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皖系在军事、政治上双管齐下，冯国璋所能做的除了服软还是服软。他不得不亲自登门拜访段祺瑞，邀其出来组阁，后来见段祺瑞一再婉言谢绝，又请徐世昌出面相劝。

        段祺瑞不是不想出山，但他知道冯国璋并非真心希望他再次组阁，另外，他还听从了曹锟的建议，认为如果急于出山，可能会导致主和派的李纯“惊而致变”，从而影响前线部队的士气。

        段祺瑞和主战派能够恢复主动地位，奉军自然立了首功。利用徐树铮送来的“大礼”，张作霖一共新编了六个混成旅，其中四个旅暂驻于关外，只有两个旅即刻开入关内。此时段祺瑞虽然只有一个参战督办的名义，但对国内部队的组建拥有核准权，奉军这六个混成旅最后也要到他那里备案。

        张作霖的报告送上来以后，段祺瑞估计张作霖不愿意把所有新编部队都放入关内，就按照这一实际情况，在正式文件上批示将关外的四个旅划归张作霖指挥，关内的两个旅划归徐树铮指挥。

        看到报告，徐树铮认为入关和归他指挥的奉军太少，起码应该关内关外一半对一半。由于文件已经段祺瑞批示，他不能怪自己的幕主，便把火发到了张作霖身上。

        曾毓隽为息事宁人，就劝他说，何必计较一旅之得失，我代你筹措两百万元，给你补充一个旅的人马怎么样？

        徐树铮依旧觉得不公平，认为被张作霖这个“胡子”狠狠宰了一刀。曾毓隽见状要做和事佬，便在天津宴请张作霖、徐树铮，杨宇霆也奉陪末座。

        酒喝到一半，徐树铮忽然对张作霖说：“大哥你现在既有地盘，又有兵力，可你不要逞强！我现在固然兵力单薄，不能打败你，然而如果实在不行，我将来总有一天要带日本兵打你。”

        徐树铮的一番话引得满座失色。张作霖的态度却非常冷静，他急忙举杯对徐树铮说：“老弟何至于此，我的兵不就是你的兵吗？干杯，干杯！”

        曾毓隽作为东道主非常尴尬，第二天便告诉了段祺瑞。段祺瑞听了只是摇头：“又铮到处树敌，亦徒呼奈何？”

        剑走偏锋向来就是徐树铮的风格，此举固然有得罪张作霖之虞，可是也把话说到了明处，而且恰恰暗合了张作霖的做事方式。之后张作霖把关外的那四个旅也全都派入了关内，其中两个旅用于江西，两个旅用于湖南，其余两个旅归参战督办处统辖。

        奉军的全力加盟，使得北军在兵力使用上更加游刃有余。1918年3月18日，曹锟所部由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指挥，一举攻克岳州，南方联军沿粤汉铁路南逃。主战派由此声势大振，“长江三督”也不敢再唱反调了。第二天，曹锟领衔联合包括“长江三督”在内的十九省区的督军、都统致电段祺瑞，请其立即出山组阁。电文中称，在此“国家不幸，变乱迭生”的环境下，朝野上下“咸以声望素著、中外信仰者，非公（指段祺瑞）莫属”。

        同一天，北洋元老徐世昌告诫冯国璋：“非段复出，恐有兵变。”日本公使林权助连连会晤有关人士，催段复出，他还特地让人转告段祺瑞，要段拿出政治勇气，不要再推辞了。

        就像曾在三造共和中展示过的那样，段祺瑞再次以众望所归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而冯国璋却几乎成了和黎元洪一样的陪衬，以至于没有谁会把稳定局势的希望放在他的身上。

        从接到联合电文那一刻起，冯国璋这个既倒霉又可怜的代大总统就已彻底认输。在再次敦请段祺瑞接受组阁大命时，他指天发誓愿与段祺瑞同生死、共患难，同时还自动承认了向院方完全交权的各项条件，就差没跪下来哀求了。

        见此情景，段祺瑞方才答应出任内阁总理，不久又组成了由清一色皖系政客所组成的新内阁。

        段祺瑞上台时，政府“财政困窘，朝不谋夕”，这也是王士珍要挂冠而去、冯国璋要再三再四地请段帮其收拾局面的原因之一，而要在短时间内缓解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段内阁所能采取的又只能是老办法，即向日本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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