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成名对人的影响非常之大。少年得志对人的影响也非常之大。尽管这影响大到何种程度无法量化，总之应该可以说是大到了足以使这个人成为成名之后的那个人。总之，成名与不成名，那终究是不一样的。

        詹国滨一夜成名的时候是一个少年，就几天工夫，眼看着他就气宇轩昂与众不同了。成名对于一个人的长相，那就是有着神奇的作用，它会让人的模样舒展开来，会让一个蔫沓沓的人从身心里头往外面透出精神和光彩，从而一举跃出普通大众的层面。

        此前的詹国滨是个什么模样？几乎没有人确切地记得。这也难怪，一个十四五岁的毛头男孩：精瘦，黑黄，耸肩膀，垂脑袋，眼睛躲躲闪闪阴气沉沉不讨人喜，好挨着墙根走，无事生非地用脚尖踢路边电线杆，店铺的墙基和人家的门板，一直要到那些壮年男子出来大喝一声“你生得贱啊？”，这才悻悻走开。像这样的半糙子小子，在汉口一抓一大把，好比夏天的蚊子，都一个从样，谁会注意到他呢？然而就在詹国滨从十五岁过渡到十六岁的某一个时刻，他一举成名了。

        汉口江汉路的红旗大楼，在著名的1966年，成为汉口最重要的一座标志性建筑。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主席亲手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武汉这座具有悠久革命斗争传统的城市，立刻风起云涌，热烈响应。几百万武汉人民顿时分裂成为两大派别：保皇派和造反派。两大派别的宗旨完全一样，都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红色司令部”。两个派别都必须在揭露并证明对方是假忠于假爱戴假拥护的同时，又对社会各阶层包括从中央到本省市、以及武汉军区、乃至本单位、甚至是自己家庭内部的走资派，进行揭露和批判。因为这样，大革命就变得格外复杂激烈和诡秘多变。在众人大辩论中有许多恼人的问题导致人们不得不用武力解决。当人们成功地哄抢了军队的枪械之后，战争的形式感便立刻唤醒了人们的想象力：那就是要夺取制高点。于是，矗立在汉口江汉路的红旗大楼，以其雄伟壮丽的外观，成为造反派亟待攻占的目标。他们高呼革命口号，用他们响彻云霄的口号声向武汉人民宣告：红旗大楼应该成为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为革命火炬，战斗旗帜和历史丰碑。

        围攻的战斗打响了。从清晨到傍晚，激昂的革命歌曲、口号声伴随着刀枪棍棒，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出乎意料的是，大楼里面的人们坚决不肯退出。他们放出话来，说除非党中央毛主席亲自下令征用这栋大楼，否则任何人都无权随便抢占国家财产。大楼守卫者在暗处，就跟据守碉堡那样，居高临下瞄准目标，颇有效率地投掷砖块、瓦块或者办公桌椅的残肢。冷不防就有被击中的红卫兵战士，在高高的台阶跌倒，径直滚落下来，年轻的头颅在马路牙子上磕得鲜血直流。焦急的造反派不断增加兵力，枪支也越来越多，冒失的子弹嗖嗖飞过，在红旗大楼的窗户玻璃上创造出浑圆的弹孔，同时也走火和误伤了不少的人，观战的市民互相推搡踩踏，大呼小叫，整条江汉路混乱不堪。

        詹国滨就在这混乱之中，自发地为造反派呐喊助威。整整一天，詹国滨紧紧跟随著名的红卫兵小将鲁火种，午饭只吃了两块烧饼，持续兴奋，东张西望，急切地期待战斗出现更高的高潮或者更加震撼人心的结果。鲁火种沉稳得多，对这种带有武斗性质的围攻战，保持着旁观的审慎态度。他将追随身后的一伙毛头初中生，牢牢控制在马路边缘的安全地带，最冲动的时刻也就只是允许他们呐喊助威。鲁火种的弟弟鲁燎原及其几个死党，有的因为腹中饥饿，有的嫌战斗拖沓不够好玩，早就流窜到别的地方去了，反正文化大革命中热闹的地方多的是。最后只有詹国滨一个人坚守在鲁火种身边。这是因为，詹国滨发自内心地佩服鲁火种。

