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冯国璋这个榆木脑袋开窍,袁世凯除了一日连发七份电报外,又特地遣使火速赶往汉阳,继续对冯国璋进行暗示。
第一次派来的使节自己没有露面,只是暗中指使冯国璋的亲信向冯进言。这位亲信找不到其他不进攻的理由,就极言攻武昌之难,比如武昌倚长江之险,须有海军进行协助,但此时海军已经归附了南方政府。
冯国璋不以为然:“我打汉阳不是也没用着海军吗?不能从正面进攻,难道不可以从湘赣两省进兵,取迂回包围之势?”
亲信赶紧说,迂回包围不是不可以,可是用兵太多,而现在后方已没有多少可增援的部队了。即便能调一些过来,也旷日持久,不能像汉阳那样速战速决。
任亲信怎么强调困难重重,冯国璋仍然一门心思沉浸在扬名建功,为清室和袁世凯同时效力上——没有援军,我自个儿也扛得下来;援军来得晚,没事,我能等!
见旁敲侧击不顶用,第二次派来的使节只好直接去见冯国璋,当面劝他应“权衡轻重,量力而行”。冯国璋不但听不进去,还以当代文天祥、史可法自许,声称:“倘有不测,我当为国尽忠,以报天恩,他非所欲也。”
袁世凯第三次派遣的使节原本是去武昌的。此人名叫朱芾煌,系同盟会员,武昌起义爆发时正在日本东京,获悉起义的消息后才即刻回国。
在当时力主与南方和谈的袁府人物中,袁克定乃中坚分子。他与朱芾煌有旧,于是便派朱芾煌前去与黎元洪接洽和谈。
事情办完后,朱芾煌由武昌返回江北,不料却被哨兵当成“奸细”给抓了起来。冯国璋听完报告,对他的参谋长张联棻说:“交军法处正法得啦!”
冯国璋满脑子都是如何跟革命军打仗,如何直取武昌,对其他细节漠不关心。张联棻则注意到朱芾煌手上还拿着“直隶总督袁”所填发的护照,这种护照四边周围印着很多龙,故称龙票。
虽然一时难辨龙票的真伪,但张联棻认定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回答冯国璋:“这件事且慢来。他既然拿着袁宫保(袁世凯)发给的龙票,还是问一问的好。”
冯国璋觉得张联棻言之有理,便亲自对朱芾煌进行审问。不料朱芾煌一看到他就说:“宫保叫你班师回京。”
冯国璋感到十分突然,忙问道:“有命令吗?”
“宫保大人叫我口头传达。”
见事情如此蹊跷,冯国璋只得出面发电报给袁世凯,问朱芾煌所言是否属实,以及请示究竟该如何办理。
袁世凯看了电报不由暗暗叫苦。他不能明言朱芾煌所说皆实,就在回电中说:“此人不是好人,专门在外破坏我们弟兄的名誉,请你按军法处理。”
可在电报末尾,他又加了一句看似莫名其妙的话:“克定(袁克定)不在北京,此事也可以问一问克定。”
冯国璋虽然迟钝,人却也不傻,一看后面这句就知道别有隐情。他依言再给尚在彰德的袁克定发报,很快就得到了袁克定的回电:“朱(朱芾煌)就是我,我就是朱,你们要是加害朱,我就到汉口与你们拼命。”
发完电报,袁克定犹恐不妥,又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冯国璋,说:“朱君生还,如弟之脱死也。”
朱芾煌终于得以虎口逃生。通过这件事,冯国璋也总算了解到袁世凯暗地里在和南方议和,其真意是“不打”,自此以后就不敢再给袁世凯频发电报催着进军武昌了。
手下将领们跟冯国璋原先的想法一样,都认为武昌唾手可得,恨不得立刻过江“穿黄马褂”。现在发现冯国璋突然不起劲了,他们不知何故,纷纷跑来司令部请战。大家讲着讲着,就在司令部里吵闹起来,其中尤以标统张敬尧吵得最凶。
冯国璋心里本就窝着一团无名之火,见状不由大怒。他一把将桌案推翻,正告诸将:“如再抗违,决以军法从事。”张敬尧等人至此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尽管冯国璋已没有那么冲动,对手下也进行了约束,可他其实并没有真正想通,对已经形成的南北议和局面也反应冷淡,以至于当袁世凯再派代表试探他“革命军一旦反攻过来,你将如何办”时,他的回答居然还是“只有忠心报国,不知有他”。
袁世凯再也忍受不了了,他下令将冯国璋召回北京,任命他为禁卫军总统官。冯国璋被调走后,湖广总督段祺瑞同时兼任第一、第二两军军统,掌握了湖北前线的全部军事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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