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萍认定,身为学者的父亲处在极度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中。
这矛盾和痛苦父亲显然无法与人言述。父亲是深藏不露的人,心里不管如何挣扎,表面上都平静得很,决不会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女儿去讨主张。唯一可以和他平等商量的是母亲,可母亲过世已快一年了。
这一年可以说是父亲生命岁月最黯淡的时光,伴随着他的除了剧变的时局,凶险的战乱,便是深深的孤独。苏萍发现,父亲常常会站在母亲的遗像前默默地发呆,一站就是好半天。沦陷之后,父亲益发如此,有时半夜三更,卧房还亮着灯,在楼下窗前,能看到父亲佝偻的身影。
事情很清楚,鬼子的西村机关和军部都是希望父亲出山的。苏萍隐约听父亲说过,他当年早稻田大学的许多同学如今都是日本朝野要人了,他们都挂记着让早稻田大学为之骄傲的苏宏贞博士。
沦陷前,日本东京山本机械株式会社的山本,大阪市东亚研究会的川代便派人来拜访过父亲,都希望父亲能本着日中友好的精神,于S市战事结束之后,协助日本军方维持局面。就在沦陷那夜还有日本人把电话打到家里来。父亲是很恼火的,极不客气地把山本、川代派来的人打发走了,很郑重地告诉他们,他苏宏贞不会忘记友谊和平的早稻田大学,但当早稻田大学的日本同学以刺刀枪炮开道进入中国的时候,是决不会予以合作的。他苏宏贞与中国国民党、与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关系,却没与、而且永远不会与自己苦难的祖国和人民断绝关系,并声言,如果占领了S市的日军或特务来找他,他将认定这是污辱,会决然自殉于城以昭告世人。
如此一来,西村机关和松井军部只好抬出傅予之了——大概父亲的那些日本同学们向西村机关和松井军部说过,这个苏宏贞是说得到做得到的,西村和松井不到无路可走,不会轻易来打搅他。
日本人也的确厉害,明的不来,暗的来,专派些未公开下水而又有些身份地位的汉奸来纠缠父亲,像那圣安东大学的华人校董、东西洋商业公司董事长吕艾民,日华银行董事会主席潘仲良,大概都是这类角色。他们名为闲谈,实则是替日本人施加影响,按照他们的逻辑,莫说国民党的党政权不该存在,就是中国和中国人也不该存在。潘仲良不是明确说过么?中国的国民精神只有让日本人彻底变个样,才有资格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
有一回,苏萍忍不住了,红着脸和潘仲良、吕艾民吵起来,公然嘲弄潘仲良、吕艾民前世投错了胎,没有降生在大和民族中,是日本帝国和中华民国的双重不幸。吕艾民气得不知说什么好,潘仲良则起身要走。
那当儿,父亲则一反常态地放弃了沉默,竟指着客厅大门对她道:
“这里用不着你多嘴,You a baby(你这个无知的孩子),出去!”
那句匆忙中带出的英文苏萍是听得懂的,苏萍当即顶撞道:
“谁是无知的孩子?就算无知,却不无耻!”
父女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前几天的一个晚上,苏萍终于当面问自己的学者父亲:
“爸爸,如果日本人让你以自己的大道思想主持新政,您会和他们合作么?”
苏宏贞并不惊诧,只淡淡地反问:
“怎么想起提这个问题?”
苏萍直言不讳:
“外面有风声说,你可能会接受伪职!”
苏宏贞否认了,否认的口吻依然很平淡:
“没这事!这种风声大概是日本人故意散布的,沦陷前,这种传言不是也很多么?”
继而,苏宏贞又问女儿:
“你认为爸爸的大道思想有没有道理?”
苏萍摇摇头:
“我不知道。”
“如果S市的局面——当然也包括整个中国的局面五年内无法改变,我们怎么办?”
苏萍明确地道:
“忍耐和战斗。”
苏宏贞笑了笑:
“那我问你,我们必须忍耐的政权是不是该对日本人少一点奴颜,对中国民众少一点残忍?”
“这不可能!任何靠刺刀维持的政权都无仁慈可言,民众选择的只能是反抗。”
苏宏贞问:
“如何反抗?”
苏萍激动地叫道:
“你会看到的!”
那时,苏萍已决定去干那桩警醒民众的大事情了,只不过苏宏贞尚未察觉。
苏宏贞后来换了个话题,不无忧郁地指着家院内点绿无存的冬景道:
“你能反抗一个季节么?严酷的季节对一切生物来说都意味着同样的严酷,空言抗拒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时候,对所有生物来说,首要的问题是生存。适者生存,达尔文早就说过。”
“为了生存便可以事敌通敌当汉奸么?”
