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名叫福临，在皇太极的十一个儿子中排行第九，生于大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正月三十日。

        据说，他的母亲庄妃即后来的孝庄皇太后怀上他的时候，有红光绕身，衣袖间如有龙盘旋状，女侍皆惊，近视之，不见。分娩前的一天早晨，这位庄妃一觉醒来告诉皇太极，说是自己昨晚梦见一个神仙，抱着一个男孩儿交给自己，说：“这是统一天下之主也。”皇太极很高兴，说：“这么奇异，这是子孙大庆之兆哇。”第二天孩子生下来，头顶上有一绺头发支起来，红光照耀宫闱，经久不散，而且香气弥漫数日。

        我国古代典籍中，此类围绕帝王将相奇人异士的故事多至数不胜数。我们只有两个选择：相信这是真的，相信该人是肩负上天使命来到人间的；或者就像无数次验证的那样，知道这玩意儿是在装神弄鬼，骗权骗利骗钱骗色必居其一。然后，如古人就曾说过的：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清代的帝王中，努尔哈赤、皇太极和诸多皇帝出生时，都没有这种奇异的记载，唯独在顺治皇帝福临和康熙皇帝玄烨身上有此一说，而且这两个传说全部与孝庄皇太后有关，由此可知，这是一位心机极深的女士。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曾经对这个孩子格外高看一眼并给予过特殊关照，尽管给他起的名字叫福临，其满文是“天生福人”的意思。

        大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即大清皇帝位，当时，他还不满六岁。按照推举制原则，本来他是没有可能继承皇位的。在他十四叔多尔衮和大哥豪格的紧张对峙中，为了避免两败俱伤的结局，多尔衮将他推举出来，令各方力量得到平衡，遂使他凭空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在这个过程中，上述天生福人的传说是否发生过效力，尚未可知。从这个故事被一本正经地记载进清代官方史籍《清实录》中判断，想必是有作用且功效不小。不过，从人性的角度和福临的一生情形看，这与其说是他的幸运，毋宁说是他不幸的开始更为恰当。

        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九月十八日，多尔衮派人将福临从沈阳接到北京，是日午后从正阳门进入紫禁城。十月一日，福临以定鼎燕京，来到南郊告祭天地，举行了盛大的登基典礼，从此成为君临整个中国的大清帝国皇帝。该大典除拜祭堂子——爱新觉罗家族神庙——是满族人特有的节目外，其余一切礼仪均按照大明朝皇帝登基之仪式进行。

        从这时开始，到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死，福临从未满八岁到未满十四岁，大清帝国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中。福临的皇位来自多尔衮的推举，福临的天下也是多尔衮为他打下的。从沈阳到北京，他所看到的一切，应该足以令一个孩子眼花缭乱，显而易见，他没有多少置喙的余地。在此期间，大清朝的一切德举善政应该归功于多尔衮，这个王朝初期的暴行恶政也是在多尔衮的指挥下所施为。

        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月底，多尔衮发布文告，准备兵分两路：一路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率吴三桂、尚可喜等部，进攻西北地区的李自成；一路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大军下江南征伐南明。

        这是大清入关之初，在军事上，我们所能看到的多尔衮最严重的一次战略性失误。

        或是因为一切过于顺利的缘故，多尔衮有些忘乎所以，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于是，贸然决定：将战斗力虽强，人数却很有限的主力部队，投放到相隔数千里的两大战场上，同时发动规模巨大的两个战役。

        这是一个会形成大危害的战略错误，在战争进程中，一旦受挫，势必呼应不灵。且大军一出，华北地区所余兵力将很薄弱，不可预见之祸不是不可能发生。偏偏这种战略考虑上的不周全，却由于他两大对手的失误而得到了及时的弥补与纠正。

        李自成退居西北、杀掉李岩之后，方寸大乱。关中地区百二秦关，是所谓四塞之地，自古山川形胜，易守难攻。李自成若是收缩形势，在此苦心经营的话，将会给多尔衮带来很大的困扰。偏偏他在政治上一误再误、军事上一败再败之后，再一次未经周密准备，便在河南怀庆即今日河南省沁阳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战。这一次，除了一时间相当有力地打击了该地区的清军之外，却也一巴掌拍醒了多尔衮。假如多铎按照原计划南下，李自成完全有可能于怀庆得手之后，兵锋直指兵力空虚的河北京畿地区。那时，多尔衮可能就要陷入手忙脚乱的尴尬中了。

        此时的南明政权真是让人不说也罢。他们对于北方地区，诸如当时多尔衮根本顾不过来的山东、河北一带，似乎全无感觉。除了忙于给弘光皇帝搞女孩子之外，就是忙着窝里斗，忙着给魏忠贤阉党翻案，忙着把权力捞到自己手里，忙着把异己排挤出去。就连唯一的中流砥柱、后来大名鼎鼎的史可法都在一心一意地希望联合清军，消灭李自成。

