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离职的陆军次长，公然盗用关防，与人合谋劫取枪械，还在无中央正式任命的情况下当了奉军副司令，此事在北京政治圈中传为奇谈。徐树铮胆子之大，令北洋系内部全都为之咋舌不已，段祺瑞听闻后也很吃惊，对左右说：“又铮（徐树铮的字）闯祸了！”

        众所周知，徐树铮乃段之心腹。徐树铮闯了祸，段祺瑞不得不帮他擦屁股，于是一边给徐树铮发电报，责备他“违法乱纪”，一边向张作霖下命令，要求将扣留的军械运回北京。

        张作霖哪里肯将到嘴的肥肉再吐出来，他复电说奉军本来就要兴兵对南方进行“讨伐”，正打算筹措军械呢，现在中央主动把枪械送来了，正好！

        徐树铮则致电陆军总长段芝贵，说明此事与段祺瑞无关，并要他转告段祺瑞，说张作霖扣留这批军械，将用于编练入关的奉军，对主战派是有利的。

        后来有一天，徐树铮和曾毓隽都在段祺瑞那里，段祺瑞便又提起了这件事，认为徐树铮劫械是“教猱升木”。

        “教猱升木”乃中国的一句古语。猱者，猴也，教猴子爬树。也就是教唆坏人干坏事的意思。段祺瑞话里有话，他认为徐树铮是以枪械为诱饵，引诱奉军入关，属于一种不道德的政治行为。

        徐树铮马上说：“那么‘长江三督’之‘升木’（暗指主和）又是谁教的呢？”段祺瑞顿时语塞。

        冯国璋得报后，固然心疼丢失的枪械，但与劫械案相比，奉军入关才是真正要他性命的大事。

        徐树铮到沈阳本是秘密行动，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京城内早就传得沸沸扬扬。对徐树铮此番用意也是说法颇多，有说他要助张作霖复辟的，有说要助张作霖倒冯的。冯国璋听到后，急忙派人给徐树铮发电报，要他“回京息谣”。

        徐树铮回了封电报，大意是：“一不复辟，二不倒冯。”

        冯国璋再让段祺瑞召徐树铮回京。段祺瑞无法推辞，便照他的意思给徐树铮发了电报。徐树铮回电云：“国事日亟，匹夫有责，树铮只知有国家，他非所知，一时不等即回，异日当赴师门领责。”

        1918年2月中下旬，奉军一部开进关内，分驻于秦皇岛等地。2月26日，冯国璋在总统府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对付奉军入关。会上，他质问段祺瑞：“这次奉军出兵入关，事前既未奉命，也未呈报，居心何在？”段祺瑞回答说不知道。

        冯国璋又接着大声问道：“前任陆军次长徐树铮到奉天做何勾结？”段祺瑞更难以作答。

        冯国璋开这个会是想要段祺瑞叫张作霖撤兵，可奉军原本就是段祺瑞召来的，他本人即便不同意劫械，却也不反对奉军入关。这种情况下，你让他怎么叫张作霖撤兵呢？

        退一步说，就算他老段出于引狼入室的顾虑，肯去跟张作霖说，事到如今，那张作霖也要愿意听啊！

        奉军继续源源不断地进关，其中有一支队伍甚至开到京津线上的廊坊，且人不解装，马不卸鞍，戒备森严。

        京城形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随之谣言四起，议论纷纷。冯国璋赶紧给张作霖直接发去电报，问对方用意何在。张作霖复电言称要“保护总统”。

        冯国璋跟着就又发去一份电报，说政府既没有命令，北方也没有战事，我这个总统要你保护什么？他同时以边防重要为由，命令张作霖召还入关部队。

        张作霖不再加以掩饰，他直言奉军入关，执行的是北京政府的“讨伐令”，部队一到南方战场，就会归曹锟、张怀芝节制。接着，徐树铮通电就任奉军副司令，并开始指挥关内奉军为前线的直鲁两军建造运输桥。

        至此，奉军进关的秘密水落石出。国务总理王士珍一看主战派竟然摆出了这样的阵势，便再也无心给冯段之争当垫背了。他让国务院秘书长恽宝惠替他拟了一个请假的呈文，并且叫恽宝惠代他呈递。之后也不向冯国璋打招呼，便换上便衣，悄然挂冠而去。

        恽宝惠原以为冯国璋会因为这一突发事件而惊诧，或至少在脸上露出各种复杂的表情。可是奇怪的是，当冯国璋看完王士珍的呈文后，却并未有任何诧异之色。只见他很自如地在呈文上批了几个字，意思是请假照准，由内务总长钱能训暂行兼代。

        等恽宝惠办好命令，送到钱能训的家里请他副署时，钱同样干脆得很，拿过命令就在后面写上了“钱能训”三个字。

        在恽宝惠看来，这是冯派在主战派的猛烈打击之下，已毫无还手之力的一种表现。事实也正是如此，王士珍逃至天津后，即提出正式辞职，并写了一封信给冯段二位老友，发誓今后决不回京任职。紧接着，冯国璋又在段祺瑞等人的压力下，公布了“国会组织法”等条例，这就意味着一旦时机成熟，段祺瑞就可以通过新国会的选举登上总统的宝座，冯国璋连自己屁股下的那把交椅都岌岌可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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