苏宏贞似乎没听到女儿的诘问,自顾自地说下去:
“而生存的痛苦又是相等的,因为我开头就说了,严酷的季节对一切生物是同样严酷的。这必然带来惨烈的生存竞争,同类的相互厮杀无可避免,但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就需要一种保障生存的特殊秩序。”
女儿道:
“什么特殊秩序?汉奸政府用刺刀维持的特殊秩序么?”
苏宏贞严厉地道:
“即便是汉奸政府的秩序也是需要的!”
苏萍惊呆了,几乎不敢相信这话是从父亲嘴里吐出的。
做父亲的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过分严厉,又缓口气道:
“不要以为傅予之就很舒服,他们的日子也未必比我们好过,甚至比我们还要难过呀!我们隐忍着一些痛苦,他们隐忍着另一些痛苦,这些痛苦都是严酷而不可抗拒的生存环境造成的。”
苏萍试探着问:
“那……那你定不会和日本人合作喽?是不是呀爸爸?”
苏宏贞沉思着,缓缓点了点头……
然而,就在这天晚上,苏宏贞却佯装着散步出了门,在弄堂口叫了辆车,直开台拉斯克路傅府,去和自己的老朋友,维新市长傅予之谈大道思想去了……
傅予之对苏宏贞的光临深为感激,开宗明义便说,维新政府需要他的帮助,否则,凭他傅予之是难以长久维持的,政府的构成不理想,混有不少投机分子和无耻小人,日本西村机关又压在头上,事情越来越难做了:
“……苏教授,我们可谓老朋友了,又都和国民党政权不共戴天,如今,你必得站出来助我一臂之力不可。我傅某对S市有责任义务,你苏教授也有责任义务呀!你就忍心看着我这个六十八岁的老人这么勉为其难么?”
苏宏贞淡淡地道:
“这种情况我早就预料到了,时局剧变,势必会使许多人生出不切实际的幻想,投机分子的混入并不奇怪,事情难做,也在预想之中,予老倒是要看开些才是!”
傅予之很激动:
“我偏就看不开!现在没有国民党了,是我们在主持新政府,过去我们骂国民党混账、搞不好,今天若是我们同样搞不好,岂不要吃天下耻笑!新政还有何意义?民众还有何指望?在市政会议上,我多次说过,为政必得清廉,浊风必得扫除,新政定要有个新的气象,使国人市民爱我市府,与我同心……”
苏宏贞打断了傅予之的话头:
“这是办不到的;如今没有国民党,却有日本人!”
“日本人是另外的问题,我只能说维新不新,政府不能予市民良好印象,我这市长便难做下去!”
苏宏贞笑道:
“维新也好,复古也好,不过就是说说么!就像中华民国的国号,像我会因为这国号而相信中华民国真是民众之国么?!予老切不可太认真的!对政治家而言,标榜与行动根本是两码事,关键的问题不在这里,在……呃,在于思想的建造!”
傅予之颇为失望:
“如此说,你苏教授也不相信维新的意义?”
苏宏贞十分坦率:
“维新是个极为含混的概念,既非成熟之政治思想体系,亦非完整独立之道德规范。维新只是相对守旧或复古而言,在政治思想的建造上并无价值。”
傅予之点点头:
“有些道理,您老弟接着说!”
“新政思想之建造,我认为应以大道为本。在日本早稻田留学时期,我便萌生了研究大道思想的念头,后赴欧讲学考察,比较西洋文化,益发悟出‘天下一家,万法归一’的大道精神的可贵之处,不知予老可还记得我于十八年刊印的《大道精神论》?”
傅予之想了想:
“记得的,好像那本书被国民党查禁过。”
“是的,为此,国民党政府还以反对国民党的罪名,对我下过通缉令,三个月后又撤销了——接着说吧,大道者何也?并非我标新立异,实在是人类天赋本性。母子相亲相依,夫妇相爱相靠,兄弟姐妹互相帮助,是我们人类天然美德,尤为东方黄种人之优秀美德。可惜的是,这种美德未能发扬光大,由个人家庭推及社会,由社会推及国家,以至全世界,驯致相习为恶,拼争不已,造成世乱频仍。”
“说得好!”
“先哲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自古迄今,欲治国者,未有不遵大道而使江山政权稳如泰山的。故尔,我以为,予老主持新政,对大道精神思想不可不加以足够认识。”
傅予之当即道:
“我近日便以维新市府名义重印您的《大道精神论》,予维新以充实的思想内容!”
苏宏贞摇了摇头:
“那本书已经过时,似无重印必要了,而且现在的事实为日本军事占领时期,重印此书,大加张扬,也有诸多不便。我这里只是以私人朋友的身份和您闲聊,并不算数的,打出我的旗号则更不好。”
傅予之一怔:
“这么说,你……你并未改变主张,也……也不愿出来帮我主持新政?”