        鲁火种如何就是一位著名的红卫兵小将呢？首先，他的出身门第就高不可攀，他是武汉市唯一的重点中学：市一中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全武汉市的人，如果听说谁家孩子考取了市一中，那是没有不仰视的。市一中培养和造就出来的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以及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在中国，那都是赫赫有名。像詹国滨这种普通中学成绩平平的小子，如果不是凑巧和鲁燎原同班同座，哪里有可能跟在鲁火种后面玩？文化大革命迅猛来潮，像詹国滨鲁燎原这帮男孩，纯粹就知道罢课最是有趣热闹好玩，成天大街小巷乱窜，一窝蜂地赶时髦，不管有嗓子没有嗓子，都要高唱革命京剧《红灯记》，互相扯着胳膊喊妈妈，“谢谢妈！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啊胆——雄赳赳！”而鲁火种，写出了一张长达十二张纸的大字报，题为《如果马克思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张贴在武汉展览馆的广场上。他写道：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本质就是要建立破与立的关系。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到如今，已经沉积了太多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糟粕，以至于共产党内的一些高官也受到腐蚀蜕化变质，那么现在到了清除的时候。脸不洗不会干净。灰尘不扫不会自己离去。没有大破就没有大立。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个造反，就是洗脸，就是扫地，就是要破除一切封资修的东西，建立我们真正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奔向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这次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必须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把那些蜕化变质的反革命的官僚一一从他们的高官厚禄中揪出来，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我们中国人民要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人劳动按需分配，再也没有任何特权，再也没有穷人和乞丐，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国富民强，才能履行对世界人民的承诺：打倒美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反动派，解放全人类。

        鲁火种的大字报轰动了武汉三镇，人们从各个角落赶过来，如饥似渴地阅读并一字不拉地抄录。大街上的高音喇叭反复播送这张大字报。尤其是夜晚的播音，女播音员柳燕妮那一口抑扬顿挫的普通话，特别清亮圆润，仿佛来自于天庭，大街上的人们不禁驻足聆听，仰望北斗星，心潮起伏，潸然泪下。詹国滨首先在某个夜晚的街道上被播音所震动，接着他也跑到展览馆的广场上，挤在人群之中，反复阅读和抄录了鲁火种的大字报。詹国滨忽然感觉自己有一点严肃起来，对眼前的文化大革命有了一种切实的理解。詹国滨想：到底是市一中的学生啊！于是就跟定了鲁火种。好在鲁火种大字报写得多，特别需要有人提着浆糊桶紧跟身后到处张贴。詹国滨心甘情愿为鲁火种提浆糊桶。

        红旗大楼的围攻战久战不决，眼看太阳西下了，造反派们越来越急躁，大呼小叫地调兵遣将，居然有一架机关枪被运送过来，围观的老百姓吓得纷纷后退。鲁火种皱紧了他的愁眉。这一天的夕阳是格外的明亮多彩，落日余晖把红旗大楼涂抹得金光耀眼。就在这一刻，詹国滨那双四处游弋的眼睛忽然落在了红旗大楼后侧的梧桐树上。这是一棵巨大的法国梧桐，生长在紧邻红旗大楼的《长江日报》社的院子里，是詹国滨非常熟悉的一棵大树，因为詹国滨的父亲是《长江日报》社的校对员，出于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也出于尽量节省自家电费水费墨水纸张等等，詹家父子几人长期以社为家，詹国滨从小学到初中所有的家庭作业，几乎都是在报社完成的。他和弟弟爬在树上，掏屋檐里头的麻雀窝，次数多得简直数不胜数。就是这一刻！这一刻金光闪闪的落日余晖光临这棵法国梧桐，使它浅绿泛银，生机勃勃，满树荣光，耀人眼目，詹国滨年轻懵懂的眼睛，突然惊醒了。他直直盯着这棵大树，瞳孔深处放射出比阳光更为强烈的光芒。

        詹国滨的眼睛极为短促地眨动，粗气喘喘，心在激烈地往喉咙外面跳跃。他对鲁火种说“你——看——看看我的”……詹国滨都结巴了。鲁火种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詹国滨急煎煎一头扎进了人群。

        冒险过程正如詹国滨平常掏麻雀窝一样顺利。他眨眼之间就上了树，然后吊在梧桐树的一支巨臂上，晃悠了几下，脚尖便勾住了红旗大楼三楼的一个狭小通风口。心想事成的童话发生了：通风口的百叶窗被詹国滨的脚尖一踹就应声垮掉；而詹国滨精瘦的身体，居然还可以缩小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再凭借两支墙钉的爪力，他就壁虎一般灵巧地滑进了红旗大楼。

        一面造反派的鲜红旗帜，突然出现在红旗大楼的楼顶。詹国滨高举旗帜，挥舞跳跃，朝下面拚命叫喊了一声“鲁火种！”。

        身处密集人群之中的鲁火种，与其说他是听见了詹国滨的叫喊倒不如说他是感应到了詹国滨的存在。他应声抬头，发现了楼顶的詹国滨。他立刻意识到：一个历史机遇出现了！这不再是一个男孩子的儿戏了！一个伟大的时刻必将被历史铭记！鲁火种踮起脚尖，用双手做成喇叭筒，指挥詹国滨：“喊——口号——”

