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冯国璋并未直接指使冯玉祥阻挠“讨伐”，但他在发出“讨伐令”后仍与西南方面保持着秘密联系，却是不争的事实。当时恽宝惠已出任国务院秘书长，有一次他到总统府去盖印，恰巧看到内务总长钱能训正一手拿着一支毛笔，另一只手捧着个水烟袋，在那里摇头晃脑地低声吟诵，就好像旧时私塾里的学生在写文章一样。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麐则站在钱能训身旁，嘴里不停地和他一起推敲着几个字。

        恽宝惠走近一看，原来这两个人看的是一篇由张一麐拟写、冯国璋具名的发给西南方面的密电稿。

        恽、张、钱都属冯派，但钱是总统府外的人，一般情况下，冯国璋不会也不敢请府外的人来斟酌这样的密电稿，钱亦不例外。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据恽宝惠估计，一定是冯国璋认为密电关系重要，至于对秘书长的水平都有些信不过，所以才把长于文笔的钱能训找来帮忙。

        冯国璋与直系明里暗里的小动作，使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计划在重启后再次陷入步履维艰的状态：在两湖，冯玉祥的武穴通电直接导致张怀芝的两万人马被迫滞留九江，其余各部官兵的情绪也大受影响；在四川，川督刘存厚在滇军的压力下，已经表示要与西南一致。

        冯国璋既然已经下达了“讨伐令”，段祺瑞要想从根本上扭转眼前的不利局势，就只好依靠他自身的军事实力了。

        段祺瑞虽然已实际掌握军权，可以调遣国内部队，但由于北洋系内部派系分化严重，使得军权也成了被稀释的军权。具体来说，对于皖系或亲皖力量，段祺瑞是调得动的。问题是像张怀芝、倪嗣冲这样的部队，不是战斗力不强，就是凑数的杂牌，这也使得皖系尽管看上去人多势众，其实真正能打仗、敢打仗，可以派用场的却不多。段祺瑞对此有很清醒的认识。“讨伐令”下达之前，他在与徐世昌、徐树铮讨论时，就认为要制止直系与南方和谈，单靠皖系是不行的。

        皖系不行，“两栖督军”曹锟等人倒是很能打，并且已杀上两湖前线。可人家毕竟属于直系，上阵时都怀着自己的小九九，不可能完全听你调遣。

        这时徐树铮提出，应该加速实现“借奉打直”和打击南方各派的计划。

        分化后的北洋系除出现直皖两大系统外，还形成了游离于两大势力之间的若干小集团，奉天巡按使张作霖的奉系即为其中之一。

        奉系虽为北洋旁系，但这个集团的发展势头不错，隐隐然已有赶追直皖的势头。徐树铮和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在士官学校期间即为好友。徐是七期，杨是八期，二人给外界的印象都是“大言不惭，狂妄过人”，彼此也特别气味相投。徐树铮通过杨宇霆了解到张作霖久有向关内扩张之志，便想对这部分力量加以利用。

        徐树铮主张引奉军入关，并分别将其驻扎于京汉、津浦两线以助战，这也是奉军入关和在北京发生政变传言的原始出处。不过他的这一主张起初并没有得到段祺瑞的同意，因为段祺瑞深知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奉军入关，再要让奉军退回关外绝非易事。

        现在眼看形势恶化，段祺瑞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也只能饮鸩止渴，放手一搏。徐树铮随即前往东北，亲自实施“借奉打直”方案。

        张作霖乃胡子出身，生就的也是胡子脾气，上他的山头如果不带点礼物、给点甜头，人家凭什么要白白给你卖力？

        这笔礼物从何送起呢？段祺瑞在辞去总理前，曾订有中日军械借款协定。冯国璋便利用该协定向日本借款购买了一批军械，其中光是步枪就有两万七千余支。

        段祺瑞事先对此一无所知，冯国璋也未与其商量。依照冯国璋的安排，这批军械准备用来扩张自己的个人势力，即将直系的两个旅扩编为两个师。不料此事不仅为徐树铮所侦悉，而且他还探听到了军械运抵秦皇岛的日期。

        徐树铮于是决定劫械。他知道段祺瑞不会同意，所以在没有进行请示的情况下，就与杨宇霆商量好了行动步骤，并交给对方一张他在任陆军次长时所留下的盖有陆军部关防印的空白公文。

        杨宇霆拿着公文，以要用于南征为由，率部在秦皇岛截留了军械。军械一到手，徐、杨就进行了瓜分，其中奉军获得的枪支就有一万七千余支。有“大礼”在手，徐树铮这才大大方方地到沈阳会晤张作霖。

        奉军当时只有三个师，而且所有武器装备都很陈旧，张作霖久欲扩军，只是苦无军械。徐树铮送给他的这批军械枪炮齐全，已足够编成六七个混成旅。兴奋之余，他一口答应派奉军入关南征，并按照徐树铮提出的条件，授其以统帅权——在随后成立的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名单上，张作霖本人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副司令，但可代行总司令的一切职权，入关的奉军也由徐树铮直接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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