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反共同盟会宣言》揣在怀里，那颗原本隶属于中华民国政府的高贵良心便受到了可怕威胁。宣言栖身于上身的服装与皮肉之间，就如同埋伏着一个端枪的日本兵，随时有可能俘获可怜的良心。

        诗人方鸿浩坐在麻将桌前，机械地摸着牌，心里想着的，一直是衬衣口袋里的那张十六开道林纸，总怕那道林纸会从口袋里跳出来，对着三位牌友公然“宣言”一番，这么一来，就大丢其脸了，三位牌友没准要掀翻桌子，请他滚蛋。

        没想到汤喜根、白兴德会在下午闯到家里，喊他去搓麻将。那当儿，身为闻人的大伯父方阿根和他的跟班刚走，他正想潜心研究一下宣言的内容，汤喜根和白兴德就来了，未及收起宣言，二人已进了门。回转身，想把宣言塞进身后的红木橱里，又怕被仇恨日本人的父母亲发现，遂叠了叠，匆忙装进毛线衣里面的衬衣里。

        白兴德还是看见了，诡秘地一笑，悄声问：

        “密斯赵又来信了？”

        他尴尬地点了点头，又摇摇头。

        汤喜根极羡慕地道：

        “你们诗人都他妈浪漫罗克！”

        白兴德擂了汤喜根一拳，笑骂道：

        “什么浪漫罗克，是罗曼蒂克，真难为你老汤也算上过学！”

        汤喜根脸一下子通红：

        “我说的就是蒂克，浪漫蒂克，是不是呀，鸿浩兄？”

        他笑了笑，没搭理。

        白兴德也没再争执下去，拖着他就走，说是搓八圈，老地方，文杰司克路一百四十二号公寓老伍家。

        老伍叫伍人举，名字挺怪。战前，只有他一人会搓麻将，且不甚精，常输给他太太艳菊和艳菊的“太太同党”。那时，他们这帮热血男儿们忙着爱国，整日价集会演说，支援国军，根本没工夫搓麻将，看老伍陪太太搓，还义愤填膺地骂他“不知亡国恨，只爱麻将牌”。不料，沦陷之后，大家都爱上了麻将牌，且一个比一个爱得厉害。家里人也鼓励，白兴德的太太就说，搓麻将牌比他们往洋浦港阵地上瞎跑好，大不了输点钱，丢不了命。

        沦陷那夜，除了伍人举，他和白兴德、汤喜根都到洋浦港国军阵地上去了。那日下午四点多钟，他刚从一个集会上献诗归来，汤喜根气喘吁吁地来了，说是奉苏二小姐苏萍的旨意来的，问他可听到了吴市长在联合电台的讲话？他说没听到，汤喜根便说了：吴市长吁请更多的市民参加公民训练团，协助国军保卫S市。又说，苏小姐的意思是，战火已烧到租界跟前，抗战已到最后时刻，我们既然发誓和国军共存亡，就应该以无畏精神，组成决死队和国军共同战斗。

        一听说是苏小姐的意思，当时就答应了，风风火火通知了白兴德和两个相熟的朋友，五点一刻，和苏小姐、汤喜根那帮人在界口公园门口聚齐了，极英勇地迎着租界的人流，越过租界，进入了炮火纷飞的中国辖区。那一刻，他真视死如归了，心里已默默想好了自己用诗句构成的遗言：

        偏没死成，他和他的伙伴们全安然回来了。回来之后仍激动不已，连夜记下诗句，加了个《热血青年》的标题寄给了《大华报》“呐喊”副刊的王定海。还在诗下加了行注：“余吟诵此诗时，已抱定报国决心，而置身洋浦阵地，如身亡，则为最后之遗作也。”

        没几天就后悔了。洋浦港阵地竟是最后的阵地。那夜之后，时局一下子变了，维新市府成立，日本人成了友邦人士，他这才为自己的脑袋担心起来，极怕这呐喊真成了最后的遗作。他还年轻，只二十四岁，爱文学，更爱性命和自由，不能为一首小诗闯下大祸。连忙去找王定海，找了三天才找到，一问方知，王定海根本没收到那诗。他说他是快邮寄去的，王定海只说没收到，还宣称自己向来很够朋友，如收到，必及时刊出了。

        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诗稿落到别人手里则更糟，眼下租界内外都在搜捕参加过公民训练团的人，汤喜根的弟弟汤祖根就被抓走了，他在诗的行注中写得明明白白，自己不但参加公民训练团，且在沦陷的最后一夜置身洋浦港阵地，和日本友邦人士作对，正可谓罪证确凿，无以抵赖。

