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覆亡在即，吴佩孚在天津东站给段祺瑞打了个电话，说：“我打算把军队开进天津各国租界，好引起外国插手干涉。”

        段祺瑞回答：“你是最优秀的军人，为什么要惹出国际问题呢？我看你先休息几天吧！”

        吴佩孚听了连声说：“老师，我遵命。”

        虽然段祺瑞的身份还是个老百姓，既无实权也不掌军队，但作为皖系领袖、三角同盟的首领之一，说话是有分量的。同时，吴佩孚了解段祺瑞的品格，知道对方绝不会做出落井下石的事，所以才会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独独求救于他。

        段祺瑞随即联系奉军，使得奉军同意暂缓向塘沽前进。吴佩孚趁此机会率数千士兵，乘船由塘沽浮海南下。临走时，他的粮食、弹药都留在火车上无法携带，于是便在火车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移交段督办”。

        段府家人听说这件事后议论纷纷。有人说：“吴小鬼（吴佩孚）无路可走了，要求老头儿给援助一下。老头儿眼看吴小鬼要掉在井里头，就小辫儿提一提，指给他一条明路。”还有人说：“上次直皖战争，老头儿失败了。吴佩孚通缉别人，但没损伤老头儿一根毫毛，所以这时候老头儿也不能不关照他一下。”

        曹、吴在第二次直皖战争被赶下了政治舞台。对于推翻曹、吴，三角同盟和冯玉祥能够达成完全一致，可他们也只有在这一点的认识上才是相同的。对于推翻曹、吴之后如何设立中央政府，以及如何解决国家重大问题，则各有各的主张和打算，而且根本无法调和。

        张作霖和冯玉祥的目的是要各自独霸一方，扩充地盘，也就是说，不会直接担任政府和国家的元首，但同时，他们又都想尽可能插手中央、控制中央。张、冯既有如此打算，有资格入主中央的便只剩下了孙中山和段祺瑞了，拥段拥孙也因此成为各方所必须面对的尖锐题。

        还在战前，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等粤方代表就曾来到上海，与皖方代表商谈孙、段日后在政府中的安排。粤方主张，如果孙任大总统，段就应该做国务总理；或者段任大总统，孙任总理亦可。

        皖方赞成由孙任大总统，段任国务总理，但也向对方恳切表示，这一方案必须得到张作霖的同意。汪精卫听后即赴沈阳，与张作霖进行商谈，张作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奉方拥段。

        张作霖对于拥段的态度可以说是铁定不移的，完全一面倒。在当时尚在世的北洋元老中，王士珍做了名士，徐世昌重新退隐，唯段祺瑞仍具备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可以让卢永祥、徐树铮等人为其鞍前马后，万死不辞。虽然因为徐树铮的缘故，奉皖曾经反目，但张氏父子和奉军一般高级将领对段祺瑞始终都很尊敬，并把他视为最有希望振兴北洋的人。

        孙中山与张作霖的历史关系，则远不能与张、段相提并论，而且孙中山的个人魅力主要局限于南方和国民党内部，北洋则自袁世凯起就不把他放在眼里。奉军私下一般都称孙中山为“大炮”，说他只会吹牛放炮而实质上没有什么了不起。虽然也有人说他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未可轻视，但这不过是说孙代表着一种时代思潮，把他当作一个可以远交的朋友而已。

        从张作霖那里得到如此明确且留余地的答复之后，汪精卫大失所望。他在辞归路经天津时，又特地去拜会段祺瑞。按汪精卫的算盘，最好能够让段祺瑞有自知之明，急流勇退，这样张作霖没有选择余地，便只好拥孙。不料见到段祺瑞本人之后，汪精卫更失望了。

        段祺瑞时年不到六十岁，只比孙中山大一岁，作为一个需要积累阅历和经验的政治家而言，正是年富力强的当打之年，加上反直派多有拥戴，外面请他复出的呼声又此起彼伏，使得他本人早已做好了出山大干一场的准备。当与汪精卫谈话时，老段不仅没有流露出一点要继续退隐的想法，而且言谈间还大有舍我其谁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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