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故事的作者，也就是本人桑德森·普拉特认为，美国的教育系统应该划归气象局管理。对此我能给出你们充分的理由，而你们也不好反对把我们的大学教授调到气象部门的提议。教授们都识文断字，能快速地浏览完晨报，然后把未来的天气情况电告总局。不过，我的这一提议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我这就来告诉你们，意料不到的天气变化如何为我和艾达荷·格林提供了一流的教育。

        我们俩来到蒙塔拿山脉的比特鲁格山地，在那里勘探金矿。沃拉城里的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汉子已经把探寻金矿的希望当成了额外的负担。临了，他把自己的粮食配备转让给了我们。于是，我们俩便在山脚下耐心地慢慢地勘探，我们手头的粮食非常充裕，足够维持一支部队在和平谈判期间的给养。

        有一天，从卡洛城里来了一位骑马的邮差，他路过我们待的山地时歇了歇脚，我们给了他三个青梅罐头，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近期的报纸。这份报纸上有天气预报的栏目，在专栏的最下端有关于比特鲁格山区的天气预报：“和暖，晴朗，有轻微的西风。”

        可是，在那天晚上，就下起了雪，还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我跟艾达荷以为，这只是十一月份里的一场小雪，就把我们的营地搬到了更高一点的山坡上一间空着的旧木屋里。只是在这场雪下了三英尺还丝毫不见有停的迹象时，我俩才意识到我们被雪困住了。趁雪还下得不太大的时候，我们准备了大量的柴火和足够吃两个月的粮食，所以，我们可以任凭暴风雪肆虐，任凭它阻断道路和交通。

        如果你想教唆杀人，你只需要把两个人在一间十八英尺宽、二十英尺长的小屋子里关上一个月，你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人的本性承受不了这一点。

        在才下起雪的时候，我和艾达荷·格林还能相互开对方的玩笑，对我们用平底锅做出来的我们称之为面包的东西，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可是到了第三个星期的头上，艾达荷却向我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瓶子里的酸牛奶滴到平底锅上面的声音。不过，我想与你的发音器官里发出的越来越无趣、越来越令人窒息的谈吐比起来，前者也算是人间仙乐了。你每天发出的这种难听的噪音，让我想起了母牛的反刍，不同的只是母牛比你更有教养，从不打扰别人，而你却不能。”

        “格林先生，”我说，“你我曾经是朋友，我一直不太好意思向你坦白，如果我可以在你与一条三条腿的普通的黄毛杂种狗之间选择伴侣的话，那么现在，在这间木屋里的就会是那条摇着尾巴的黄毛狗了。”

        在这样子度过了两三天以后，我们之间就不再说话了。我们分开了炊具，艾达荷在火炉的一边做饭，而我在另一边。外面的雪已经下得埋到了窗户上，我们不得不整天生着火取暖。

        我跟艾达荷除了识点儿字和在石板上做过“约翰有三个苹果，詹姆斯有五个苹果”的简单的算术之外，再也没有受过什么其他的教育。我们从未想过要去获得一个大学文凭，我们在闯荡世界的中间获得了不少的智慧，能使我们应对出现的各种情况。在我们俩看来这就足够了。但是，现在被大雪困在比特格鲁山区的一间小木屋里，我们第一次开始感到，要是我们曾经研究过荷马史诗、希腊文、数学中的分数以及其他比较高深的学问，我们就可以利用现在的这段时间，来做些相关的思考，想一些高深的问题。我曾经见到过在西部的营地里工作的大学生，可让人想象不到的是，他们所受的教育竟然成了他们的累赘。举个例子说吧，有一次在河边，安德森·麦克威廉斯的马得了马蝇幼虫病，他们派了一辆四轮马车到十英里以外的地方请来一位自称是植物学家的陌生人，结果因为耽搁了时间，那匹马还是死了。

