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时代的国会议员一年可以领到五千元薪水，这种收入水平在当时国家财政困难、百姓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算是比较丰厚了。后来袁世凯解散国会，议员领不到薪水，大多数人都过了一段苦日子。现在国会重新恢复，议员们就觉得自己的议员地位不保险，说不定国会什么时候又要关掉，于是大家纷纷以议员的头衔阶梯，踏上了猎官求官之途。

        议员之中，以政学会议员对于求官最为热衷。政学会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之所以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就是因为北洋系对国民党的印象不好，继续挂着国民党的老招牌于做官不利，只有脱离了国民党，才能更好地奔走于黎段之门。当时有人私下评论说：“政学会分子都是官迷！”

        清末民初之际，想当官的人常常会走公馆的门路，也就是托大官的夫人、姨太太、少爷、小姐甚至是仆人打招呼、说好话。可这在段公馆却走不通，因为段祺瑞的事向来由他一个人做主，即便是段夫人张佩蘅都不敢在他面前提一句公事，更不用说荐官收礼了。

        偏门走不进，求官者们只好走正门。对于这一伙求官的议员，段祺瑞开始还能敷衍敷衍，后来看到来的人太多，胃口又都不小，便一律飨以闭门羹，以至于有些并非求官，真是来和他商榷政事的议员也连带受到了冷遇。

        黎元洪则不然。他对于议员求见向来是来者不拒，而且接待态度平易近人。如果对方谈到求官问题，黎元洪照例会说：“只要你和段总理方面商量好了，我这一方面毫无问题。总理若不答应，我也没办法，因为现在是责任内阁制。”

        相比于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段祺瑞，黎元洪左右逢源，得到了很多议员特别是国民党、政学会议员的支持。重开后的国会仍以国民党议员居多，他们多数拥黎反段，有了他们做后盾，黎元洪顿时觉得局面与先前迥然不同，也有了可以向段祺瑞说不的勇气。

        黎元洪的幕僚们趁此机会建议他掌握兵权，其理由是，虽然政府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但仅指政治而言，在军事方面，总统既然名义上是全国海陆军大元帅，就不能不管军事——“大元帅没有军权，总统有什么价值？”

        想到同为大总统，与袁世凯的实际地位相差如此悬殊，黎元洪顾影自怜，对幕僚们的话很听得进去。

        黎元洪要兵权，段祺瑞不给。段祺瑞认为，袁世凯当年最大的错误就是成立统率办事处以集中兵权，而且他现在之所以能控制住北洋系，稳住政局，靠的就是有兵权，如果兵权都没了，国务院还能起什么作用？

        如果说徐树铮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开启了黎段之争的序曲，府院（总统府和国务院）权限之争则成了黎段争斗的第一个回合。

        黎段之所以争斗不息，而且愈演愈烈，根本原因还是彼此在北京政治主导权到底应该由谁来掌握这一点上，始终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分歧。在段祺瑞看来，既然政府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那么元首就应该自觉地做一个不管不问的“盖印总统”，而把政治主导权完全交给内阁。

        实际上，从黎元洪的执政能力以及他所拥有的资源来看，居于“太上皇”的位置对他确实也比较适合。可问题是黎元洪能力不大心很大，自接任总统以来，他“由不问而要问，由要问而多问”，越来越不甘于无所事事。

        如果黎元洪为了顾及总统的体面，只拣点儿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过问一下，倒也罢了，偏偏他还认为小事可以不问，大事必须过问！

        段祺瑞当初组阁时，原以为今后最难打交道的是国会，没想到他所碰到的第一个拦路虎不是国会，反而是他全力扶持上台的黎大总统，而且总统比国会还要难缠，这让他如何受得了？

        有时被黎元洪“要问”和“多问”烦了，段祺瑞忍不住朝身边的人发火说：“我是叫他（指黎元洪）来签字盖印的，不是叫他压在我的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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