        就是在这种时刻，多尔衮被李自成拍醒了，火速命令多铎改变行军路线，暂停南下，立即掉过头来，对付怀庆的李自成部队。经过一场大规模会战，清军大获全胜。取胜后的多铎，渡过黄河，进攻潼关。在潼关大战中，李自成再次失利，此时，阿济格于陕北一路节节进逼，李自成的老家米脂也告易手，由此，形成了阿济格、多铎两路夹击李自成主力的态势。李自成陷入进退维谷、两面受敌的困难境地。此后，他退到哪里，清军便追到哪里，基本丧失了发动大规模战役反击的能力。

        当此时，南明政权中仅有的几位明白人建议，立即出兵空虚的山东、河北，“攻其不备，必建奇功”。（李清《甲申日记》，丝集）结果，被束之高阁。而史可法的建议更加离谱，他希望“悉简精锐，直指秦关”。（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七，史可法请恢复）也就是说，要主动出兵，帮助清军先灭了李自成再说。这个建议多亏也被束之高阁了，否则，史可法在历史上会是什么形象，真的就很难说了。

        就这样，清军击溃李自成之后，多铎随即挥师南下，在很短时间内就将如痴如梦的南明政权一举摧垮。在此期间，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江阴屠城等暴行。

        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退到湖北通城县九宫山之后便不知去向。此后，关于他的下落众说纷纭，一说他死于该地牛脊岭一个农民的镢头之下，还有人认为他逃到一个寺庙里做了和尚，从而演义出了后来极有名的“奉天玉和尚”的故事。

        顺治三年正月，已经牢牢控制住朝局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多尔衮，任命在小皇帝第二次登基时恢复肃亲王爵位的豪格为新的靖远大将军，前往四川对付张献忠。当年十一月，在四川南充地区的凤凰山金山铺，张献忠主力被豪格击败，张献忠本人也被一箭射死。

        从此，这两支号称具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大军的农民军，大体星散。李自成、张献忠的一部分部下与明朝残余力量合流，试图共同抵抗咄咄逼人的清军。无奈，强弩之末，不能穿缟，他们再也没有能够形成足够的力量。而多尔衮则十分顺利地实现了各个击破的总体战略目标。中国，在他的手里大局已定。

        在此期间，清朝迅速完善各种规章制度，除军事上以八旗制度为根本外，其余几乎全部沿袭了明朝的制度设计。多尔衮率大军入关时，一再宣称自己的天下是得自李自成，而不是夺明朝之天下。与此异曲同工的是，顺治三年，以顺治皇帝的名义作序，将朱元璋的《洪武宝训》颁行天下，直截了当地自认明朝继承人，将与天下共同遵守大明祖训。这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时从未有过的景象，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收拾人心的功效。

        这种情形也直接影响到了小皇帝福临的日常生活。譬如，按照大明祖制，皇家子女出生后，不能由亲生母亲抚养，要交由宫中女官、乳母、宫女、太监和师傅们养育辅导。到北京后，孝庄皇太后住进了慈宁宫，七岁的福临大约是住在位育宫，他只能和母亲分开来自己单独住。

        多年以后，早已把死后的多尔衮修理得体无完肤的顺治皇帝，仍然充满怨恨地谈道：多尔衮摄政时，自己和皇太后要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宫室里，经常要几个月才能见上一面，以至于皇太后时时牵挂，特别难受。

        顺治皇帝将此归罪于多尔衮，肯定有他的道理。从多尔衮的角度看，将他们母子隔开，固然有皇家制度的因素在，不过，他和孝庄之间的私情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

        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知道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之间的情愫，究竟是怎样的情形。福临长大后，性情偏执强烈，形成严重的分裂型人格，和自己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关系也恶化到几乎无法弥补的程度。从一般心理学规律判断，这种情形，必定和他童年与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而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的关系，可能使他受到过极大的刺激。这应该是他切齿痛恨多尔衮的最重要原因。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福临可能日益感受到了多尔衮庞大权势的威压。

        福临在北京第二次登基后，便颁布诏书，认为多尔衮的功德与辅佐成王的周公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命令为他立碑以纪念这些功德。福临还封另一位摄政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从此，济尔哈朗在名位和实权上处于多尔衮之下。

        第二年初，陕西道监察御史赵开心上疏，认为“称号必须正名”。叔父摄政王是皇帝的叔父，只有皇帝可以这样称呼，若大家都这样叫，就没有了上下尊卑之别。因此，应该在“叔父摄政王”前面加一个“皇”字，以便让天下臣民知道，此“叔父”非彼“叔父”也。于是，帝国政府机器又紧急开动，规定：从今而后，一切形诸文字时，都必须称“皇叔父摄政王”，在一切仪注礼节上，皇叔父摄政王都只比皇帝略少一点点，而远高于其他王公大臣。