        一天早晨，艾达荷用一根棍子在一个架子顶上，够着什么东西。有两本书被拨弄得掉到了地上，我站起来去拿，叫艾达荷看到了。在这一个星期里，他第一次开了腔。

        “不要碰它们，”他说，“尽管你只配与睡着了的泥乌龟做伴侣，我还是会给你一个公平的机会。你的爹妈生下了你，赋予了你响尾蛇的坏脾气和一副冻萝卜的睡相，我给你的要比你父母给你的多。我跟你玩一副七分纸牌，赢的人可以从中选上一本，输掉的人只能拿剩下的那一本。”

        我们玩了一局，艾达荷赢了。他挑了他想要的那一本，我拿了剩下的。随后，我们俩各自回到屋子里属于自己的一边，开始看起书来。

        我拿到这本书，比我看到一块十盎司的金矿石还要高兴。艾达荷看着他的那本书，也像小孩子得到了棒棒糖那么高兴。

        我的是一本五英寸宽、六英寸长的小书，名字叫做《赫基默必备知识手册》。也许我这样说不对，不过，我还是认为这是至今所写出来的最伟大的一本书。我到今天还把它留在身边。我把书里的东西随便弄出一点儿来，保准能在五分钟内难倒你或者其他的任何一个人五十次。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所罗门和《纽约论坛报》，而赫基默兼两者之长。此人一定是花费了五十多年的时间，走了上百万英里的路程，才写成了这部书。书中有各个城市人口的数量，有如何辨别女孩子年龄的方法，以及骆驼长了多少颗牙等。它告诉你世界上最长的隧道是哪一条，天上有多少颗星星，水痘的潜伏期有多长，淑女的脖子该多细多长才最合适，州长如何行使否决权，罗马人的水道是什么时候修成的，每天喝三杯啤酒相当于几磅大米的营养，缅因州奥古斯塔城的年平均温度是多少，使用条播机播一英亩胡萝卜需要多少种子，解各种毒药的方法，一个金发女郎的头上有多少根头发，如何储存新鲜鸡蛋，世界上所有山峰的高度，所有的战争和重要战役进行的时间，如何抢救溺水的人和中暑的人，一磅大头针有多少个，如何制造炸药、种养花卉，如何整理床铺，对危重病人在大夫来之前该如何处置——还有成千上万的诸如此类的知识。也许还有赫基默不知道的东西，不过，我在他的这本书里却没有发现。

        我坐下来一口气读了四个小时。教育的全部精华都浓缩在这本书里了。我忘记了暴风雪，忘记了我和艾达荷之间的不愉快。艾达荷也坐在凳子上专心致志地读着，在他那张蓄着黄褐色的络腮胡子的脸上流露出温柔而又神秘的表情。

        “艾达荷，”我说，“你看的是本什么样的书呀？”

        艾达荷一定也忘记了我们之间的争执，因为在他回答我的话时，既没有故意去诋毁，也没有表现出恶意。

        “噢，”他说，“这似乎是荷马·K·M写的一本书。”

        “荷马·K·M后面的姓是什么？”我问。

        “哦，就只有荷马·K·M。”他说。

        “你在说谎，”我有点儿生气了，觉得艾达荷在愚弄我，“没有人在书上这样子用缩写字母署名的。他总得有个姓呀，要么是荷马·K·M·斯普恩戴克，要么是荷马·K·M·麦克斯温尼，或者是荷马·K·M·琼斯。你为什么不会像一个正常人那么说，而非要像一头小牛咬掉晾在绳子上的衬衣下摆那样，把他后半截的姓咬掉呢？”

        “我没有哄你，桑德，”艾达荷平静地说。“这是一本诗歌体裁的书，”他说，“是荷马·K·M写的。起初，我看不出它的好来，但是，读着读着，你渐渐地就被它吸引了。就是有人用两条毯子跟我换这本书，我也不会换的。”

        “那就随你的意好了，”我说，“我想要的是头脑可以依凭的、对事实的客观的陈述，我在我抽到的这本书里发现出的，似乎正是这样的东西。”

