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七师自鄂西会战起便驻扎于常德，虽然只驻守了半年，但这支部队还是给常德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抗战初期，一些中央军体系的军队在军纪方面都非常严格，很多部队甚至动不动用死刑来处罚那些抢夺或骚扰百姓的士兵，有人仅仅只是从居民手里夺了一桶井水就被长官给亲手击毙——在西方人眼中，这也说明中国军队其实并不尊重和珍惜士兵的生命，毕竟只是一桶水而已，完全可以用关禁闭之类的办法进行处罚。

        武汉会战时，英国记者阿特丽曾在汤恩伯的部队呆过一段时间，她看到住在农民家里的士兵会帮着做家务杂事，并且和孩子们一道玩耍。如果谁家壮丁被征去打仗了，士兵们还会帮助这家人收割稻谷。至于强买强卖的情况，她从来没有见到过，倒是有几户人家杀了口猪摆在村口，预备卖给士兵。

        不过这反映的仅仅是抗战早期的情况，随着战争越来越漫长和艰苦，能够始终如一保持严明军纪的部队已变得凤毛麟角。时任常德县政府建设科长的岳其霖接待过很多驻常德的国民党军队，他直言，五十七师在国民党军队中是罕见的，因为这支部队从不强买强卖，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也没有一个官兵会在娱乐场所骚扰生事。

        不但如此，一到秋收季节，五十七师还会分派士兵帮助农民收割稻谷。所有去帮忙的士兵都自带农具和食物，饭也自己煮，拒绝地方上予以招待和给以报酬。

        身为少将师长，余程万本身就起到了表率作用。他不像有些国民党军官只会坐在司令部里打麻将或陪姨太太，而是经常深入民间，了解民情。

        常德是湘西重镇、川桂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武汉失守后，其战略地位更为突出，因此驻军不断，历任驻防部队也无一例外地都要构筑防御工事，这对当地政府和民众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每当驻军需要当地协助时，都只派下级军官与县政府打交道，这些军官尽管官衔不大，却动不动就打官腔，摆架子，吆五喝六。

        余程万不是这样，他都是亲自登门拜访，而且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如果需要地方上供给构筑工事的材料，他一定会问有没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派部队帮忙运输。

        岳其霖有一次身患虐疾，在常德又买不到治疗虐疾的奎宁，余程万竟然亲自为其找到草药单方，又在探视时送来，从而救了岳其霖一命。对一个普通的县政府工作人员都是如此，遑论对待其他人。

        大战来临之前，余程万自然而然地把保护常德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到了首位，当局势日趋紧张之时，他便在县政府的配合下，动员城内居民进行疏散。

        从抗战初期常德遭日机轰炸起，城里的商贾富户就已携家迁居乡间，留在城里的只是一些机关职员、贫民与小商小贩。余程万的要求是这次全部疏散，城内不准留一人，不肯走就强制疏散。

        为了迅速疏散，五十七师还派士兵帮助老弱居民搬运物资，其间不向民众收取分文报酬。常德城南为沅江，出城需要渡河。渡河船上也有五十七师的士兵在维持秩序，每船一兵，不许船户贪财超载，也不许向乘客趁机勒索多收船费，因此渡河时秩序井然。

        县政府与五十七师相处融洽，县长戴九峰和余程万私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好，戴九峰不仅尽力协助五十七师部署防务，做好战备，还对余程万说：“你守常德，我与你共同抗敌，我们一起与城池共存亡。”

        戴九峰说到做到。在县主任秘书带领县政府人员出城疏散后，他和警察局长、岳其霖三人以及百名警察留了下来，分别协助五十一师防守城内和城外的飞机场。

        截至11月10日，城内老百姓已疏散一空。五十七师官兵各就各位地驻守于第一、二道防线，只在陡码头和小西门两处设置岗哨，严禁闲杂人等出入，以免影响布防。

        在日军合围的头天晚上，负责机场一块的岳其霖为了向戴九峰请示，凭借特别通行证进入城内。此时全城一片漆黑，且静得可怕，他用手电筒照去，发现街道上由于无人行走，有些地方已经长出绿苔。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士兵敢于擅自闯入民房或盗窃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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