        顺治三年五月，多尔衮将所有信符收到王府管理。这是调遣全国军队的唯一凭证，本来是唯有皇帝才有权力独握的军国至重之器。多尔衮的理由是，这玩意儿收藏在大内，一有调遣太不方便。于是，将其拿到了自己手里。

        多尔衮死后，这件事被当成他心怀不轨的证据之一。其实，此事恰恰表明多尔衮真的没有谋夺皇位的心思。想想看，从拿到调动全国军队的兵符军权，到多尔衮死去，其间间隔了四年半时间。在这么长时间里，多尔衮要想夺位，恐怕是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的。有人认为，是因为代善健在，他的号召力及其两红旗导致了多尔衮不敢轻举妄动。其实，这个理由同样很难成立。原因是，代善是在顺治五年十月死的。这一年，豪格已经死去，济尔哈朗的辅政王之位也在前一年被多铎取而代之。即便在这种政治、军事势力完全一边倒的情势下，在两年多时间里，仍然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能够证明多尔衮曾有过谋取皇位的行动。

        多尔衮死后，深受他信任和重用的苏克萨哈出面控告他心怀不轨，其实是一种为人所不齿的投机行为，迎合了福临对多尔衮的痛恨，从而开始了对多尔衮的清算。

        对此，倒是福临的曾孙子乾隆皇帝看得更清楚。作为皇帝，他很明白：多尔衮要是想取皇位，早就在握有军权时做这件事了，哪里要等到死后去阴间来做？于是，我们就有机会看到一个特别熟悉的字眼：乾隆皇帝为多尔衮全面平反昭雪，并在他那个睿亲王中间，还加上了一个“忠”字。实事求是地说，多尔衮还真是当得起这个字眼。九泉之下有知，多尔衮多半会把这个重侄孙子引以为知己。

        顺治四年底，接替济尔哈朗为辅政王的多铎，率领王公大臣们上奏皇帝和皇叔父摄政王：考虑到皇叔父摄政王劳苦功高、日理万机且患有风疾，为了不使他过于劳累而影响国家大政，像跪拜这类小事应该免去。从此，在皇帝面前，多尔衮“跪拜永行停止”。不久，据说为了避免皇叔父摄政王每天上朝过于劳累，文武百官陆续开始到摄政王府面请裁决政务。就此，多尔衮的府邸成了国家权力的中枢。

        从史书记载上看，上述情况可能确为事实。在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多尔衮鞍马劳顿，应是伤痛不少。诸多史籍中谈到多尔衮身患“暗疾”，很难考证究竟是什么病。从此处所说的风疾和后来多尔衮的猝死看，有可能和心脑血管或高血压一类疾病有关。

        从多尔衮的角度看，他有理由得到这样的礼遇，若从帝制传统看，对臣下的这种体贴只能出自皇帝，否则，就是标准的大不敬，是目无君上，是无人臣礼，是专横跋扈、专权擅政。这每一款罪名，都足够凌迟处死。

        从实际情况判断，在百战归来的多尔衮心里，也确实没把这小皇帝太放在眼里，他对这位小皇帝很严厉，丝毫也不假以辞色。当多尔衮铁马金戈在血肉横飞的变幻风云中缔造大清帝国时，那乳臭未干的小毛头可能正拖着鼻涕赖在妈妈怀里撒娇呢。假如不是为了帝国利益，不是为了那位孝庄皇太后，多尔衮不干净利索地拿下皇位，已经算是太对得起他了。

        而在内心深处，多尔衮极深的隐痛和愤懑并没有随着功成名就、位隆权重而消退。因此，他才会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这表明，他心中的天人交战从未止息。他对皇太极的恩怨纠葛，对豪格的切齿痛恨，对孝庄皇太后的情意，对帝国肩负的责任，两次与皇位失之交臂的遗憾，定鼎中原对大清帝国毋庸置疑的丰功伟绩，一切一切无不交相煎迫，至少在他心中可能是充满了焦虑和愤恨不平。

        从史料中推测，多尔衮对这小皇帝只是冷漠而已，找不到他挟巨大权势威迫小皇帝的事例。相反，多尔衮还在许多场合坚定维护着小皇帝的尊严。有一次，济尔哈朗等人商议，要将对摄政王的礼仪提高到诸王之上。多尔衮说：“在皇上面前不敢违礼，其他可以像你们商量的那样办。”第二天上朝时，诸王公大臣在大殿门口跪着迎接多尔衮，多尔衮马上命令调头回去，并责问他们何故如此？史料中，不止一处记载着多尔衮“待皇帝长大后，就要归政给皇帝”的谈话。据说，多尔衮说过一段话，一百多年后，乾隆皇帝在实录中读到这段话时，曾经感动得潸然泪下。