        “你所获得的，”艾达荷说，“只是数据而已，是世界上所存在的最低级的知识。他们会毒害你的头脑。我还是喜欢老K·M的推测方式。他似乎是一位葡萄酒的代理商。平时祝酒时，他总是说，‘闲来无事’，他似乎还有点儿愤世嫉俗。不过，他的嗜酒的习惯却消减了他的抱怨，起到了润滑的作用，即便是他最大的不满听起来也像是在邀请友人共饮一夸脱美酒。这太有诗意了，”艾达荷说，“我对你看的那本书不屑一顾，因为它是想要用尺寸来传达意义。在说到用自然的艺术来解释哲学的本质这一方面，老K·M就远远胜过了你那本书的作者，因为他只会讲什么条播机、地理位置，或是对什么做短评，或是一个人的胸围、年平均降水量等。”

        我和艾达荷就这样打发着我们被困的这些日子。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得到的激奋和喜悦都是来自对这两本书的阅读。这场暴风雪无疑使我们俩都增长了不少的知识和学问。当雪融化了的时候，要是你突然走到我面前问我，“桑德森·普拉特，如果想用铁皮铺房顶，铁皮的尺寸是二十乘二十八，铁皮的价钱是九块五毛钱一箱，那么，铺一平方英尺要花多少钱？”我的回答就会犹如闪电在铁锹把上以每秒十九万两千英里的速度传导那么快。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呢？你把你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人在半夜叫醒，让他马上回答你，除了牙齿之外，人体身上一共有多少根骨头，或是问他内布拉斯加州议会投票要达到百分之多少才能推翻一项否决案，他能回答的了吗？不信，你就试试看。

        至于艾达荷从他的那本诗歌集里得到了多少的益处，我就不太清楚了。艾达荷一开口就吹捧他的那位做葡萄酒代理商的作者。不过，我却对他的这个作者不太相信。

        从艾达荷嘴里说出来的荷马·K·M的一些诗歌看，我倒觉得这位诗人像条狗，把生活当作拴在他尾巴上的铁皮罐。在他跑得累得要死的时候，他坐下来，吐着舌头，看着铁皮罐说：

        “喔，好吧，既然甩不掉这个铁皮罐，那么，我们不如到街角的酒店里灌满了它，叫大家都为我干上一杯吧。”

        此外，这位荷马·K·M好像还是个波斯人，我从未听说波斯人出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除了土耳其的毡毯和马耳他猫。

        那年春天，我和艾达荷找到了一个可开采的金矿。我们有个习惯，就是一找到金矿马上出手，这样可以让资金快速周转。我们转让了采矿权，每人分得了八千美元，然后不知不觉地就游逛到了萨蒙河畔的一个叫罗萨的小城，打算在这里休息一段时间，享受享受城里人的饭食，顺便把胡子刮掉。

        罗萨不是矿镇。它坐落在山谷里，像乡下的镇子一样，它远离开了喧嚣和疾病。镇上有三英里的电车线路。我跟艾达荷整整一个星期坐着电车转悠，晚上就下榻在夕阳美景酒店。如今我们俩读了书，又走了不少的地方，所以很快就成了罗萨城里上流社会中的成员，常常被邀请出席最豪华最高品味的招待宴会。就是在这样的一次晚会上（在市政厅举行为消防队募捐的钢琴演奏会和吃鹌鹑比赛），我和艾达荷第一次认识了罗萨社交界的皇后德·奥蒙德·桑普森夫人。

        桑普森夫人是个寡妇，拥有镇上唯一的一座二层楼的别墅。这楼被漆成了金黄色。不管你从哪个方位看过去，它都非常显眼，像星期五斋戒日爱尔兰人胡子上沾的蛋黄那么引人注目。除了我和艾达荷，镇上还有二十二个男人想要赢得桑普森夫人的芳心，想要住进到那幢黄色的房子里。

        在乐谱和吃剩的鹌鹑碎骨被清扫出大厅以后，接下来在这里举行了舞会。二十三个追求者一起奔向桑普森夫人，想要邀请她跳两步舞。我没有去凑这热闹，只请求晚会结束后能送她回家。正是凭借着这一招，我占得了先机。

        在回家的路上，桑普森夫人说：

        “今天晚上的星星真明亮、真可爱，不是吗，普拉特先生？”

