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正六年（一五七八）二月，羽柴小一郎秀长留守姬路城。

        整个城只是个小城寨，城中仅有几座用松散的土垒和木板筑成的望台。为了提振士气而四处插立的旌旗，在刺骨的海风中飒飒作响。

        小一郎手下只有近千名羽柴部队，城主小寺官兵卫孝高的随身士兵则不及两百，另外在北边遥远山区的但马竹田城，还有七百名小一郎自己的部下，再加上驻守西边上月城的七百多名尼子部队，可以说在整个广大的播磨、但马地方，靠得住的只剩下这些人。这时播磨当地的大名纷纷开始动摇，但哥哥秀吉到底何时率领大多数的羽柴部队返回近江，依然毫无音讯。

        （万一有任何骚动的话……）

        想到这里，小一郎的背脊上不禁冷汗直流。虽然他已经有过无数次阵前留守的经验，可这次小一郎却分外胆怯。

        （看样子，三木恐怕保不住了……）

        小一郎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播磨最大的大名，三木城的别所长治，原已加入织田家，协助羽柴部队，但最近却有些不寻常的举动。他们在自己的属城挖深沟渠、架设栅栏，运入兵粮弹药，同时不断招揽邻近的小豪族或农村武士入城。他们表面上的藉口是“对抗强敌毛利的战事，预料将会旷日废时”，因此必须事先储备，但其实很明显的，他们是在准备反抗织田家和羽柴部队。小一郎早就得知毛利和受其保护的足利将军义昭，曾三番两次派遣使者前往三木，但碍于手下兵力薄弱，他也无力阻止。

        更糟的是，别所家的动态会对其他大名或农村武士产生极大的影响。那些对天下情势不甚了解的播磨豪族，似乎过分高估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名别所家的实力和研判形势的能力，以为跟着别所家走便万无一失了。

        此外，他们眼前也横亘着一个大问题：此地为数庞大的一向宗徒，业已在本愿寺的指导和煽动下，展开了反织田运动。

        据守大坂石山，和织田信长交战的本愿寺，派遣使僧前往全国各地，鼓动门徒群起反抗织田，重点区域就放在加贺、能登，以及和泉、纪伊和播磨等敌我必争的中间地带。其中加贺和纪伊的一向宗徒早已蜂起作乱，播磨的情况也渐趋激烈。信奉一向宗的农村武士和农民开始纷纷向主君或领主施压，催促他们反抗信长，还有些人打算自己起来作乱。姬路西邻的英贺便爆发了这样的事件。

        播磨的豪族眼见大势不妙，个个胆颤心惊。他们早已风闻一向宗徒在全国各地作乱的实力。倘若农村武士和农民联手起事，不但领地的秩序无法维系，恐怕连自己的居城都守不住。对他们而言，身边的一向宗徒远比畿内的织田大军还要可怕。

        情势一天比一天恶劣，几乎每天都有坏消息传进小一郎耳中。去年十一月哥哥秀吉刚抵达时，集聚此地誓言协助织田家的三十家播磨豪族，已经一家又一家地背信而去。

        看到这种情况，就连小寺官兵卫也不禁面色黯然。这也难怪，就连他自己的主君——御着的小寺政职，以及他的岳家——志方的栉桥家，似乎都打算跟着别所家一起倒向毛利家。

        “除非秀吉大人能早日率领大军前来，否则恐怕挡不住这股潮流了。”

        官兵卫沮丧地说，似乎是在表明靠自己的智计和三寸不烂之舌已经无法解决问题了。连一向自信十足的官兵卫都说出这种话，可见当时的情势有多险恶。

        其他和织田家关系密切，事到如今已经无法再倒戈相向的人，也纷纷提出这个要求。别所家中站在织田家这一边的别所重栋和糟谷助右卫门，更是焦急地再三前来督促。

        “哦，是吗？……我没听说毛利家已经攻过来了啊。”

        小一郎故作轻松，反覆强调“织田家的敌人是毛利家，播磨早就已经收服了”，一味地说些表面话。这种情况看在播磨豪族眼里，不是认为小一郎看不清现状，便是认为他不如兄长，根本靠不住。可是小一郎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如果这时我也跟着起哄，让他们看出羽柴家的窘境，情况会更糟……）

        小一郎如是告诉自己，硬着头皮忍下了各方的批评，因为他很清楚哥哥留在近江的原因——现在，羽柴家根本没有挥军作战的资金。

        任何时代都一样，军事行动总是需要庞大的资金。即使战国时代的军队装备简便、人力费用低廉，要出兵还是得花大钱。武士阶级平日便有俸禄，因此只要下达动员令，便会磨枪携马前来报到，可是大将仍必须供应弓箭和洋枪炮弹。万一战事延长，发放兵粮也是一大问题；此外，还得花钱雇用当时军队不可或缺的挑夫或工人。所以要出动一万大军，至少要花上好几千两，一旦长期滞留前线，更要多上好几倍。万一打到一半没有兵粮，或付不出工人的薪资，大将的信用便会一落千丈，无法挽回。许多战国大名一旦战败失势，眨眼间便领地不保，家臣也纷纷叛离，主要就是军费枯竭所致。

        去年秋天羽柴秀吉出兵征讨播磨时，已经欠下了大笔债务。如果现在又要挥军西进，非得从织田信长那儿取得资金不可。但是只要提到钱，信长比谁都精明。秀吉已经拥有近江十二万石领地，以及“可任意侵夺宰割中国地方十国”的特权，原则上应该用自有领地的收入以及在占领地的搜括权充军费。站在信长的立场，再给秀吉军费将有欠公允，不利家臣的统御。虽然秀吉为了消弭在北陆犯下的违反军令（由于和柴田胜家不和而擅自撤退的事件）大罪而耗费了可观的赀财，但错在秀吉，信长没理由同情他。更重要的是，此时织田家必须储备资金应付北方的上杉谦信。

        在这种情况下，光是播磨诸侯暗中蠢动，可能谋反，根本不足以让信长拿出大笔的资金，因为这只意味着秀吉推动的宣抚工作失败了。除非此时发生一些决定性的状况，让大家都认为有必要，否则根本别想动用织田家的资金。

        只是，这些苦衷当然不能让播磨的人知道，否则秀吉的威权和信用荡然无存不说，也难望留住已加入织田家的人，更遑论管理当地行政了。小一郎就是因为太清楚这种状况，才会心里忐忑不安，嘴上却尽说些冠冕堂皇的场面话；就算被人嘲笑不如哥哥，他也只有暗自忍耐，继续假装愚鲁。像这样，身为幕僚，有时也必须具备这种装傻到底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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