        当时，多尔衮召集王公大臣开会，对他们说：“现在大家只知道取媚于我，很少尊敬皇上。我岂能容忍这样？当年，皇太极死时，大家跪着请我继大位，我誓死不从，遂推举了现在的皇上。那个时候，我尚且不肯做这样的事情，今天难道能够容忍你们不敬皇上而来给我拍马屁吗？从今以后，凡是忠于皇上的，我就会爱他用他，否则，虽然给我献媚，我也绝不宽恕。”（《清史稿》卷二一八，多尔衮传）这种情形，显然和多尔衮在推举福临时的顾全大局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那一口恶气梗在心头，使他的一些举措暴戾失当，从而大大增加了皇帝对他的恐惧和憎恶，也大失人心，为他死后的悲惨遭遇埋下了伏笔。这些举措中，最重要的就是修理济尔哈朗和除去豪格。

        顺治四年二月，多尔衮以济尔哈朗修建的王府超出标准为由，下令罚款两千两白银，并罢免了他辅政王的名位。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理由，其中还有两个真实的隐情：济尔哈朗曾经对一个高级官员巩阿岱谈道：“皇子福临继位是件好事，没什么可说的。唯一令人忧虑的是有人想篡位。”显然，这里针对的是多尔衮。这个巩阿岱当时如何表示不得而知。事后，他向多尔衮告了密，导致多尔衮罗织罪名，贬黜了济尔哈朗。还有一个原因是：多尔衮与同胞弟弟多铎的感情最好，打掉济尔哈朗是为了给多铎当辅政王腾出位子。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

        第二年，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平定四川立下大功。返回京城后，不到一个月，多尔衮找来两个很可笑的罪名：其一，说他包庇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贪冒军功；其二，说他提拔重用了一个罪人的弟弟。然后，不由分说地将豪格幽禁起来。三月，幽禁中的豪格没有任何征兆地死去，时年仅仅四十岁。

        同时，多尔衮兴起大狱：一批八旗高级将领控告济尔哈朗，说当初一些人谋立豪格为帝，济尔哈朗知情不举。就此，将努尔哈赤时代开国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等人的子侄牵连进来，许多人被抄家并关进了监狱。济尔哈朗则据说是从宽处理，被降为郡王。

        这种情形充满了乖戾不祥的气息，表明多尔衮在权势的膨胀中，已经不再是那个富有远见、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当他不惜采用残忍下流的手段对付异己时，就和中国历史上那些阴狠低级的政客没有什么两样了。这是他的身后遭遇和失去历史尊敬的重要原因。

        时年十一岁的小皇帝福临和那位比他大了近三十岁的豪格大哥感情甚好。豪格立大功回京，小皇帝十分兴奋，专门在太和殿设宴慰劳豪格。谁知，为大哥庆功的热乎劲儿还没有过去，就传来豪格的死讯。据说，听到这个噩耗后，福临的反应极度狂乱，几近疯狂，将身边的宫女太监们鞭打得鸡飞狗跳，一片狼藉。

        大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一月初八日，时为冬至，大清入关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顺治皇帝在南郊祭祀时，颁诏大赦天下。诏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以前，在“叔父摄政王”前面加一个“皇”字，表示这位叔父是皇帝的叔父。如今，在“摄政王”前面加上“皇父”二字，在字面上理解，自然是表明这位摄政王是皇帝的父亲。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从来没有过。从而，引发出了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的疑案，成为大清朝前期的又一个历史谜团。

        然而，不管真实情形如何，这顶大帽子戴在多尔衮的头上后，至少可以令皇家那忐忑不安的心，变得稍许安宁一些。因为自古以来，有儿子篡夺父亲皇位的，也有叔叔抢夺侄子皇位的，却从未有过父亲抢夺儿子皇位这一说。从当时的情形看，这个主意不管是什么人出的，但最终定夺的人，显然应该是孝庄皇太后。换言之，皇太后是否经过大婚而下嫁多尔衮就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皇父摄政王”这样一个称呼，只能让人做两种理解：其一，肯定了多尔衮与皇太后事实上的婚姻——夫妻关系，从而确定了多尔衮“皇父”的地位；其二，若多尔衮与皇太后之间没有事实上的婚姻——夫妻关系，就只能说，多尔衮被这位皇太后玩弄于股掌之间了。从当时的情势看，后一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在未来的岁月里，实事求是地说，英雄一世的多尔衮，的确有被这位皇太后玩弄的迹象，但应该不是在这件事情上。

        后来，有学者极力要用中国文化传统来解释，认为这里的“皇父”，和古代的诸如“尚父”、“仲父”、“亚父”等等是一个意思，只是一个尊崇的称呼。譬如，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就持这种看法，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则无法接受这样的解释。就文化发展来说，有一个十分普遍的规律：政治制度的转换演变相对较快，而文化习俗的转换演变则要缓慢得多。对于入关不到五年、远远没有废止嫂婚制习俗的满洲人来说，上述的解释似乎太过煞费苦心了一点。结果，把明明白白摆在那儿的一件事儿，弄得复杂无比。