        因害怕的缘故，找了闻人大伯父方阿根，和盘端出了事情经过，要大伯父于意外发生时，援之以后。大伯父正在筹办东亚反共同盟会，一听这话就拍了胸脯，说是不怕、不怕，就是诗稿落到日本人手里也没啥。日本人断不像国民政府宣传得那么坏，既宽厚，又讲道理，不会与一个年轻人的一时冲动为难的。

        大伯父劝他参加东亚反共同盟，说是只要参加了这个同盟，日本人和维新市政府都会另眼相看，还说同盟里的名流不少，且在维新市政府和日本驻华大使、总领事那里备了案，虽是民间团体，却完全合法。大伯父认为，他以往是屈才了，现在正可在这改朝换代之时一显身手，要他以其横溢文采服务新社会，先做同盟的文宣理事，以后再设法谋个副理事长或副会长的缺。

        他觉着不妥，害怕归害怕，这和日本人合作的同盟却是不愿进的，若是进了这同盟，岂不是自打耳光吗？

        当下支吾了一番，做贼似地逃了。

        过了两天，大伯父又来找他，说是专写男欢女爱的小说家龚大鼻子和名教授岳雁龙都参加了同盟，问他还犹豫啥？难道他这个只印了五百册诗集的小诗人比龚大鼻子和岳雁龙还难抬举么？

        还是没敢答应，说是要想想。

        今天，大伯父又来了，且带来了一个极诱人的消息，声言同盟要办一个刊物，名为《新秩序》，会中同仁有意请他去主持副刊，月薪二百二十元。

        这时候，良心真抵抗不住了，以二十四岁的年龄主持一个副刊该是何等的荣耀呀？！从此以后，他不必再看王定海那帮人的脸色了，也不必为谋职业发愁了，爱写啥就写啥，写了都在自己的副刊上登载。写诗，还可以试着写些小说，把密斯陈和密斯苏都写进去。密斯陈写给他的情书改头换面即可抛出。

        这才接下了那张十六开道林纸的宣言。

        于是乎，端着刺刀的宣言和索索发抖的良心便一起坐到了老伍家的麻将桌前。觉着自己已经背叛了三位相熟的朋友，因此认定，这般亲爱精诚地围桌而坐是最后一次了。

        心神不定，麻将便难得搓好。第一圈一次没和。老伍开头就连庄和了三次，白兴德和汤喜根各和一次，轮到他上庄，只出了三张风头，老伍已把牌按下听和了。他心不在焉地摔出一张麻子，老伍急不可耐地一手按住，像按住了什么了不起的猎物，瘪瘪嘴里连声高叫：

        “和了！清一色，单吊九饼！没吃没碰，诸位看清了，门前清哩！”

        洗牌的当儿，白兴德埋怨道：

        “老方瞎来，放着孤九万不打，偏打九饼，你没看到老伍在扔万字么，七万八万都拆开扔了，必是要做饼或条的文章，我扣着这张九饼就没敢打。”

        汤喜根却道：

        “也怪不得方诗人，是老伍这家伙

ｗｗ

手气好，才出了三圈牌么，他老兄就听和了。”

        白兴德眼皮一翻：

        “你懂个屁，老方是老伍的上家，要跟牌，不打孤九万打九饼决无道理！”

        他摆摆手道：

        “好了！好了！都甭说了，里外是我的错！”

        心中却想，这白兴德八辈子也脱不开小家子气。白兴德的老子在大华国货公司做着襄理，他自己又在《大华报》主管庶务，明里暗里进项不少，手头不算紧，却就是输不起，倒是汤喜根好些，虽是个乡下佬，在白兴德手下做庶务，手脚偏很大，一晚输上10块20块并不怎么在乎。

        由汤喜根，又想到了苏二小姐，设想着自己如果做了《新秩序》副刊主笔，苏二小姐会怎么看，满桌的饼万条变得恍恍惚惚，整个牌桌好似罩上了一层薄薄的雾纱。又揣摸，汤喜根是苏二小姐的奴才，自己有无必要透点风声给汤喜根，让他带话给苏二小姐，听听她的意见呢？这似乎算不得当汉奸，他主持的仅仅是《新秩序》的艺文，只谈风花雪月，不谈政治，苏二小姐也爱吟些诗文的，三年前在中国文学系上学时，还办过一个诗社。他做了艺文主编，《大华报》王定海的狗屁文章不发，苏二小姐的诗文则必定要发的，这与他方鸿浩有好处，与苏二小姐也有好处，可以告诉苏二小姐，只要他方主笔高兴，必能用《新秩序》的版面捧红她。