        “就拿今晚的这些星星来说，”我回答，“它们是铆足了力气在发光发热的。你现在看到的那颗最大的星距离我们有六千六百万英里。它的光需要三十六年才能照到我们这里。如果你用十八英尺长的天文望远镜，你就能看到四千三百万颗这样的星星了，包括亮度为十三等的星。如果一颗这样的星现在陨灭了，你可以在以后的两千七百年里仍然看到它发出的光亮。”

        “噢！”桑普森夫人说，“以前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些事情。我现在热极了！跳了这么多场舞，我身上都被汗水湿透了。”

        “这种现象很容易解释，”我说，“当你知道你身上有两百万个汗腺在同时分泌汗液的时候。如果你把你的汗腺——其长度为四分之一英寸——都一个挨着一个地排列起来，它们的长度可以达到七英里。”

        “天呀！”桑普森夫人说，“听你这么说，好像你是在描述一条灌溉的水渠一样，普拉特先生。你是如何获得这一切知识的呢？”

        “靠观察，桑普森夫人，”我对她说，“在我游览各地的时候，我都在用心地看。”

        “普拉特先生，”她说，“我一向尊重有学问的人。在这座多是恶棍和无知者而鲜有专家学者的城市里，能和你这样的一个有文化的人交谈，真是一件乐事。只要你愿意，你可以随时来家里做客，我非常欢迎你来。”

        就这样，我赢得了那座黄色小楼里的女主人的好感。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的晚上，我都到她家里去，把赫基默从大自然中间发现、整理、编辑出来的宇宙之奥秘，讲给她听。艾达荷和镇上其余的路德教派的教友们则是在千方百计地争抢一个星期里还剩余下的分分秒秒。

        我从未曾想象到艾达荷会用老K·M追求女人的那一套来讨桑普森夫人的欢心，直到有一天下午我去给她送一篮野李子，在通向她家的一条小径上碰到了她。她的眼睛里冒着怒火，她把帽子歪戴着，遮住了她的一只眼睛。

        “普拉特先生，”她开口说，“我想那位格林先生是你的一个朋友吧。”

        “我们有九年的交情了。”我说。

        “你不要跟他做朋友了，”她说，“他不是个正人君子！”

        “怎么了，夫人，”我说，“他就是个不起眼的山里人，性情比较鲁莽，平时大手大脚惯了，喜欢说点儿大话。不过，每到关键的时刻，我不得不说，他的表现都证明他不是个小人。或许，他的自命不凡，目中无人，爱显摆，往往叫人看不惯。可是从他的内心，夫人，我相信他是不会做违法和低级趣味的事的。我和艾达荷做了九年的朋友了，桑普森夫人，”我这样结束道，“我不愿意怪罪他，也不愿意听到别人说他的不好。”

        “普拉特先生，”桑普森夫人说，“你这样为你的朋友辩护本也无可厚非。可是，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他向我求婚的方式唐突得令人发指，对任何一个有身份的女性来说，都是一种羞辱。”

        “哎呀！”我说，“老艾达荷竟会干出这种事情！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在他身上，我只知道有一件事应该受到讥讽，事情的起因是那场暴风雪。有一次我们被大雪封在了山里，他被一本内容良莠不齐的伪诗歌集给迷住了，这或许就是他的行为变得不太检点的原因。”

        “你说的没错，”桑普森夫人说，“自从我认识他以后，他总是给我朗诵一些亵渎神明的诗句，他说这些诗都是一个叫卢比·奥特的人写的，从她写的这些诗歌来判断，就知道她肯定不是什么名媛淑女。”

        “这么说，艾达荷又看上一本新书了，”我说，“因为以前的那一本是一个笔名叫K·M的男性作者写的。”