        应该说，詹国滨也无法确切听到鲁火种的声音，但是，他与鲁火种有感应。他立刻就明白了自己应该怎么做，平日学校组织观看的电影发挥教育作用了。詹国滨完全模仿了英雄人物的动作，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们胜利了！”。

        与此同时，鲁火种以所向披靡的姿势，拨开人群，冲上红旗大楼台阶，放倒机关枪，说：“战友们！广大革命群众们！我们不需要流血！我们已经胜利了！”鲁火种刷地伸出他的手臂，直指楼顶。人们在抬头的那一瞬间惊呆了。一种绝对的静穆迅速降临，笼罩了长长的江汉路。惟有詹国滨的声音，他那尚未发育成熟的男孩嗓音，一声声，声嘶力竭，呼出响彻云霄的革命口号。晚霞斑斓的蓝天，是詹国滨宏大无比的背景，造反派的大旗在他手中猎猎招展。胜利的热泪淌下了无数红卫兵造反小将的脸颊，他们立刻士气大振，力量倍增，以势不可挡的威力冲倒大门，守卫者在不知所以的惶惑中志气松懈溃不成军。红旗大楼成为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詹国滨一举成名。

        马上，詹国滨就不是昨天的詹国滨了。昨天之前，他只能鞍前马后为鲁火种提浆糊桶。当欢呼的人们把他从红旗大楼楼顶扛下来之后，他与鲁火种肩并肩受到造反派头面人物的亲切接见。头面人物亲自把造反派的一只红色袖标，戴上了詹国滨的左胳膊。这种庄严肃穆的仪式，令詹国滨深信这袖标和鲁燎原他们自己用裤衩改做的袖标完全不一样，这真正是国旗和党旗的一角，真正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拥有了这样一种深信，詹国滨的头颅，在不自觉中，就高昂起来了，顽童的表情和动作，就像影子一样从正面退却留在了他的身后。

        接下来，詹国滨见到了各级别领导，各阶层以及各造反组织重要人物。他们都要与他握手。很多人还喜欢在他头上摸一把，或者喜欢拍拍他的肩。他们说：“好小子！”，而他们其中有些人的手，是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握过的。这是不敢过多联想，而又不得不联想，一旦联想詹国滨就会感到窒息的幸福时刻。大会小会的做报告。数不清的记者采访。有些记者甚至迢迢千里来自其他省市。这让詹国滨逐渐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重要。

        成为名人之后的好处，还不仅仅是许多人认识他和想要认识他，也还不是在隆重的场合被造反组织正式接纳，还有完全让詹国滨意想不到的实惠，那就是：詹国滨留城了。城市里足足积累了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他们都被取消城市户口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变为农村一个新的阶层：知识青年。鲁火种和詹国滨，却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积极贡献而成为特殊人才。作为对特殊人才的奖励，他们的户口被保留在城市。他们将一边进行文化大革命一边等待分配工作单位，之后就可以直接上班拿月薪了。消息传来，詹国滨哪里敢相信。他一口气跑到鲁火种家里，把他叫出来，在滨江公园的一个偏僻角落，面对面问鲁火种：“真的吗？”鲁火种回答：“当然。”

        “大哥你千万不要骗我！你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肯定有我吗？”詹国滨说，“我真的可以不下放了？我真的还可以在不久之后得到分配，然后就可以上班拿工资，就和我爸爸一样成了赚钱的大人？一辈子都是？”

        诲人不倦的鲁火种肯定地郑重地点了点头，慢条斯理教导慌乱的詹国滨，说：“城市总归是需要年轻人的。国家政策也总是会开口子留一部分人在城市的。能够留城的人需要运气或机遇。而我们两人，正是抓住了机遇。你，把旗帜插上红旗大楼就是抓住了机遇，懂吗？”

        “懂了。”詹国滨说。詹国滨一把握住鲁火种的手，激动得差不多要流出泪来。鲁火种把詹国滨由于冲动而乱抖的手拍了拍，稳妥地放下。他用十分警惕的眼神示意詹国滨平静下来，那意思是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别人不可能获得的好处就得秘密，谨慎，不事张扬。在鲁火种的领引下，詹国滨也凝然伫立杂树丛中，远望长空云卷云舒，聆听江水浪花拍岸，无声地畅想美好未来，默默品味他们享有的特权。他们这份特权被成千上万下放知青的绝望与悲哀衬托着，已经显得格外恩宠和遭人嫉妒。鲁燎原们含着眼泪的悄悄歌吟是：“武汉武汉美丽的江城，让我怎么舍得离开你！”

