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因陈炯明背叛孙中山，拥护孙中山的许崇智被挤出广东，来闽进行活动。徐树铮和许崇智是士官同学，就乘机和他取得联络，同时争取了驻兵于福建的老部下王永泉。

        在徐树铮的谋划下，许崇智、王永泉合力夹攻省城福州。李厚基在福州没有什么兵力，只得仓皇逃走。几天之后，徐树铮与许、王会师福州，随即发出通电成立制置府，军队称为建国军，他自任建国军总司令，同时尊奉孙中山、段祺瑞“二老”为领袖。

        就像对李厚基说的那样，徐树铮未费一兵一卒，即在南方为皖系打响了第一炮。消息传出，皖系人马大为兴奋，并都把重振本系的希望寄托在徐树铮身上。段祺瑞更是点头称许，说：“还是又铮有办法！”

        发现皖系在福建竖起了反旗，直系立即以北京政府的名义调兵进剿。面对大兵压境，已当了闽督的王永泉十分恐慌，便不顾徐树铮对他多年的栽培，翻脸逼其离开了福建。至此，皖系想在南方另搞一个局面的计划只能付诸东流。

        尽管徐树铮功败垂成，但反直三角同盟却越走越近。1923年更成为三方联系最为频繁的一年。当年6月，粤、奉、皖三方代表齐集广州，商讨反直事宜，标志着反直活动逐步走向公开、激烈。

        从这时候开始，已经沉默了三年的段祺瑞又重新成为国内政治旋涡中的重要人物，各省各方纷纷派人前来天津，征求他对时局的意见和看法。他自己也积极加入到反直浪潮中，不但频频对外发表意见，还在反直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曹锟是个缺乏政治远见的人。外面反直声浪已经如此之大，他却认为自己实现“总统梦”的时机已到，要通过选举正式成为总统。段祺瑞则针锋相对，他从浙督卢永祥那里拿到一百万元活动经费，准备设法使曹锟的这一希望落空。

        这一百万元经费的用法是，通过亲皖系的国会议员章士钊、杨永泰等人在参众两院进行活动，以旅费三百元、每月生活费三百元为代价，策动议员们从北京、天津转移到上海，从而达到使国会无法召开，总统也无法当选的目的。

        此时北京新国会的议员人数和“安福国会”时相仿，还是八百多人。面对诱惑，“八百罗汉”中领款者竟达七百多人。钱花出去后，段祺瑞以为大功告成，不料曹锟搞贿选，亮出了每张选票五千元到一万元不等的“赏额”。议员们听说后眼都红了，当下又纷纷潜回北京参加投票，使得曹锟如愿以偿。

        想当初，徐树铮“办竞选”时，也是金钱开道、花样百出，但操作者毕竟还要掩人耳目、用点技巧。曹锟选举则是连起码的节操都不要了，直接拿钱砸——除选票明码标价外，每个议员出席大选还有“出席费”五百元，带病出席者另加医药费二百元。就这样，大选时人数还凑不够，又决定凡临时出席者另发五千元。

        民国以降，议员的政治品格和操守真是一茬不如一茬，与曹锟选举相比，袁世凯时代的那些议员简直可以说是品德高尚了。也因此，这一届的“八百罗汉”特别让国人看不起，称之为“猪仔议员”。

        曹锟过于明目张胆的贿选立即激起了国内舆论的激烈反弹，也为三角同盟提供了反直的最好理由。段祺瑞在天津以通电和向记者发表谈话的方式加以谴责；卢永祥作为段的追随者，也紧跟着发表“豪电”，主张各省派代表开联席会议商讨国是。

        “豪电”得到全国各省的响应，孙中山、张作霖等人都纷纷派代表到上海召开联席会议，上海俨然已由皖系根据地转变为反直根据地。

        始终不肯和直系合作的卢永祥成了曹、吴的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他们借口反对卢永祥扩充军队，调兵自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四面向浙、沪进行压迫，从而挑起了江浙战争。

        为了履行三角同盟的义务，广东出兵北伐，张作霖也分兵三路入关。北伐军因受后方的陈炯明和广州商团的牵制，不能全力以赴，所以战果不大，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还是直奉两军，所以这场战争也被称为第二次直奉战争。

        奉军在经历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失败后，接受日本援助，实行了“整军经武”，战斗力大增。关键时刻，直系将领冯玉祥又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及段祺瑞的游说，在战场上突然倒戈，进而挥师入京，通过发动政变将曹锟幽禁起来。

        吴佩孚腹背受敌，就算再能战也已回天乏术，十几万大军顷刻土崩瓦解，吴佩孚的总司令部及其残部则被围困于天津。奉军还准备进一步占领塘沽，切断天津至塘沽入海的交通，果真如此，吴佩孚必成瓮中之鳖，插翅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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