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没有听从段祺瑞的话,仍然决定先一步去天津,但当时的局势确实非常严重,尤其北方政局的动荡不安达到了极点。当他从上海出发时,所谓的“国奉战争”(也称“冯张战争”)已经爆发,冯玉祥与奉军李景林部在京津间发生激战。由于冯玉祥策动了郭松龄,战事很快向有利于冯的方向发展,徐树铮刚刚在天津下船,李景林就已溃败,张作霖则因为郭松龄之变而无力入关,京津一带遂完全为冯玉祥所控制。
得知徐树铮到了天津,段祺瑞连发函电和派人劝阻他入京。徐树铮在天津的亲友也都劝他这时候万万不能进京,有的亲友甚至为此痛哭流涕。他们把曾毓隽等人的事告诉徐树铮,以此证明北京局面确实非常危险复杂——曾毓隽、姚震皆为政府要员,冯玉祥却可以想抓就抓,遑论他人?你徐树铮进京简直是自投罗网!
不料徐树铮听后却用他那惯有的自傲自大的语气说道:“我怎么能同云沛(曾毓隽的字)、赞侯(李思浩的字)比呢?段老总的事多半是坏在这两个人身上。”又说:“我非去不可!我要看看老先生,也要让人们看看,我当年怎样出来的,现在还要怎样大摇大摆地回去。”
徐树铮如此胆大,其实还有着外人所不知道的内幕。宋子扬是徐树铮的士官同学,先后做过冯玉祥、徐树铮的部下。当徐树铮尚在欧洲的时候,宋子扬即以徐树铮的名义与冯联络,那时冯玉祥同张作霖的关系愈搞愈坏,但其力量还远不如奉军,于是便想利用宋子扬将徐树铮拉到自己这一边来,为此还特意对着宋子扬说了一些尽弃前嫌、重新合作之类的话。
宋子扬向徐树铮转述后,徐树铮信以为真。后来局势转变,冯玉祥得以控制京津,他自认为势力已成,于是立刻放弃了拉徐树铮的计划。可叹徐树铮未能看透这一点,因此对大家的劝阻才会置之不理。
宋子扬一来可能也被蒙在鼓里,二来又希望徐树铮能重掌大权,以便有所攀附,所以极力怂恿他进京。这时由于冯、奉战事的关系,京津铁路的交通尚未恢复,暂时只能乘汽车入京。由于公路要经过冯军占领区,徐树铮也怕路上遭到拦阻,宋子扬见状一拍胸脯:“我有个旗子,可以在冯军占领区域通行无阻。”
徐树铮于是和宋子扬乘坐汽车,沿公路入京,果然一路上无人阻拦。当他远远地看见北京城楼时,心里非常高兴,不由用昆腔轻声哼了起来:“大摇大摆,走进了古城!”
徐树铮一到北京,即去段公馆拜见段祺瑞。见到徐树铮,段祺瑞又惊又喜,二人“相对跪拜,抱头痛哭多时”。
段祺瑞问他为什么一再阻止,还要冒险入京。徐树铮回答时很动感情:“怎能不来?以公论,我是奉派出国专使,回国多时,理应向政府述职。以私论,我与老先生分开这么长时间,也应该来问候起居。至于某系(指冯派)对我个人有何不利的说法,听之而已。”
老爷子只是担心徐树铮会有危险,能够见面当然非常开心。二人共进晚餐,不过吃完饭后,他仍然催徐树铮早早离京,免生意外,并指点怎么走才最安全:“你要由西车站坐京汉车到郑州,再转陇海线回徐州。”
第二天,根据徐树铮的意见,执政府举行了专使觐见执政复命的典礼,随后徐树铮又向各部总长报告了出访情况。
听说徐树铮回京,以前的那些朋友都替他捏把汗,说:“小徐真敢回来,好大胆子!”大家纷纷劝他多加小心,李思浩还派人请他到东交民巷见面,意思是劝他一道留在那里避难。
北京的紧张气氛也让徐树铮感到联冯可能并不成功,但他住了两天后,发现冯玉祥方面一直都没有什么动静,这反而使得他放下心来,对朋友们的善意未再多加考虑。在此后的六七天里,他除了和老朋友们聚会外,还到自己所创办的正志中学进行演讲,给学生们讲述旅欧观感。
有些热心的老友看到北京的环境对徐树铮实在不利,又劝他赶快离开。徐树铮则说:“既来了,现在离新年只有两天,何不等元旦给老总拜年后再走呢!”
几位老友一再苦劝,段祺瑞也让他不要再等,徐树铮这才决定启程,并请执政府打电话给火车站准备专车。不过他没有按照段祺瑞指点的路线走,而是打算乘车去天津,因为在联冯不成的情况下,他已经约了友人在天津等他,准备转过头来商量如何联络奉张。
离开京城前,段幕的一群朋友给他饯行。听说徐树铮要坐火车去天津,当场有一些人表示反对。理由是徐树铮在京城已经耽搁了这么多天,又是典礼又是报告会的,冯玉祥所部不可能不知道,绝不会轻易放徐树铮离开。如果徐树铮要坐火车去天津,势必经过廊坊,廊坊现由冯玉祥的部下、察哈尔都统张之江率兵驻扎,到时恐怕后果难料。
这些朋友建议徐树铮还是谨慎从事,改乘飞机或乘汽车绕道去天津。徐树铮犹疑了一下说:“我的专车已经备好,还会有什么问题吗?并且我现在还是专使的身份,他们怎能擅动呢?冯就是想和我为难作对,也绝对不能轻易动我。”
他让众人放心,说相信此行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听了他这一席话,也就没有人再说什么了。
当天下午,段祺瑞突然发现自己的书桌上有一张纸条,上写“树铮不可行,行必死”。他赶紧叫人送给徐树铮,徐树铮看了也只是一笑置之而已。
专车离开北京的时间大约是晚上9点,徐树铮上车后就在包房里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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