        也就是几个月之后，鲁燎原他们一伙同学好友就要打起背包奔赴农村了。在鲁火种的倡议和主持下，他们十二个好友，在人民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有四个女的。柳燕妮，姚丽，谢霞芳和杜明芳。四个女的之中惟有柳燕妮不属于谁的同学，她也不下放农村，她早就在武汉市参加工作了。柳燕妮这个姑娘也绝非等闲之辈。她在小学就以标准的普通话遐迩闻名。因为一般说来，地道的武汉人绝对不可能说标准的北京普通话，而地道的武汉姑娘柳燕妮，却就是会说一口标准的北京普通话。这是一个谜。这个谜让柳燕妮在两年前的初中毕业之后，就被皮影戏剧团特招当了配音演员。更让她引人注目的是改名事件。柳燕妮本名叫柳汉桃，文化大革命一来，她就戴上自制的红卫兵袖章，怀揣毛主席的红宝书，走上大街，造了自己名字的反，宣布她从此就是“柳燕妮”。借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东风改名的人很多，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时髦。但是一般人的想象力都有限，不过改成“新宇、革命、卫东、文革、红红”之类。惟独“燕妮”这个名字突破了国界和时空，是马克思夫人的名字。所以尽管这个名字很女性化很柔美又很洋气，却是任谁也不敢指责这个名字有资产阶级情调。由于柳燕妮在自己的改名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和政治觉悟，也由于她们家一家三代城市贫民的无产阶级家庭成分，她被挑选出来，成为专职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播音员。年轻姑娘柳燕妮，身材适中，肤色白净，一张鹅蛋形的椭圆脸，眼神活泼俏皮，额头弯着一排丝绒般的刘海，在盛大集会中的频频出场，哪个男的不想接近她啊！其实詹国滨紧紧跟随鲁火种，也不排除有随时想见柳燕妮的个人动机。因为只有对于鲁火种，柳燕妮才会主动现身。

        从前柳燕妮一贯不把詹国滨放在眼里。“小屁孩”是她对詹国滨的惯常称呼。可是，在他们合影留念的这一天，柳燕妮不再叫詹国滨“小屁孩”了。见面第一眼她就无法掩饰她的吃惊。大家蓦然发现，詹国滨变了。成名之后就几个月时间，詹国滨已经出落成了一个英俊小伙。他的个子忽然蹿高，变成了他们八个男生中最高的。他穿着一套最流行的真正的军装包括军帽和腰间的武装带，五官成熟分布均匀：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喉结鼓突尖锐，在军装的风纪扣那里利索地上下滑动，嗓音也基本沉稳下来。在大家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拉拉扯扯的过程中，柳燕妮几次调换位置，最后挨在了詹国滨身边，还在他耳边低声说：“不要动，就挨姐姐站。”詹国滨一下子心跳紊乱，热血冲头，快要站不住了。他一把拉住了姚丽的衣袖，悄悄央求她“站我这边吧”。姚丽喜出望外。她撩起眼帘一看，小脸立刻通红，一叠眼帘随即又重重地垂下。原来他们的距离是如此之近，脸对脸，仿佛她就要贴进詹国滨怀中。随后他们俩竭力假装无辜，傻呆呆并肩站着，任摄影师摆弄。最后照片出来，还是詹国滨和姚丽挨得比谁都紧密，而与另外一边的柳燕妮之间，则有一个明显缝隙。照片上的柳燕妮，是明知道在拍照而特意做出的丰富表情，笑得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姚丽却是那样一种娇弱的羞涩秀美，楚楚动人。姚丽是詹国滨他们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喜儿吴清华李铁梅小常宝的角色她都扮演。看上去她的脑袋要比常人小一个尺寸，脸上只有鲜明的五官而没有什么肉，是皮包骨头的那种类型，化妆以后在远远的舞台上却很是漂亮，在照片上没有化妆居然也是很漂亮。还有两个女生谢霞芳杜明芳，她们也不是普通人，两人都有体育专长。她们脸蛋红扑扑，嘴唇鲜亮，爱说爱笑，旁若无人，也是那么好看。在合影结束之后，她们说是要拍单独的照片。她们要求詹国滨把军装脱下来，借给她们穿上拍照。她们在穿上带着詹国滨体温的军装的时候，偷眼望着詹国滨嗤嗤地笑。拍合影照片的这一天，是詹国滨从来没有过的好感觉。四个绝非等闲之辈漂亮女性的青睐，让詹国滨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他人生的自信和得意，从那一天开始，获得了绝对的肯定和大大提升。这一点，在当时的照片中就显露了出来。他们一取到照片，当场就看，柳燕妮一看到照片就说：“詹国滨拍得最好了！”

