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边说边流泪,等到话说完了,竟然大哭起来。
对他的这些心思,段祺瑞心领神会,可是前线的冯国璋却一直糊里糊涂。冯国璋在“北洋三杰”有两种比喻:一种比他为“豹”,喻其勇猛;另一种则比他为“狗”,喻其忠实。冯国璋是袁世凯一步步提拔起来的,他既是袁的部属也是袁的门生,甚至他的婚姻也跟段祺瑞一样,系由袁世凯撮合而成。对于袁,他自然很忠心,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同样“忠于清”。
从袁世凯的思想基础和个人利益考虑,能够一直维持南北均势显然是最好的。一方面,在经历被迫“回籍养疴”的遭遇之后,他与清廷已没有多少情分可言,犯不着为这些曾迫害他、以后还可能会继续迫害他的满洲权贵们拼死拼活地捍卫江山。
如此一来,袁世凯所能采取的立场和策略也就很容易被理解了,即他既不能把革命军全部“剿”灭,同时又要给革命军以一定的打击。
眼看着身处后方的同事突然变成了上司,自己在前线卖命却未得升迁,冯国璋心里自然不会痛快。尽管如此,他还是派参谋长张联棻代表自己北上迎接段祺瑞。
在冯国璋拒绝抽兵后,袁世凯又通过朝廷发来电谕,直接命令他抽出一协给段祺瑞。
1911年11月27日下午,汉阳沦陷。因“收复”汉阳之功,冯国璋被朝廷封为“二等男爵”。当他在汉口的第一军司令部里奉到这一电旨时,心情异常激动,忍不住对自的秘书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封了爵啦!这实在是天恩高厚,我一定要给朝廷出力报效。”
其实段祺瑞的这个决定乃是袁世凯的主张。袁世凯调段祺瑞来汉口,为的就是要让冯、段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抽去冯国璋的一协之兵,既可以名正言顺地减弱前线攻势,同时也能借此对冯国璋进行暗示。
看到冯国璋不能领会自己的意图,袁世凯很是不快,他对段祺瑞说:“华甫(冯国璋的字)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头脑里没有政治。”
朝廷哪里知道里面的隐情,收到冯国璋的请示后,便同意暂时不再抽兵。冯国璋利用这一机会,在打退革命军对汉口的反攻后,就集中兵力进攻汉阳。
你有上策,我就有对策,牛脾气上来的冯国璋索性和张联棻商量了一个花招。首先,他们拍一份电报给朝廷,假装没有收到电谕,请求朝廷增兵前线,以用于进攻汉阳。接着,再发一封电报,说是刚刚收到电谕,尊重朝廷抽兵的安排,可是前线已经打了起来,战事吃紧,兵力单薄,一时难以抽调。
冯国璋对袁世凯这种挟敌自重、渔翁得利的复杂思路根本就不能领会。他只知道袁世凯复出后,两个忠现在可以归于一个忠,也就是忠于清了,他正好可以借此大展拳脚、建功立业。
第二天,段祺瑞就让自己的参谋长给冯国璋打电话,要调一协的部队去后方维护治安。冯国璋不听则已,一听更加生气:你来我这儿到底是帮忙还是添乱?不增援就罢了,居然还抽我的兵!
另一方面,清廷之所以拿八抬大轿请他出山,讲穿了不过是被南方革命军逼着才不得不这么做。换句话说,一旦他真的傻乎乎地把革命军全给“剿”灭了,很可能接着就会迎来历代功臣都可能遇到的悲剧,即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到时别说做内阁总理,就算再“回籍养疴”都没机会了。
冯国璋接替荫昌出任第一军总统,乃出于袁世凯的奏请。袁世凯当时就对他说:“非筹备周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那意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你慢慢走,慢慢看,不要急着打革命军。
冯国璋固然不肯背叛袁世凯,为此只好采取竭力回避的办法——先是以坠马受伤和原配夫人病丧为由,多次向朝廷请假。请假未准后,又来了个装聋作哑,假痴不癫,从此“钳口结舌,随声画诺,不复言天下事矣”。
他一个兵也没拨给段祺瑞。
早在离京南下之前,冯国璋就兴奋地对一位部下说:“这一来,咱的黄马褂算是穿上了,兴许后人还会世袭罔替哩。”一到湖北前线,他就铆着劲与革命军作战,甚至不惜纵火烧城。
为了不让冯国璋干扰其既定方针,袁世凯决定把段祺瑞调到汉口,并让他署理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
袁世凯怎么可能下这样的命令,他怕就怕冯国璋真的打下武昌。
每个人对事物乃至社会问题的看法,都可能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冯国璋代理过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陆军贵胄学堂里曾设立了一个王公讲习班,摄政王载沣以下很多满洲亲贵都是这个讲习班的学员,在此期间,他们建立了较好的感情基础。以后载沣当国,对袁世凯及北洋系极力打压,唯独对冯国璋笼络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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