        对朋友们自然也有好处，《大华报》鼓吹抗战，日本人一来，不能办了，据白兴德和汤喜根说，编辑记者都遣散了，排字房、印刷机和剩余的白报纸正待价而沽。他主管《新秩序》艺文，又有大伯父方阿根做靠山，正可以帮一下朋友的忙，把白兴德和汤喜根聘到《新秩序》做庶务，这样，既抓住了艺文副刊，又抓住了经济实权。

        信手摔出一张条字牌——六条还是九条没注意，顺便瞥了白兴德一眼，在白兴德油亮且半麻的脸上看出了些许狡黠来，又觉着不妥。

        这白兴德太贪财，不和钱发生关系，这人既可为友，又可共事，一沾上钱全完。据说白兴德在《大华报》是捞了不少，光白报纸进出一项，就很可观。经理向麻子明知有诈，却拿他无法。白兴德太诡，做什么事都不留把柄。他若是把这小子引荐到《新秩序》，只怕要给《新秩序》带来相当的损失。而如果不用白兴德，单用一个汤喜根，情面上又说不过去，真作难呢！

        转念又想，有力的借口还是能找到的。《新秩序》的负责之人并不是他方鸿浩，且他要引荐过来的只是小小的庶务，白兴德做过庶务主任，到《新秩序》来做跑街的腿子太委屈了。可以极轻松地笑着说——要笑得自然得体，“哈哈，老白呀，您老兄和老汤不一样哟！您来做庶务，我都觉着无脸面呀！虽说是抗战时期……”不对，“抗战”二字不能再提了，应该是“国难”，“哈哈，虽说是国难时期，主任还是主任么！”然后，看看四处无人，拍拍他的肩膀，压低声音和他说：“东亚反共同盟会派来的那个庶务主任，我要想法把他挤走，到时候……哈哈，哈哈……”

        正想到得意之处，轮到他出牌，竟忘了摸牌，把七零八落的牌装模作样地看了一遍，闭眼打出了一张九万。

        汤喜根把牌轻轻一翻，压抑着满脸颤动着的欣喜，颇高雅地低吟道：

        “我他妈和了。九万，一条对倒，也是门清，八个花，十五番。”

        白兴德脸涨成了紫猪肝，掏钱时便对方鸿浩怒目叫道：

        “这打的什么鸟牌，牌已摸得差不多了，本该打和的，偏在九万上出了冲！九万到现在一张未打，自是险牌，不和也不能打呀！”

        又发现他的牌少了一张，气势磅礴地高叫：

        “不算！不算！老方做了相公！”

        汤喜根放弃了高雅，庄严反驳：

        “怎能不算呢？做相公的是老方，又不是我！老伍你来评评理！”

        老伍虽不愿从腰包往外掏钱，可又无法为十五番三块钱出卖牌品和原则，便笑道：

        “老白确是没道理！”

        白兴德又道：

        “老方瞎打，让老方包赔！”

        老伍笑而不语。

        他自认倒霉，包了两家的六块，加上自己出冲翻倍的六块，一下掏了12块，扎扎实实肉痛了一番，对白兴德益发气愤难当。

        决心好好打了，赢不赢不要紧，只是不能再这么输下去，还没到《新秩序》主持艺文笔政，月薪二百二十元和可能发表的诗词、小说均属空中楼阁，不能把口袋仅存的一点钱输完。

        手气和运气偏不好，一将四圈下来，仅和了一次，还是八番的小牌，随身带来的二十八块已分别进入了三位牌友的腰包。

        正痛苦地思虑，再输下去找谁借钱，伍人举的太太回来了，进门便道：

        “哎呀呀，你们四位也在麻将救国呀？！”

        他找到了救星，起身冲着伍太太的刀条脸道：

        “伍太太来得正好！兄弟今日手气坏透了，您快上去顶我两圈！”

        伍太太娇嗔地道：

        “亏你方诗人想得出！我可是十二圈刚下来哟！腰酸腿疼，手指都麻了！”

        他笑道：

        “你只是手指麻了，我可是差不多要殉国了，再输下去就要押太太了！可又没太太可押！”