        正是。就是詹国滨拍得最好。在八个男生当中，就数詹国滨眉清目秀特别端庄。就连他们的领袖鲁火种，大脑袋四方脸在平时是那么凝重威严，在照片里却显得土气老实。詹国滨呢，年轻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明朗朗劲抖抖的，眼眸中含着一滴晶亮的光彩。他的嘴角眉梢都微微上翘，那是春风得意的一种自然表情。

        这张照片，是詹国滨十七年人生最精华的提炼。十七年里头再其他什么故事都不会更说明他了。

        摄影这个东西是很神秘和怪异的。除了极少数会照相——也就是说有能力反过来控制照相机的人，比如演员或者政治人物等等之外，绝大多数人都会发现，在刚刚拍摄的照片中，那个自己，似乎不是自己。但是过了一些年以后，再拿照片出来看，你会惊奇地发现，那个自己其实还是自己，那是你诚实地回想起往事来了。在往事中，你正是照片上的模样。当年你觉得不像自己，是不愿意承认当时的现实。或者，你还没有能力清醒地认识自己。要么，你对自己的期望值更高。还有，当时的现实对你来说，实在不尽如人意。照片虽然是一种平面的现实，却就地隐藏了立体的现实。而立体现实则是更加真实的一面。在摄影师按动快门的一刹那，闪光灯以撕心裂肺的强光穿透肉体，肉体则在刹那间不得不放弃对灵魂的监守，这是光的神秘威力。许多照片，都是一个人的灵魂完全真实暴露的一刻，不管你自己认为像你还是不像你。所以，詹国滨不喜欢拍照。

        除了送别上山下乡同学的那一次合影，詹国滨是自愿的之外，后来的照片都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拍。后来的照片，在洗印出来的当时，詹国滨都觉得拍得不好，不像他自己。只有那位十七岁的少年完全是他自己。这是因为，光也会屈服于真理。天真就是一种灵肉合一的真理。天真的孩童们，任你怎么拍摄都怎么酷肖他自己。詹国滨的十七岁，是他保持天真的最后一刻。

        在留城四年之后，詹国滨还是被迫选择了下放。

        当鲁火种和詹国滨留城之后，仅仅两个多月，鲁火种就被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武汉重型机械厂。这是一家中央在汉大型企业，级别高，待遇好，能够进去的人那是相当神气的。詹国滨的分配不仅迟迟不来，来了之后竟然只是星火浆糊厂。一打听，那是街道一级的小工厂，收容了一群军烈家属，大多是婆婆妈妈们，在一起制作星火牌浆糊。詹国滨生气地拒绝了。他对劳动局的人说：“哦，我冒着生命危险把革命造反大旗插上红旗大楼，难道只配到这种婆婆妈妈的小工厂上班吗？”

        一晃又是几个月过去，劳动局终于再次安排了詹国滨的工作单位。这次是武汉星火文具厂。詹国滨一看又是“星火”什么厂，火就冒出来了。当时就在劳动局劳动人事科科长的办公室，他怒目喷火，把双手撑在办公桌上，把脸一直顶到科长面前，吼叫道：“哦哦哦！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几年了，我冒着生命危险把革命造反大旗插上红旗大楼，难道只配到这种婆婆妈妈的小工厂上班吗？告诉你，我绝对不去！”

        科长只说了一句话。他说：“詹国滨，你把唾沫喷到我脸上了。”

        从此，詹国滨就被劳动局遗忘了。每次讨音讯，得到的回答都是同样的：领导正在研究，请你耐心等候。很久以后詹国滨才知道，武汉市星火文具厂其实是一个相当著名的好单位。是整个中南五省唯一一家最有规模最有技术人员和先进设备的企业，他们连钢琴配件都能生产，据说国家正在考虑批准他们生产整架钢琴。到了这个时候，詹国滨后悔就来不及了。其实几年来鲁火种屡次教导和提醒詹国滨，要他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注意谈话的方式和技巧，比如说不想去那些小工厂，千万不要直接说，而要说“我太年轻了需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不要说“你们什么时候再给我消息”，而要说“我什么时候来听消息比较合适？”，最忌讳的是：千万不要以文化大革命的功臣自居，不要开口闭口红旗大楼什么的，因为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又不是你一个在搞，多少人都在抛头颅洒热血坐牢杀头离婚，咱们算什么呢？功劳永远属于党和毛主席，属于集体属于大家，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渺小和幼稚可笑的。

