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已经回来了。当初出国时，他对考察活动有着通盘考虑。他先是单人独骑到法国，接着又与在国内组织的考察团会合于巴黎。这个考察团的成员有一些是他亲自挑选的西北军旧部，异国相逢，令徐树铮非常高兴。

        旧部们眼中的“又公”（对徐树铮的尊称），一头短发已呈灰白色，然而壮志未泯。他对待考察团就和培训西北军一样认真，早餐之后就给大家讲孟子。当时孔孟学说在中国国内除了一些遗老或学者外，已没有什么人提及。徐树铮坚持要这么做，源于他自己日益形成的治国理念：中国已“衰敝之极”，必须通过尊经来提高国人素养，除此之外，“别无返魂之药，足续垂绝之气”。

        讲完孟子，他再指定当天考察的日程。按照徐树铮的要求，每个人在考察过程中都要记笔记，回来之后还要写日记，记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感想，第二天再交由徐树铮批阅。

        徐树铮的这种努力，与法国外交部司长柏里索的意见倒有合拍之处。柏里索当过袁世凯的顾问，他在中国时间很长，对中国国情也比较熟悉。他有一次对考察团的成员说：“中国革命后，太无纲，不学无术者竟占据要津。中国不是无希望的，可惜在上者毫无治国之法。”

        柏里索或许对徐树铮一行寄以希望，但大多数外国人却不这么看。当时中国派往外国的考察团太多了，说是考察团不如说是观光旅游团更为恰当。老外们看在眼里，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徐树铮的考察团也是如此，“没目的，没计划，玩一趟回去，能够有什么作用？”

        出面接待考察团的各国官员出于礼貌，当面总会说一些好话，比如“中国派遣专使得人”、“此次出洋考察，获益必多”，等等，可他们背后实际上都有一些类似的批评。至于各国民众和舆论，因为没有官员们这些顾虑，便往往直接采取讪笑和鄙视的态度。

        有一次徐树铮穿着军服，带着考察团参观法国某菜市，结果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一边走一边听到法国人用讽刺的口吻说：“你们不在自己国内好好练兵治国，却到这里来游荡、招摇过市干啥？”又有一次，巴黎中国使馆举行茶会，徐树铮好昆曲，便在赴会时唱了数首昆曲以助兴。不料德国报纸很快刊出巴黎通讯，说中国将军徐树铮不乘马观操、参观军港，却在茶会上高歌入云，沉湎于音乐……

        外国人不理解、不认同，考察团成员其实大多也心不在焉。即使从前那些跟随徐树铮的西北军旧部，之所以能够相从出国，也有镀层金，以便将来回国后谋求个人名利的考虑，谁能料想得到徐树铮对于考察会来真的，还抓得这么严这么紧呢？

        除了徐树铮本人外，考察团的大部分人都表现得心不在焉。早饭前听徐树铮讲孟子，有的人打瞌睡，有的人精神涣散听而不闻，到后来甚至有托故不到的。考察时规定要人人记笔记，但记的多少和质量，并无固定要求，于是便逐渐流于形式。一国考察结束，笔记就要收齐保存，以备日后整理，可是收与交都得不到严格执行，徐树铮发了脾气，这才交了上来。

        考察团在考察时，徐树铮通过中国驻各国公使，特地请人做专题讲述。讲述者均为所在国高级官员或专家教授，按理这样的专题讲述是很有价值的，然而有些考察团成员纯粹是应付差事，不得不出席，其间不仅不能认真做记录，而且好几次还有昏昏欲睡的。讲述者虽然不好意思说什么，但对这种不礼貌的行为明显表现出了不高兴。

        在国外的那段日子里，最令徐树铮感到沮丧的恐怕还是国人对他的态度。考察法国时，正值孙中山在京逝世，旅法同胞在巴黎开追悼大会，徐树铮特派留学生出身的林子峰等二人参加，却遭到了反对。中国留法学生还广发传单，对徐树铮及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大加攻击，称他们是“与帝国主义亲善之公使及北京军阀所派之代表”，林子峰等人被禁止上台讲话。

        继先后对英国、瑞士、意大利进行考察后，徐树铮率考察团返回巴黎进行短期休息，并做赴德考察的准备。在意大利时，国内传来了上海大罢工、广州骚动、北京学生大游行乃至捣毁外交部的消息。这一系列事件显然与徐树铮“尊尚经训”、“以教养挽救中国”的理念有着极大冲突，也使他感到了深深不安。虽然他表面上似乎一直都很平静，但内心其实波动很大，有一天晚上忍不住在床上仰卧痛哭。

        回到巴黎之后，徐树铮对随行诸人说：“赴德考察日期，须视国内情形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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