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说:“一个企业仅有明确的战略显然是不够的,关键还要练就强大的执行能力。”
提到华为高效的执行力,总让人联想到其掌门人任正非的军人背景。但事实上,没有任何调查数据显示,只有军人创业才能建立良好的执行力。况且,个人的执行力如何才能转变为整个组织的执行力,也是国内企业普遍遭遇的难题。而华为在打造执行力方面的成功做法,同样值得其他企业借鉴。
任正非曾经说过:“企业文化的实质就是员工的行为文化。”而在一个组织内部,员工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上级的影响,可以说企业领导的行为决定了企业的未来。任正非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到高级管理者的行为,而各级管理者又将这种行为层层传递下去,形成了华为人低调务实的作风。华为内部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车的故事”。
有一年,任正非去新疆办事处视察作,当时华为的新疆办主任刚从业务一线提拔上来,基于中国传统企业对高级领导“巡视”的重视,他特意租用了一辆加长的林肯轿车去机场迎接任正非。任正非刚下飞机,看到接他的是一辆豪华轿车,非常气愤,上车后就把办事处主任臭骂了一顿。他认为派这样的轿车纯属浪费,派辆一般的车就可以了,即使办事处车辆不够,他也完全可以坐出租车。接着任正非越说越生气,干脆指着那位主任的鼻子说:“再说你只要派司机来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亲自来迎接?现在你应该待的地方是客户的办公室,而不是坐在我的车里!”
任正非的务实作风,也使华为内部会议的效率极高,参会者的发言都是直奔主题,绝对不允许讨论与议题无关的“废话”。
中国企业普遍存在一个顽疾—再好的制度也难以执行下去。1998年,IBM顾问刚开始在华为进行集成产品开发概念导入培训时,许多员工竟趴在桌子上睡觉,一部分领导干部也经常借故迟到、早退。有些员工还没搞明白“集成产品开发”到底是什么,就开始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要么质疑集成产品开发是否适合华为,要么就直接告诉顾问,华为的流程比IBM的还要先进。
此时任正非的领导行为又一次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他在集成产品开发第一阶段总结汇报会上说:“中国人就是因为太聪明了,五千年都受穷。日本人和德国人并不聪明,但他们比中国人不知要富裕多少倍。中国人如果不把这个聪明规范起来,将会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要先买一双美国鞋,不合脚,就削足适履。”在这次讲话中,任正非第一次明确了管理变革的三部曲,就是要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在开始的两三年内以理解消化为主,之后再进行适当的改进,从而将艰难的管理变革持续地推进下去。
许多企业执行力不佳,实际上来源于考核激励措施的不到位。有些企业反复强调责任结果导向的高绩效文化,但员工干好干坏基本上一个样,甚至“干”得好还不如“拍”得好。任正非在创业阶段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着手建立起“不让雷锋吃亏”的考核激励机制,“只有当员工做雷锋真的不吃亏时,才会有人愿意站出来争着做雷锋”。
华为市场部的团队协作精神,也是通过将个人绩效与团队绩效、公司绩效联系在一起的考核分配制度强化形成的。华为不设销售人员的个人销售提成,这在国内企业中非常少见。通过这种制度的牵引,华为让每个员工在考虑个人业绩的同时,必须同时考虑对整个集体的贡献。
许多企业都希望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求,但口号喊了多次,领导也是大会小会天天讲,客户满意度依然无法提高。华为当年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2003年11月,英国电信的采购认证团来到华为,对华为进行了为期4天的“严格体检”。在国际一流的专家面前,华为的很多漏洞还是暴露了出来。当英国电信专家在考察华为集成供应链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华为如何保证产品的及时交付?”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有非常严格的产品出货率指标进行考核。”英国专家很不客气地指出:对于客户来说,我们并不关心你的及时出货率,而是关心你的及时到货率。
当时的场面虽然有些尴尬,但却让华为人又一次看到了自己与世界级企业的差距。事实上,华为从1995年开始推行绩效考核,其间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模式变化,历时十余年,至今才逐步建立起内外部客户价值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
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其决策向来都是果断而强势的,就像军队的命令一样,一旦发出,下属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因此,他的决策就具有了很强的执行力,他引导着华为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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