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款案的通过大长了袁派人马的气势。1913年5月6日，袁世凯下达一道命令，表示要“除暴安良”，矛头直指国民党。段祺瑞更是毫不掩饰，坚决主张在紧急状态下对南方用兵。自出任代总理以后，除国务会议外，他几乎从不到国务院，每天只在陆军部的办公室里处理军务。

        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曾表示“专靠武力，总不能根本解决”，并提出应就政治解决南方问题进行讨论。还没等他说完，段祺瑞就板起面孔，很不耐烦地说：“军事非你文人所知，不应干预！”

        国民党方面，虽然孙中山一再主张“速兴问罪之师”，但由于裁军后南方兵力不足、国民党籍都督们意见不统一等原因而未能及时发动。趁此机会，袁世凯、段祺瑞加快了对国民党势力进行扫荡的步伐。6月间，袁世凯以反对借款、不服中央为名，先后下令免去李烈钧赣督、胡汉民粤督、柏文蔚皖督之职。

        国民党被“逼上梁山”，终于不得不举起反旗。7月上旬，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会议，决定兴师讨袁。7月12日，李烈钧奉命由上海转回江西，在湖口宣布起义，组织讨袁军。自江西独立后，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上海等地也先后响应独立，“二次革命”由此而起。

        袁世凯闻报立即发布“讨伐令”。段祺瑞身为陆军总长兼代理总理，或派兵，或直接指挥“清剿”，鞍前马后，忙得不亦乐乎。

        在北京政府已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国民党的讨袁之役一上来就出现极度被动的局面。不到两个月，独立各省全都一败涂地，国民党在南方的地盘尽失，孙中山、黄兴也作为“乱党”头目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海外。

        打败国民党之后，袁世凯还面临着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在10月举行的正式总统选举中获胜。

        按照大总统选举法，有资格参加选举的议员须有三分之二出席投票，而获胜者得票数应达到四分之三。当时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至少有三百五六十人，这可都是一些坚决不买袁世凯账的主。

        选举法规定，一轮投票达不到法定数，还可以再投第轮。两轮投票都无人当选的，以第二轮投票中得票数最多的前两名进行第三轮决选，过半数者获胜。

        第一轮投票就当选，连袁世凯自己都没有把握，他只能寄望于第二轮和第三轮，但一轮投票约需四个小时，三轮共需十二小时，一天是办不了的，至少得两天或三天。遇到这种延会的情况，国民党人就很可能会以不出席进行抵制，从而使得选举一再延期。

        面对这些坐而论道的国民党人，袁世凯及其幕僚必然会有一种有力也无处使的感觉——“乱党”可以直接“剿灭”或通缉，国会议员却有国家法律作为后盾和保障，轻易触碰不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手无寸铁的议员其实也并不比国民党都督们更好对付。

        选举延期，不仅意味着夜长梦多，也会让袁世凯的脸面受损，影响他在社会上的声誉和权威，这是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袁派为此绞尽了脑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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