        孟森先生对多尔衮的评价倒是不低。他认为：“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398页）

        大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是多尔衮生命的最后一年。有记载显示，在这最后一段岁月里，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大体上是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据说，此人酷嗜烟草，每日烟袋不离口。今天的人们可别小看了这个嗜好。烟草是在大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的，时间并不长。当时，人们认为烟草可以“辟瘴气”，“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至以一马易一斤”。（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烟草）就是说，在当时的东北地区，一斤烟草的价格和一匹马相等，和野生的人参差不多了。不是富贵人家肯定是吸不起这玩意儿的，那是一种很高档很奢侈的嗜好。

        多尔衮酷爱狩猎，饲养了三千多只各种名犬，还有不知数目的良马与猎鹰。当时，一位外国传教士目睹过多尔衮出猎时壮观的景象。在他的笔下，多尔衮一次出动的大型猎鹰就有一千多只。

        除了纳娶自己的小姨子兼侄媳妇为夫人之外，多尔衮还在这一年命令朝鲜国王为自己选朝鲜美女侍候。

        这段故事假如放在今天，就会是不折不扣的丑闻。

        当时，朝鲜姑娘似乎不太愿意嫁给这位摄政王。结果，国王好不容易在和王室有关系的女孩子里挑选出一位，千里迢迢地送了过来。多尔衮知道后，命令“速行进送”。自己还以打猎为名，出山海关前去迎接。在宁远以东的连山地方，接到了新娘子，迫不及待地掀开车帘一看，那经过长途跋涉的女孩子困顿憔悴，大约离多尔衮想象的花容月貌、妩媚水灵有一些距离。多尔衮恼火至极，当场便毫无风度地把朝鲜送亲使者痛斥了一顿，说是“公主不美，侍女丑陋，足见你们国家没有诚意”，然后，立即下令把那可怜的女孩子遣送回去，并恫吓人家的使者说：“如果选来漂亮的，以前的嫌疑都可以烟消云散，不然，你就是来解释十次也没用。”

        朝鲜国王只好再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选美女。后来，终于选出若干，结果，在送往北京的半路上，接到了多尔衮的死讯，遂作罢。

        多尔衮不喜欢北京潮湿闷热的夏天，准备在清凉的喀喇城修建一座夏宫避暑。他下令在河北、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个省份，除正常赋税外，加派地丁白银二百四十九万两。一时间，举国骚然。这时候的多尔衮，已经完全不是刚刚进关时的那个多尔衮了。巨大的成功，权势的膨胀，心中的不平，声色犬马的追逐，使他变成了一个没人敢碰的魔头。假如不是在这个时刻适时地死去，没有人知道他后面会做出些什么样的事情来。

        大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也就是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多尔衮猝死于喀喇城（其治下在今天的河北省滦平一带），时年三十九岁。从他患有“风疾”，并伴有眩晕的症状看，他的病和哥哥皇太极很像，也有可能和高血压有关。

        此后发生的事情，足以令帝国臣民们目瞪口呆、眼花缭乱了。

        十七日，多尔衮的灵柩运回北京。十三岁的小皇帝亲自到东直门外五里迎接。他在多尔衮灵柩前连跪三次，酹酒祭奠，痛哭失声，表现得至为悲痛。

        二十五日，追尊多尔衮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表示承认多尔衮缔造帝国的功勋。然而——

        第二天便开始由议政王大臣会议集体讨论英亲王阿济格的罪行。最后，确定他在多尔衮死后意图发动政变，将其幽禁。随后，据说这个凶猛而粗野的战将在狱中藏刀、纵火、闹事，遂被处死。

        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多尔衮死后一个月零三天，福临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接掌帝国军政大权。这一天，他距离满十三周岁还差十八天。

        一个月后，曾经是多尔衮最信任的议政大臣苏克萨哈等人出面控告多尔衮。内容是：多尔衮死后，他的侍女吴尔库尼告诉他的亲信人员，要将王爷生前准备好的八卦黄袍、大东珠、黑狐褂等皇帝才能穿用的服饰等放进棺材，意思就是“显有悖逆”、“逆谋果真”等等。随后就是帝国历朝历代官场屡见不鲜的“淘粪运动”——多尔衮身边的人们跟进揭发，人人争先恐后地和多尔衮划清界限，帝国官场臭气熏天。

        最后，议定将多尔衮的家产人口抄没入官，多尔衮或真或假的罪行被长篇大论地公之于世。一大批官员凌迟处死的凌迟处死，撤职查办的撤职查办，抄家流放的抄家流放，帝国政治中演出过无数次的故事，从头到尾地重演了一遍，铸就了大清朝开国以来的第一大冤案。其中，除了到目前为止一直置身幕后的那位孝庄皇太后之外，没有更多新鲜的东西。据说，这位皇太后曾经拜范文程做老师，学习汉文化典籍。这一冤案可能就是这位皇太后一手主导的。入关七年的大清朝——大明帝国的这个忠实学生，已经将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凶残基因，完整无误地继承下来了。