        伍太太来兴致了：

        “好！我这不怕殉国的上！在隔壁赵太太家，我八次自摸，还和了一次七小对，做成两次清一色，看样子在这里也殉不了国！”

        伍太太上场之后，方鸿浩退下了，坐在麻将桌旁的椅子上喝茶，禁不住又想起衬衣口袋里装着的那张《东亚反共同盟会宣言》，极想掏出来好生研究一下。在家里只看了个大概，好像那意思还行，没怎么吹捧日本人，只说要以反共除赤为基点，建设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蒋介石和国民党宣言中虽骂了，词句似乎算不得怎么激烈，而且，骂得也有些道理。

        伍太太上桌打了没一会儿，便说渴，嚷着要喝茶，他去冲茶，偏没开水了。老伍专注地看着牌说：“劳驾你方诗人烧一壶吧，有洋油炉，很方便的。”他便去厨房点洋油炉烧水，烧水时，偷偷取出《宣言》研读起来，读着、读着，艳蓝的火焰中升腾出了一个雄辩演说家的脸孔。

        那演说家慷慨激昂地道：

        “今日之中国，人民痛苦已达极点，无辜生命死于炮火者，不计几千万也。一般民众皆以为日人所赐，而不知皆共产党蒋介石所赐也。共产之祸，甚于炮火炸弹，炮火炸弹乃一时之害，共产赤祸，子子孙孙千百年之害也。是以欧亚强国，谈及共产二字，莫不色为之变。彼蒋介石者，以一交易所经纪人资格，攫取中国军政财政全权，名日最高领袖，自西安兵变为自身性命计，不惜以全国土地人民，断送于共产党之手，于是一变其政策而容共联共矣。中国二十六年之名称，非号为中华民国乎？三民主义，非云注重民权乎？试问今日之中国，言论自由乎？集会结社自由乎？值此友邦莅临东土之际，我中国民众宜速自觉悟，起而组织反共同盟会，救国救民，救东亚，救世界，为永久和平幸福努力之。”

        言辞犀利，痛快，“试问今日之中国”一句，源自骆宾王《讨武曌檄》，看得出，起草这宣言的人学问背景均有来历，断非大伯父这种草莽之辈所为。大伯父自己也说了，言情作家龚大鼻子和名教授岳雁龙都进了同盟，宣言没准也是龚作家和岳教授所撰呢！

        把烧开的水提到小客厅里，给伍太太泡茶时，心中已决定了，明日一早便去找大伯父方阿根，告诉他，这同盟的文宣理事他做了。前提条件是，《新秩序》艺文笔政的主持一事不可变卦，还得让他把汤喜根塞到《新秩序》里做庶务或账房。

        因此，便没急着走，想等八圈麻将搓完，和汤喜根结伴走，路上，把自己对汤喜根栽培之意告诉他一当然，只告诉他《新秩序》刊物的事，反共同盟会的事不说，更不说自己也做了什么理事。让汤喜根去向苏二小姐禀报，他方鸿浩要干一番文艺救国的事情了——决不是替日本人和政府干的，而是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保持和发展干的。就是苏二小姐一时有些误会也不要紧，他相信，只要苏二小姐和朋友们看过一期《新秩序》的艺文，就会知道他的心还是中国心，这颗热烈跳动的中国心和沦陷之夜的那颗中国心没什么不同。

        受折磨的良心由此而得到了安宁，衬衣口袋里的《宣言》不再像个日本兵，倒像个脉脉含情的姑娘了。

        却不料，偏在这时，弟弟气喘吁吁地跑来找他了，说是《大华报》的王定海来了，正在家等。

        心中又一阵得意，算定王定海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想到《新秩序》来谋个差使。

        笑了笑，对弟弟说：

        “让他等好了！反正《大华报》已停了，他有的是时间！”

        弟弟道：

        “人家说有要紧事！”

        他管不了什么要紧事，只记着得赶快栽培汤喜根，栽培汤喜根，也就等于栽培了苏二小姐，以后就能和苏二小姐好好“浪漫”一番了。

        便要弟弟到汤喜根的位置上打牌，说是要和汤喜根谈点事。汤喜根赢得不少，巴不得脱身，白兴德、伍举人也恨汤喜根手气好，想他离开，便顺利交接了。

        到客厅外的阳台上，对着满天星光，方鸿浩自我感动地对汤喜根报告：

        “老汤，我给你运动了一个好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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