        然而，鲁火种对詹国滨的教导和提醒，更多是促进和加固了他自己的爱情。柳燕妮在一旁听得连连点头佩服不已爱情的火花在她眼睛中越烧越旺。詹国滨却完全无法按照鲁火种的话去做。詹国滨一离开鲁火种就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中，他的嘴巴在说出话来之前，怎么也不懂得如何讲究技巧。要他不提到红旗大楼那简直没有可能，不提起红旗大楼谁知道詹国滨是谁呢？他就是在红旗大楼出名的呀。詹国滨就是詹国滨。这个人不可能完全学习另外一个人。人生的某个时期就是这个时期，不可能变成其他时候。因此，当詹国滨被冷落和闲置到他自己都嫌弃自己的时候，他的弟弟詹国邦初中毕业面临下放。

        国家有一项政策，这就是：一对父母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詹国滨的父母选择了第二个儿子。他们在找詹国滨谈话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女儿詹国秀的思想工作。詹国秀也已经给学校和居委会送交了她亲笔书写的保证书。她保证“在明年的初中毕业之后，立刻奔赴农村。因为我，作为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迫切地希望到农村那个广阔天地去改造思想炼红心”。詹国滨被找回家的时候，母亲给他特意做了一碗红烧带鱼，这是詹国滨特别爱吃却又是武汉市特别难以买到同时又很昂贵的海鱼。詹国滨警惕地问：“你们有什么事吧？”詹国滨已经在社会上混得很有经验了。他的父亲，一位业务精湛的老校对员，似乎有点怕儿子，不过还是鼓起勇气，把詹国滨从来没有清晰知道过的家庭问题，一一摆在了他的面前：他们的父亲早年患过黄疸型肝炎，一直都没有力气做家务重活。他们的母亲有肾病，长期贫血和腰疼。这几年来，詹国滨几乎都在外面闹革命，家里买米买煤疏通管道修理桌椅等所有的事情，都是詹国邦在承担，这个家里已经离不开他。更加上詹国邦这小子远远没有哥哥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就知道调皮打群架，拉帮结伙在街巷玩耍，到处招惹女孩子，如果脱离了父母的严格管教，那将来的结果很可能不是坐牢就是杀头。现在家中的情形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对于父母来说，三个孩子他们都喜欢，正如俗话说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果詹国邦留城，詹国滨和詹国秀则都必须下放农村。如果詹国滨现在就主动申请下放，那么詹国邦肯定就得以留城。

        带鱼卡在喉咙里吃不下去了，詹国滨放下筷子，坐在那里发窘。发窘的感觉很不好受。

        “好！”他说，“我下放就是！”他干笑了两声，说，“反正我也呆腻了！”

        就这么一下子，詹国滨把自己推上了没有选择的选择。话出口的一瞬间，一个巨大的凄凉寒透了他的心。反而，他的脑筋开窍了。他想：自己这么年轻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如果他在已经获得留城的情况之下还主动要求下放，那么很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政治资本。通过他这几年在社会上闹革命，他已经知道一个人的政治资本是最有用的。詹国滨自己悟出了这个道理，思想一通，行动就配合上来了。他的下放请战书写得特别积极特别狂热，以至于鲁火种看了以后都忍不住提出了商榷，说是否需要掩饰一点虚假和收敛一点夸张以达到更好效果。詹国滨表面答应说好，结果还是一字不改地送交到革命委员会。因为詹国滨还是詹国滨自己。他已经是一个名人。他已经有自己的看法和主见。在他看来，千臭万臭马屁不臭。你用多夸张的词语歌颂知青上山下乡也不会有人感觉过分。就在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死乞白赖留在城市大伤知青办领导脑筋的时候，那些领导惟恐没有人挺身而出做榜样。这一次詹国滨判断准确。他立刻又被市里的大领导召见。作为积极投身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典范，詹国滨的大幅照片和请战书被报纸刊登出来，报社不吝溢美之词，浓墨重彩地写了编者按。欢送会在规格最高的大会场所武汉剧院举行。詹国滨披红戴花，生平第一次站在麦克风前面，亲口朗诵自己的请战书。詹国滨还没有到达农村，就被作为知青的优秀代表，结合到某公社革命委员会。