        “不管怎么样，”桑普森夫人说，“他还是守着他原来的那本书好。今天，他简直做得太过分了。他送给我一束花，花上面还附着一张纸条。普拉特先生，你准能分辨出谁是淑女谁不是，而且你也知道我在罗萨城社交界的名声。你想一想，我会跟一个提着酒壶、带着面包的男人，偷偷地溜到林子里面去吗？会跟他在树荫下饮酒唱歌、蹦蹦跳跳的吗？我平时吃饭的时候，也喝点儿葡萄酒，但是我绝对不会像他说的那样，提着一壶酒，到林子里去胡闹一通。当然啦，他也会带上他的那本诗集的。他就是这么说的。叫他一个人到林子里去丢人现眼吧！或者，让他带上他的卢比·奥特一块去吧！我想她是不会反对的，除非他带了太多的面包，再也无法带上其他的东西。现在，你怎么看待你的这位朋友呢，普拉特先生？”

        “哦，夫人，”我说，“也许艾达荷的邀请只是一种诗情的表达，并没有恶意。或许它属于比兴诗歌的范畴。虽然它们是触犯法律和秩序的，但是因为它们的意思是隐含着的，所以能够邮递或是发行，得以传播。如果你能不再计较这件事情，”我说，“我将因为艾达荷的缘故而感谢你。哦，还是让我们的思绪从低级的诗歌中解脱出来，升华到更高级一点儿的想象和事实的领域吧。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下午，桑普森夫人，”我接着说，“我们也应该想一些美好的事情。虽然我们这里天气温暖，可是我们应该记得位于赤道上海拔一万五千英尺的地方，就是终年不化的积雪。在纬度四十到四十九之间的地区，雪线的高度就只有四千至九千英尺了。”

        “噢，普拉特先生，”桑普森夫人说，“听了卢比·奥特的那些令人厌恶的歪诗之后，再听你讲这些美妙的事实，给人的感觉真好！”

        “让我们坐在路边的这根木头上，”我说，“忘掉诗人们的放荡和不通人情吧。唯有在被证实的事实和合法的方式之辉煌的领域内，我们才能真正找到美。在我们坐着的这根木头上，桑普森夫人，”我说，“就有着比任何诗篇都更加奇妙的统计数字。木头上的年轮显示出这棵树已有了六十年的历史。如果它是在两千英尺的地下，它在三千年以后就会变成煤。世界上最深的矿井是在靠近纽尔卡斯的基林沃斯。一只四英尺长、三英尺宽、两英尺八英寸高的箱子，可以装一吨煤。如果割破了动脉，应该立刻绑紧伤口的上方。一个人的腿上有三十根骨头。伦敦塔曾于一八四一年遭受火灾。”

        “太好了，普拉特先生，”桑普森夫人说，“你的这些思想新颖独特，叫人听着真爽快。我想数字的美全在这儿了。”

        不过，只是在又过了两个星期以后，我才得到了赫基默给我的全部好处。

        一天晚上，我被邻里喊救火的声音从梦中醒。我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跑出旅馆去看热闹。当我看到是桑普森夫人的房子着了火时，我不由得大喊了一声，用两分钟的时间就跑到了现场。

        这幢黄色楼房的底层已陷入火海之中，罗萨城的男女老少都聚到了这里，尖叫声、犬吠声和消防员的“让开，让开”的呐喊声混在了一起。我看见艾达荷正想要从阻拦他的六个消防员中间挣脱出来。他们对他说，一楼已经是一片火海，没有人进去，能活着出来。

        “桑普森夫人在那里？”我问。

        “还没有人见到她，”一个消防员说，“她睡在楼上。我们试着从楼门冲进去，可是没有成功，我们队里还没有云梯。”

        我跑到火焰能照亮的地方，从我的内衣口袋里掏出那本手册。我在手里抚摸着那本书，差点儿笑出声来——我想我当时一定是激动得有点儿昏了头。

        “赫基默老兄，”在我翻动着书页时，我对它说，“你从来还没有骗过我，你还从来没有叫我失望过。告诉我，老兄，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念叨着。

