1963年，调任中南局监察组组长兼中南局常委。197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1980年1月，谭余保病逝北京，走完了他八十一年极富传奇色彩的光辉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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