        的确，詹国滨是作为知青下放农村了，但是他并没有去做口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直接去公社机关上班，成为全公社最年轻的农村基层干部。詹国滨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知青深入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个任务对詹国滨来说比较简单，农村到底孤陋寡闻，他把《如果马克思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一文抄录出来，张贴在公社机关院子里，同时把它们用蜡纸刻钢板，油印，装订成小册子，分发给每个知青点。就这一个举动，足以轰动全公社。于是詹国滨的来历和他十六岁在红旗大楼的壮举，也随着到处传颂，越传越惊险和神奇。詹国滨很快就站稳了脚跟，获得当地贫下中农的极大信任和好感，当之无愧地成为他们公社最著名的知青。

        詹国滨又经历了一次大悲大喜和因祸得福的转变过程，他感觉自己这次是真正成熟了。他开始确信自己果真具备政治头脑和政治水平正如他父亲在哀求他下放的时候恭维他的那样，也许父亲不是恭维而是知子莫如父。和绝大多数知青一样，詹国滨当然也不会是真心实意愿意扎根农村一辈子。他应该首先入党，再上大学；只要成功地被贫下中农推荐上了大学，将来就不愁回到城市，不愁没有最好的工作单位。在乡村宁静的夜晚，詹国滨有许多时间考虑自己下一步的人生计划。农村的季节因为一茬一茬庄稼在不断生长和收获的缘故，更替得特别快。詹国滨在飞快的日子里每时每刻都感觉自己的青春在流逝，此前的挫折和教训历历在目，詹国滨已经二十多岁，他不可再错失良机。由于詹国滨除了自己个人的政治资本以外，从公社到县城到省市以及北京，完全没有人际关系。这样就迫使詹国滨拿出了最客观的现实态度和最大的狡诈。贾春娇进入詹国滨的视线。

        联姻是一个古老却依然行之有效的最佳方式。乡村女教师贾春娇，公社贾书记的宝贝女儿，有一张绯红的大大的圆脸盘子，嘴唇的色素沉着显出一口牙齿的雪白，这样的雪白牙齿在村姑中是十分罕见的美丽。她特别爱笑，动不动就要笑，笑容里焕发出一种聪明机灵和洋洋喜气。就乡村姑娘来说，贾春娇各方面都是最好的。詹国滨喜欢贾春娇的笑。

        贾春娇在下午放学以后经常来公社食堂吃饭。有一次，詹国滨就主动端着饭碗走了过去。他们坐一个桌子吃饭。詹国滨吃相文雅，需要咳嗽他就扭过脸低下头用手遮住嘴巴，然后再说声“对不起”，把贾春娇乐得呵呵直笑，原来城里人连咳嗽一声都是要道歉的。贾春娇马上就喜欢上了詹国滨。她说你看你们城市人。她说你看你的皮肤。贾春娇热辣辣盯着詹国滨，悄悄地飞快地用筷子在他手臂上划拉，说：“你们城里人主要就是一个皮肤好。你这还不光是白，还发亮，跟绣花绷子绷出来的一样，紧紧的，滑滑的，这说明里头的肉色就好。”贾春娇原本已经与公社民兵刘连长订了婚。刘连长当然也还是一个农村青年，农忙时节照样要回家插秧割谷。贾春娇有她客观的比较。她认为主要是刘连长从小就让毒辣的太阳晒到肉里头去了，晒干了，晒裂了，又汗水长年流淌，手伸出来像乌龟壳子，关节皱纹深厚得像鸡屁股。生活习惯也不好，咳嗽就咳出痰来，打喷嚏就打出鼻涕来，吃饱了就放出屁来。贾春娇告诉詹国滨，说：“我想给你掏心窝的话，就凭我这样一个人，我真是不甘心跟刘连长这样的乡下人过一辈子。”

        詹国滨说：“那就跟他退婚我们谈对象。”

        “真的？”贾春娇说，“如果你戏弄我你会不得好死。”

        詹国滨说：“我怎么敢戏弄你公社书记的女儿？”

        贾春娇说：“要是你将来回城了变心呢？”

        詹国滨说：“那不可能！我是一个什么人？我又不是一个普通知青，我还能没有道德？不信你可以去调查一下，公社有这么多女知青，我有任何不道德的行为吗？”

        贾春娇满意地笑起来。显然她已经调查过了。显然她已经非常相信詹国滨。事情就这么顺利，他们俩好了。有公社贾书记出面主持调解，贾春娇和刘连长的婚约很快解除了，多年吃茶的礼品钱也退掉了。贾春娇公开成为詹国滨的女朋友。她每天放学以后都来公社食堂，和詹国滨坐一桌子吃晚饭，也和公社其他干部说说笑笑，笑得满脸都是艳阳天，詹国滨凭空也会被她笑得心里头高高兴兴。他们订婚以后，詹国滨头年入党，次年被招生。唯一的美中不足，是詹国滨没有能够进入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精明的贾书记多了一个心眼，他答应过詹国滨但是他送詹国滨去的却是荆州师专。荆州离他们江陵非常近，这样詹国滨贾春娇这对未婚夫妇每个星期天都能相聚。