        我翻到了一百一十七页，上面有“遇到紧急情况该如何处置”的内容。我用手指顺着往下找，果真找到了。我的好老兄赫基默，他绝不会漏掉任何事情！书上写着：

        对吸进烟或是煤气所造成的窒息，

        我把书装回到口袋里，抓住了一个正从我身边跑过去的男孩。

        “喂，”我说，递给他一些钱，“跑到药店，买上一块钱的亚麻籽。快点儿，我将另外给你一块钱，作为酬劳。好了，”我对着人群说，“桑普森夫人不会有事的！”说着我脱掉了衣服和帽子。

        四个消防队员和市民拽住了我。他们说，进去会送命的，因为一层的房顶已经开始往下掉了。

        “唉，在火焰和烟雾中间，”我有点儿无奈地笑着说，“我怎么能在眼睛睁不太开的情况下，把亚麻籽放进她的眼角内呢？”

        我用两个胳膊肘分别击在了两个消防队员的脸上，用脚踢破了一个市民小腿上的皮，使了一个绊子，把另一个摔倒在地。紧接着，我冲进了着火的房子。

        如果我死在了你们的前面，我会写封信告诉你们，地狱里的烈焰会比这幢黄色的房子里的情况更糟；不过，现在你们还别相信我的话。总之，我比饭馆里的快速烧烤的烤鸡烤得更焦。烈焰和烟气两次把我熏得晕倒在地上，在我就要给赫基默先生丢脸的时候，幸好有消防队员用细水龙头减缓了火势，叫我得以冲进了桑普森夫人睡觉的房间。桑普森夫人已经呛得失去了知觉，我用床单将她裹起来，扛在肩上。二楼的地板还没有人们说得那么糟糕，否则的话，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桑普森夫人救了出来。

        我把她扛到了离那座楼有五十码的地方，把她放在了草坪上紧接着，桑普森夫人的那二十二位追求者都用铁皮桶提着水，挤了过来，临了，去买亚麻籽的男孩也跑回来了。

        我缠开了包在桑普森夫人头上的东西。她睁开了眼睛说：

        “是你吗，普拉特先生？”

        “嘘——”我说，“别出声，让我先给你上了药。”

        我用手臂搂住了她的脖子，将她的头轻轻地抬了起来，用另一只手撕开了包着亚麻籽的袋子，俯下身子，将三四粒亚麻籽倒进了她的外眼角。

        这时村里的大夫也闻声赶来，他喘着粗气，抓住桑普森夫人的手腕，把着脉，一边问我这样胡搞一通是什么意思。

        “哦，这是陈年的球根喇叭和耶路撒冷的橡树籽，”我说，“我不是正规的医生。不过，我可以给你看我这样治疗的依据。”

        人们拿来了我的外套，我取出了那本手册。

        “请看第一百一十七页，”我说，“对于因烟雾和煤气造成窒息的治疗办法。上面说，用亚麻籽放在外眼角。我不知道亚麻籽的作用是解除烟毒，还是促进复合胃神经的机能。不过，赫基默就是这样说的，而且，他是第一个被请来诊治桑普森夫人的。如果你想要前来会诊，我也不反对。”

        这位年迈的医生戴上了眼睛，借着消防队员的灯笼的光儿，看着这本书。

        “哦，普拉特先生，”他说，“你在找诊断方法的时候，显然是串行了。解救窒息的方法是：‘尽可能快地把病人抬到有新鲜空气的地方，并让其平躺。’用亚麻籽是医治‘灰尘进了眼睛’，是在上面的那一行。不过，毕竟——”

        “喂，你们停一下，”桑普森夫人打断他们的话说，“在这一会诊中，我觉得我也有话要说。这些亚麻籽的疗效比我用过的任何东西都好。”然后，她抬起了头，重新依偎到我的怀里说，“把我的另一只眼睛里也放进去一些吧，亲爱的桑德。”

        如果你明天，或是任何一天，来到罗萨镇，你会看到一幢焕然一新的黄色建筑。房子里面有普拉特太太，也就是以前的桑普森夫人，在收拾装点它。如果你进到屋子里，你就会在客厅中央大理石台面的桌子上，看到《赫基默必备知识手册》这本书，它用红色摩洛哥皮面重新装帧过了，可以随时供我查阅与人类幸福和智慧有关的任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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