        多尔衮没有子女，其情形和所言一模一样：“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多尔衮则不只是一片白茫茫大地。一位汉语名字叫卫匡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写过一本著名的作品，书名叫《鞑靼战纪》。其中记载道：在皇帝的命令下，多尔衮的尸体被挖出来，经过鞭抽棒打之后，砍下了脑袋示众。

        五年后，监察官员彭长庚、许尔安为多尔衮鸣不平，认为“皇太极创业于沈阳，大家都有功劳，但多尔衮之功为冠”，要求为他平反昭雪。这两位勇敢的官员不但没有能够让大家学会尊重事实，自己反而被判处死刑，最后，皇帝下令将他们流放到了宁古塔。就此，多尔衮在大清朝定鼎中国时所立下的盖世功勋，大体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直到一百多年后才被重新翻腾出来。

        无论如何，多尔衮已经成为过去，如今，十三岁的福临开始亲政。

        这个在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双重影响下长大的孩子，表现出了鲜明的双重人格：在众目睽睽的朝堂上，他雍容俨然，颇有人君气象；退朝回宫后，则娇纵易怒，异常横暴。不止一种史料里谈到过这位小皇帝时常会失去控制，经常在暴怒中鞭打宦官和宫女们。史书上使用的形容词汇叫“龙性难撄”，就是这位小皇帝喜怒无常、特别不好惹的意思。在他十一年的执政生涯中，母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妻关系全部被搞得高度复杂，国事私情统统叫人一言难尽。

        正月十七日，福临亲政后的第五天，群臣奏请皇帝批准，在二月份为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小皇帝干净利索地批示：“所奏不准行！”群臣立即被震晕。本来，请皇帝批准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这桩婚事早已由孝庄皇太后和多尔衮确定。新娘子是孝庄皇太后的亲侄女，皇帝的亲表妹，既有亲上加亲的意思，也有笼络蒙古的含义，还有皇太后加强自己娘家力量的深意在，哪里容十三岁的小皇帝不准行？！于是，经过几番波折，八个月后，大婚典礼举行。

        谁知，两年多以后，顺治十年八月，未满十六岁的顺治皇帝突然下诏宣布废后，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福临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自己的不满：这个皇后是“因亲定婚，未经选择”，将矛头直指多尔衮和孝庄皇太后。皇帝明明白白地告诉全国臣民：自己和皇后有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结婚三年没有过夫妻生活，这个皇后根本就不具备母仪天下的能力与资格。据福临说：这位皇后虽然长得美艳，但心地不端，特别崇尚奢侈，极度忌妒，见到容貌漂亮一点的女孩子就感到憎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且对皇帝的一举一动都要猜忌防范，因此，自己就尽量不见她。而在此期间，其他妃嫔已经为他生了两个孩子，未来的康熙皇帝也将在半年后降生。

        在群臣的竭力反对浪潮中，福临停止了对皇太后的晨昏定省之礼，不接见任何人，包括孝庄皇太后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这位苏麻姑从小把福临带大，福临称之为姐姐，可能是他最为亲密的朋友。

        耐人寻味的是，孝庄皇太后起初一言不发，后来，在势成僵局之际，她主动出面说服诸王大臣，同意废后，牺牲掉自己的亲侄女，成全了儿子福临。实际上，皇太后等于是在用自己的行动诏告天下，皇帝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皇帝的意志！十六岁的青年皇帝从此将军国大政的决定权牢牢掌控到了自己手里。

        顺治皇帝二十四岁去世。在他短短的一生中，见诸史册的后、妃、庶妃十九人，没有生育而失载的不知凡几。他有八个儿子，五个女儿。第一个儿子在他十三岁时出生，生下后来的康熙皇帝玄烨时，他是十五岁。在他的后妃中，有五位来自蒙古科尔沁草原的博尔济吉特部落，是孝庄皇太后的亲族。不过，在福临的十三个子女中，没有一个是这些后妃所出，这间接表达出了这位皇帝对自己母亲的态度。

        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也是博尔济吉特氏，是孝庄皇太后的侄孙女、福临的外甥女，她是在第一位皇后被废的一年后册立的。到顺治十五年正月初三，刚刚过完春节，皇帝便下令“停进中宫笺表”，就是虽然保留皇后名位，但中止皇后管理内宫权力的意思。一年后，皇帝因为一件小事又下旨痛责孝庄皇太后的两个同胞哥哥，也就是自己的舅舅，并准备命令有关部门严加议处。这两件事情最后全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只是皇帝发泄了一下对母后的不满而已，其实，其中隐藏着一段绝大的隐情——就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从史书上看，福临对于他的后、妃、子女们的感情十分冷淡。前两位皇后备受视若无睹的折磨，临死时，他都不许她们前来见最后一面。对于子女，也是一样。临终安排接班人选时，他一度坚持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堂兄弟，而不愿让自己的亲生儿子继位。其中，可能也都有这场爱情在发生作用。

