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生事物，民初的选举制产生了不少滑稽可笑的奇闻逸事。当时中央政府无人口册籍清册可查，就采用自下而上造报的方法选举议员。按照这个办法，选民愈多，产生的议员就愈多。

        浙江太平县（今温岭市）在选举时，觉得人数不够，有人就脑洞大开，提议由选举工作人员回去把自家的宗谱翻出来照抄。这样一来，那些死去的人也同活人一样成了选民，结果太平县的选民之多在全国各县中跃居第一，其议员数竟和云贵两省之和相等。

        袁派人马用太平县式的思维对选举进行研究，最后终于想出了“逼选”的办法。

        1913年10月6日，国会在众议院会场举行选举。国民党议员在京者全部出席，进步党人及各小党派也踊跃参加。他们的目的和出发点各不相同，前者大多是想反袁，后者大多是想拥袁。

        当天统计到会选举人超过了应出席者的三分之二，但在第一轮投票结果公布后，不出所料，袁世凯所得票数仅仅过半，距法定票额相差太远。

        此时已近中午，吃饭休息时间到了，可是议员们却发现会场已被军警装扮成的“公民团”重重包围，所有人许进不许出。议员偶跨大门即遭呵斥，逼令退回。

        议员们这下惨了。烟瘾大的没法出去抽烟，在会场内被憋得眼泪直流。烟没得抽倒也罢了，肚子总不能饿着吧，可是又不让出去吃饭。进步党本部闻讯送来两担面包点心，“公民”不许他们入门，经解释是亲袁议员所用，才准予放行。国民党本部依例而行，但“公民”一听说是国民党的，不仅不放行，还破口大骂，说：“饿死也是活该！”

        第二轮投票，袁世凯的票数虽然多了些，但还是不到法定票数。这样就得进入第三轮投票，即从得票数较多的袁世凯和黎元洪二人中二选一。

        第二轮计票时已经薄暮，可是会场外仍被包围着，显见得是“不交考卷就不许出考场”的架势，于是只好马上进行决选。在这次投票中，十之八九都挨饿的国民党议员基本都选了黎元洪——本来他们也不想选黎元洪，可若选袁世凯以外的其他人的话，就要按废票论，而废票是不起作用的。

        限制被选人之后，票数相对集中。统计第三轮计票结果，袁世凯得票数总算过半。主持选举会的主席大声宣布，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宣布时，台下掌声稀稀拉拉，原因是国民党议员不肯鼓掌，进步党和其他小党的议员疲极无力，也不愿意鼓掌。

        虽然如愿当了总统，但袁世凯并不高兴，认为国民党让他下不来台，而进步党又太无能，尤其是在不得不进入决选时，居然让他和黎元洪并列，实在是贬低了他的身价。

        所有这些抱怨最后都会被归结到对共和制度的不满上来。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后的第二个“双十节”，袁世凯在太和殿举行大总统就职典礼。典礼的第一个程序是读誓词，誓词为：“余誓以至诚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

        有人离袁世凯的座位非常近，侧耳静听，袁世凯先高声读了一个字“余”，继而读“誓以至诚”，声音却微弱到了几乎听不到的程度，接着再读“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调门恢复至洪亮有力。到了“谨誓”，重又变得低沉起来。

        言为心声，不诚无物，袁世凯读誓词时声音的忽高忽低，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真正感兴趣的其实只是“执行大总统之职务”以及由此所享受到的权力。

        下午，为庆祝总统就职，袁世凯下令北洋军举行阅兵仪式。已卸去代总理职务的段祺瑞以陆军总长身份担任阅兵总指挥。在袁世凯阅兵的时候，他始终陪同其后，亦步亦趋。

        因帮助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有“功”，段祺瑞被封一等勋位，此次担任阅兵总指挥，更标志着他的声望和政治优势全面超越“北洋三杰”中的王士珍、冯国璋，真正成为北洋系中排名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

        有评论说，这时的段祺瑞已被袁世凯倚为“干城肱股”。在袁世凯正式就职总统初期，这样的说法并不为过，当时凡袁世凯碰到有关大局之事或难以处理的问题，一般都会安排段祺瑞亲自出马。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最不放心的人，已不再是流亡海外的孙中山、黄兴，而变成了湖北的黎元洪。黎元洪为人处事一向唯唯诺诺，对袁世凯也从没有表现出什么“不臣之心”，但湖北地处要冲，战略位置显要，黎元洪身上又有着“开国元勋”的光环，一旦有了异志，登高一呼，其后果实难预测。

        这个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二次革命”初起时，黎元洪就曾通电劝告国民党息兵，并有“元洪誓以铁血担保共和”之语。虽然立场仍是站在北京政府一方，可与袁世凯、段祺瑞坚决予以武力镇压的态度毕竟还是有所不同，这也导致有些国民党人对黎元洪尚存好感。

        再退一步说，就算黎元洪本人能够一直安分下去，也难保别人不借他的声望来反袁。总统选举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之后到副总统选举，黎元洪一次投票即当选，全场一致鼓掌，掌比袁世凯当选那天晚上不知响亮了多少倍。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国民党人的功劳，而国民党人这样做，目的无非是要给袁世凯难堪。

        经过一番暗中运作，袁世凯决定以迎黎北上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一办法也得到了黎元洪的配合——自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虽然位高名显，但一直受部下挟制，所以也有急于脱离湖北的愿望和想法。

        黎元洪是湖北地方可以利用的一块金字招牌，倘若迎黎北上的消息被提前泄露给当地军政界，就很难轻易脱身，同时黎元洪一旦离开，湖北也必然会出现人心动荡的情况。这都是让袁世凯感到棘手的地方，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决定派段祺瑞到南方进行具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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