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事件引发思索

        1976年的中国历史记录了太多的事件。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辞世，接着“四人帮”倒台。中国即将告别一个时代，但对于中国未来之路该走向何方，人们还在苦苦思索着。

        深圳，这个当时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在宋朝曾是文天祥为国挥戈的古战场。对这个小镇来说，1977年11月11日至20日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邓小平复出后把广东作为视察全国的第一站，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将其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不过，有一个人似乎悟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这个人就是挑起广东经济特区改革大旗、后来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

        有一次，吴南生到深圳田间地头进行实地调查，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70元到1.20元，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70港元，两者差距100倍。眼前的事实使吴南生恍然大悟，他这才明白了邓小平的两句话。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什么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1979年1月16日，吴南生被广东省委派往汕头地区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汕头是吴南生的故乡，故乡的一切让吴南生心里十分震惊：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着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穷则生变，但如何才能尽快变得富裕起来？吴南生心中没底。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给他出了个大胆的主意：“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自由港这一类东西？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批准设置经济特区

        21日夜里，吴南生发了一份1300字的电报给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第二书记杨尚昆和省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习仲勋等人的强力支持。后来，习仲勋和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汇报了广东的设想。叶剑英非常高兴，催他快些向邓小平汇报。

        4月5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习仲勋的汇报得到了政治局的赞许和支持，华国锋也说，广东可以“先走一步”，中央、国务院下决心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与别的省不同一些，自主权大一些。

        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邓小平很赞成“先走一步”的做法。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5月5日，中共广东省委具体提出《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这不仅是第一份关于兴办特区的设想方案，同时也是“特区”一词第一次在正式的文件中出现。5月14日，谷牧率领工作组到达广东，和省委共同起草一个解决广东“先走一步”问题的文件。6月6日，广东省委将报告上报中央。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文件批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这样，广东要求“先走一步”和建立特区的初步设想，得到了最高决策层的正式批准。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国经济特区正式宣告成立。当时的《纽约时报》载文说：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中国的历史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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