        董鄂氏原是福临的弟弟博穆博果尔的妻子。在皇太极的十一个儿子中，博穆博果尔最小。他的母亲是麟趾宫贵妃，在皇太极的崇德五宫中，名位排在福临的母亲永福宫庄妃的前面。董鄂氏的父亲曾担任过内大臣，并且可能出任过江南苏州一带的地方长官。董鄂氏从小在富庶甲天下的人文荟萃之地长大，读过不少汉家诗文典籍，深受汉文化之熏陶，因此行为举止很有江南闺秀的温婉气象，在满族亲眷中颇被视为异类。

        顺治九年，按照大清制度，十四岁的董鄂氏选秀入宫，被指配给博穆博果尔为妻。她的年纪比自己的丈夫可能大两岁。按照大清皇室规定，帝国勋贵们的妻子必须轮流入宫陪侍后妃。作为皇帝的弟媳妇，董鄂氏负责入侍的是孝庄皇太后。按照皇室制度，皇帝每天必须早晚两次到皇太后宫中请安，术语叫“晨昏定省”。于是，皇帝和自己的弟媳不可避免地碰了面，并一见钟情，从此陷入死去活来的热恋之中。当时，这两个年轻人的年龄大约都在十六岁上下。

        顺治十一年四月，奉皇太后懿旨，皇帝下令废止了勋贵妻子入侍的制度。显然，这与孝庄皇太后发现皇帝的出轨恋情有关。两个月后，在孝庄皇太后的坚持下，皇帝册封了第二位博尔济吉特氏皇后。

        在两代人之间，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在陷入热恋中的年轻人面前，老年人时常会显得力不从心。他们强力干预的结果，往往不是所有的人都陷入痛苦，就是以悲剧告终。如今的情形也是如此。

        博穆博果尔继承了蒙古人与女真人好勇斗狠的遗传基因，从小就渴望领兵打仗，在疆场血战中建功立业。顺治十二年二月，福临下令册封自己这个时年十五岁、没有尺寸之功的弟弟为和硕襄亲王，然后派他随军出征。结果，这小王爷不但没能杀敌立功，反而受到了真正的羞辱。

        关于这一段历史，各种史书记载得简约含混，欲说还休。好在著名的传教士汤若望也记载了这件事情。将种种说法综合起来，情形大约如下：

        有一天，一帮军士聚在一起侃大山，说到这位和硕襄亲王时，人们颇为不屑，很是鄙夷地谈论着王妃董鄂氏红杏出墙，方才为小王爷挣来一顶崇高的绿帽子等等。兴高采烈的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那小王爷就在边上听着呢。这天璜贵胄、娇纵无比的小王爷哪里受过这种羞辱？他操起一把利剑就向那帮家伙杀来，一时间哀声四起，惨叫连连。随后，他返回王府找董鄂王妃兴师问罪。左右吞吞吐吐地告诉他，王妃进宫去了。博穆博果尔又发疯一般闯进皇宫大内。结果，据说被他的哥哥顺治皇帝，当众打了两个耳光。处于半昏迷半疯狂状态的博穆博果尔大声号哭，回到王府便上吊自杀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顺治十三年七月三日。当日，大清官方史书《清实录》记载了下列一行字：

        “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薨，年十六。”

        一个月后，八月二十五日，董鄂氏被封为皇帝之贤妃；十二月五日，又下诏旨，正式册封她为皇贵妃。

        从此，顺治皇帝福临有了一段幸福时光，而这皇贵妃处境之艰难之尴尬则可以想见。

        进宫以后，董鄂皇贵妃在人际关系上如履薄冰，处理得十分艰辛。除了对皇太后、皇后丝毫不敢怠慢之外，就连对她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万分小心，年长的叫大妈，年轻的叫姐姐，想方设法增加其他妃嫔承受皇帝恩泽雨露的机会。如此，一点一点化解人们异样的目光。据说，皇帝批阅公文时，有时会让她帮助参考，她一概“固辞不可”，不敢干预国政。然而，每当秋天皇帝审决刑部报上来的死刑犯名单时，董鄂氏都会恳请皇帝谨慎小心，说是“民命至重，死不可复生”，宁愿失之宽，不可失之严。由此，这位皇贵妃渐渐得到了人们的谅解甚至好感。

        然而，好景不长。

        顺治十四年十月，董鄂氏生下一个儿子，两个多月后，这小皇子不幸夭折。偏偏就在这期间，孝庄皇太后身体不舒服，移驾到几十里地之外的南苑养病，并命令后妃们前去侍候。这位产后不久且痛失爱子的皇贵妃只能在数九隆冬的冰天雪地之中，前去“朝夕奉侍，废寝忘食”。结果，种下病根，此后三年间缠绵于病榻之上，并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去世。汤若望记载说：顺治皇帝面对死者“竟至寻死觅活，不顾一切”。