苏宏贞平静地道:
“是的,我没改变主张。只要日本人军事占领的局面不结束,我就不会走出租界!否则,连我女儿都会……”
傅予之不无凄凉地问:
“连我们维新政府的顾问也不愿做么?”
苏宏贞摇头道:
“我可以做您予老的顾问,却不能做维新政府的顾问,您须理解我的难处!”
傅予之惨笑道:
“我理解,都理解!你,还有雷佛人,还有那些贤达们,都怕被人骂为汉奸、和奸,只有我傅某是傻瓜!不会躲在租界里做英雄!”
苏宏贞的脸刷地红了,勉强申辩道:
“予老,不……不是这个意思……”
傅予之厉声责问:
“那又是什么意思?有肩胛,有能力,却不愿对国家、民族负责,算英雄么?我傅予之即便将来不幸被后人误解,指为汉奸,也是有英雄气概的汉奸!我……我不后悔!我……我俯仰无愧!我在城市和民众需要我的时候站出来了,用这把老骨头支起了一片和平天地,没让它直接落入日本人手里!”
傅予之简直是大义凛然,使苏宏贞不敢正眼相对。他相信傅予之这番话是真诚的,这位六十八岁的老人于困难时刻挺身而出,显然没有私心。
“沦陷之夜,我这老头子就打过电话给你,希望你能出来主持新政,你不干,口口声声说要保持气节,害得我不得不下火坑……”
“予老,这……这倒是要讲良心话了,当初我也并不是主张您来干,维新政府宣言发表那日,我……我不是还打过电话给您么?望您三思。”
傅予之脑袋一昂:
“你不干,我也不干,那么,谁来干?!让金昆仑这帮人来干么?他们连咱们的祖宗都会卖给日本人!你骂我不该开中日追悼大法会,可你老弟晓得不晓得,金昆仑原要开的是专门追悼人家日本皇军的大法会!日本皇军在我们S市杀人放火,用机枪射杀我们的市民,我们还要开会追悼,奇耻大辱哇!我当场就拍案而起,这才使大法会开成了后来的样子。”
苏宏贞缓缓道:
“这也正是我想说的,在日本人的刺刀下真要为民众做些事情是极难的。”
“不错,是难,但,市府顾问西村少将还是个正派人,也通情达理,开大法会的事,他就作了让步,对日军的骄横,他也作了不少干涉。上个星期,日本宪兵在城北区大观道设卡三处,强迫来往行人向其鞠躬,稍有怠慢者,便毒打罚跪。城北区行政督察专员向我报告,我很生气,找了西村少将,西村当天下午就便装去了大观道,日本士兵把西村也当作中国人了,逼他行礼。西村少将当场扇了宪兵队长的耳光,还宣布,如再发生这种污辱中国民众的事情,定当予以严厉处分!”
苏宏贞道:
“这个西村少将很聪明,知道民心不可辱的道理,他需要的不是中国民众现在表面的驯服,而是更深远的东西,这种东西大概……大概是一种在表面看来尽善尽美的统治和压迫。”
傅予之叹了口气:
“你可以这样认为,但在我看来,能有这么一个日本顾问也算得万幸了——呃,西村多次提起过你!”
苏宏贞一怔:
“我不认识西村!莫……不是予老您向他提起的吧?”
“不是,西村是大阪人,他和大阪东亚研究会一个叫川代的人是密友,据西村说,川代是你在日本上学时的同班同学。是不是?”
“是的!川代是个狂热分子,在大阪颇有影响,曾派人找过我的。”
“那你何不顺水推舟,出来维持一下局面呢?你出来,对维新政府和日本方面打交道是很有利的,你现在可以只做对日外交事务的专门顾问。小老弟,就算我求你了,好不好?”
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话题上。
他沉默了好半天,还是摇起了头:
“不行,我根本还没考虑过这种事。”
傅予之紧追不舍: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呢?”
他苦苦一笑:
“我考虑这事的前提必须是能按大道思想自主做事,现在看来还不可能!那个压在维新政府头上的西村少将在我看来,或许比宪兵队的日本人更坏!也更难对付!”
言毕,苏宏贞果决地结束了这场谈话,告辞了。他怕自己和傅予之再谈下去,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得更深,以致无法自拔。
到家已快十点了,看见苏萍在客厅门口和章妈的二儿子汤祖根叽咕着什么,并没注意,苏萍和汤祖根和他打招呼,他也没理睬,直到进了客厅看到一匹白布,才问在客厅里看书的大女儿苏英:
“买这么多白布干什么?谁买的?”
苏英未及回答,苏萍已送走汤祖根进了门:
“是汤祖根摆在这儿的,暂时摆一下。”
“他从哪儿弄来的,会不会是从厂里……”
原想说偷来的,话到嘴边又收住了,觉着汤祖根还老实,到亨利布厂做工又是苏家介绍的,这种偷偷摸摸的事大概不会做,便没再说什么,默默上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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