        当时和后世都有人认为，南苑是皇家猎场，到了冬季便一派肃杀，那孝庄皇太后实在没有理由在这种时候偏偏到那儿去养病，除非是她存着心想折腾什么人。因此，很难说这不是她为了报复董鄂氏所故意导演的一场悲剧。董鄂氏死后，顺治皇帝写了一篇《董妃行状》，称得上字字血，声声泪。全文一千五百多字，酸辣兼备，处处话里有话，似乎就是为了讥刺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心机与伪善。据说，董鄂妃死前，虽然受封皇贵妃已经数年时间，她却绝无积蓄。临死时，她请求皇帝把所有人致送的葬礼礼金施散给贫穷人家。福临则在为董鄂妃举办治丧活动期间，下令追封皇贵妃为皇后，将董鄂妃宫中服役的三十名女官、太监、宫女全部杀死，为皇贵妃殉葬，并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故意违犯皇家规制，将丧葬规格提高到了与皇太后、皇帝同样的等级。

        据说，为董鄂妃——如今的董鄂皇后举行的大部分丧葬仪式，孝庄皇太后都率领众后妃前来参加。在那种情形下相见时，真不知这一对母子情何以堪？

        遥想当年，有谁能够说清这场皇家恩怨的孰是孰非、孰因孰果？

        董鄂妃死后，顺治皇帝福临了无生趣。几乎是在此同时，他决心落发出家，遁入空门。他半是请求半是强迫，让南禅临济宗的一个和尚在万善殿中为自己落了发。然后，准备举行皈依仪式，正式出家为僧。

        此时的孝庄皇太后知道自己对儿子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她派遣人马火速赶往浙江湖州，召为皇帝落发那个和尚的师父来京。这个老和尚法名叫玉林绣，他深知，这件事情处理不好后果有多么可怕。于是，他来到皇宫以后，并不去见皇帝，而是径直来到万善殿，命众僧徒把那个不知深浅、为皇帝落发的家伙捆绑起来，准备把他活活烧死。

        老和尚在庭院里搭起一座高台，下面堆满薪柴。就在他拿着火把准备点火之际，闻讯赶来的福临从老和尚手中夺下火把，答应蓄发，不再出家。

        四个月以后，大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一，皇帝没有出席百官朝贺的元旦大典。第二天，清代官方史书《清实录》记载：“上不豫”——皇帝龙体欠安。有众多资料显示，这一天，皇帝来到了位于宣武门外西南的悯忠寺，出席了太监吴良辅削发为僧的仪式。这个吴良辅是个从小陪伴皇帝一起长大的太监，此次，他作为皇帝的替身，受命代皇帝出家为僧。皇帝死后，他马上被孝庄皇太后下令从寺庙里抓回来处死。理由是，他勾引调唆坏了皇帝，他要为皇帝生前的所有不当举止负责。

        此后，到正月初六，先是说皇帝身体偶尔感到不舒服，随后同一天，便说“上大渐”——皇帝进入了弥留状态。当晚，到初七日子时，即初六晚上十二点，皇帝就死在了养心殿。他得的什么病？怎么治的？经过如何等等等等全无记载。然后，就是遗诏颁于天下。

        就此，顺治皇帝之死成为大清朝的一个谜团。

        有许多人坚信，顺治皇帝真的出家去了五台山，否则，对佛祖并没有那么虔诚的孝庄皇太后与康熙皇帝，不会三番五次地前去五台山烧香礼佛。情感丰富细腻的人们则倾向于认为，顺治皇帝福临是在对董鄂氏的绵绵思念中郁郁殉情而死。最没有想象力的一批人，觉得顺治皇帝应该是染上了满族人最缺少抵抗力的天花，从而一病不起的。

        顺治皇帝福临在位十八年，于国家治理上基本沿袭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方针大略，其他甚少建树。据说，福临十分倾慕汉家文化，曾经废寝忘食地苦心钻研，甚至累得吐过血。

        他能诗善画，很有汉族士大夫的风致，在融洽满汉之间的关系上可能起过不小的作用。在私德上，留给人们指责的地方不少。然而，孟森先生认为，这位皇帝“媚佛而不以布施土木病民，宠妾而不以女谒苞苴干政”，可见其“理解之超，情感之笃，萧然忘其万乘之尊，真美质也”，（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399页）对他的个人资质评价不低。

        可惜的是，在他母亲和多尔衮的摆布下，这位“天生福人”生活得实在是算不上幸福，他给自己帝国臣民带来的，也甚少福祉可言。若假以时日，或许能够做得更出色一些。可惜，在时年二十四虚岁的鼎盛之年便匆匆逝去。

        呜呼！顺治皇帝！呜呼！清世祖福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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