        三年的师专一晃就过去。公社贾书记在荆州也很有门路，詹国滨毕业后得以留校当政工干部，贾春娇也调来荆州。他们结婚，生子，儿子取名詹宏伟。詹国滨一家三口在荆州城里拥有了一个美满的家。贾春娇把他们的结婚照放大了，挂在他们幸福的家里，贾家的亲朋好友人人羡慕。

        这是詹国滨的第二张重要照片。结婚照总归是没有办法拒绝拍的。照片上，圆头大脸的贾春娇一副无限幸福的笑模样。她按照摄影师的要求，把脑袋生硬地歪向丈夫肩头，致使粗到被激烈地编起来的小刷子辫子，有一只横突突翘起来仿佛有爆裂的可爱危险。詹国滨比较严肃，是那种精干的瘦削。他眼窝深深眼珠噱咙，嘴唇过于紧闭导致嘴角出现明显的八字形，这不是喜气模样，他的喜气模样是嘴角眼角都往上挑，这是有了心思的表情。詹国滨拿到照片就说一点都不像他。贾春娇也说不像。她认为生活中的詹国滨显得更好看，也更年轻。

        詹国滨的结婚照，似乎有洞见之明，把他婚姻生活中的阴影，已经暗示了出来。多年之后，詹国滨再一看照片，心里什么都明白了。在当时，詹国滨只是觉得不像自己。他不太喜欢这张照片。贾春娇时常会惊异于詹国滨对这张具有伟大纪念意义的照片完全无动于衷。

        在婚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詹国滨无动于衷的并不仅仅是他们的结婚照，而是生活本身。在乡村宁静夜晚的许多次周密思考与密谋式的设计，冒险的假设，焦灼的冲动，强大的个人意志压迫同样强大的个人感情：为了前途理想必须放弃城市女孩而选择乡村姑娘！用滚烫的蜡烛在胳膊上浇烫。熬夜到黎明摸黑去井边，把火热的脑袋和猩红的眼睛整个浸到水桶里，冰冷的井水寒彻骨髓。而后来，计划进行得太顺利了。顺利到似乎并不是詹国滨一个人的秘密战斗，而是当地土皇帝贾书记在操纵一切。当詹国滨一旦有了被操纵的感觉，此前的紧张过程和特别私人的记忆都失去了意义。按说詹国滨如果继续坚持做知青，就他的个人业绩和政治资本来说，他是完全有资格被推荐进入中国最高等学府的。他怎么就接受了荆州师专呢？他怎么就会鬼使神差地围绕公社贾书记的意图潦草地完成他的人生计划呢？好吧计划很快就完成了，詹国滨的儿子都已经满地跑了，有许多知青还在农村受煎熬。按说詹国滨应该满足和高兴。他的确满足和高兴。可是，一口气冲到了目的地以后，他再做什么呢？每天上班，看报纸，喝茶。寒暑假回武汉探望父母。再返回江陵乡下陪伴岳父。詹国滨好歹是一个名人，他感觉自己已经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

        贾春娇生养了一个儿子，便日益都有居功自傲不再那么在乎詹国滨的迹象。在婚前连裙子都不好意思穿出去执意要穿长裤子的贾春娇，生养之后，判若两人，居然在学校宿舍大门口哺乳，坐一只小板凳，面对大操场，敞胸露怀捧着雪白的大奶子。身穿运动背心的体育教师，粗短的脖子挂着口哨，抖动堆在前胸和膀子上的梭状肌肉，走过来走过去，一个小跑步把篮球带到贾春娇跟前，眼睛直直地往她怀里瞅。贾春娇咯咯笑着说：“滚开去！想吃奶吗？想吃奶的是我儿子。”

        詹国滨生气极了，又不好在学校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公开发作。到夜里詹国滨对贾春娇发脾气。贾春娇却还是咯咯笑，说：“好吧好吧，我的奶是你一个人的好不好？来来来，给你吃。”贾春娇以她的认识能力把詹国滨的生气理会成爱意的醋劲并借机调情，詹国滨实在大感意外。原来乡村女教师贾春娇和所有农村妇女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在她们的意识中，女人一旦敞开双腿生养之后就完成了替女性的保密任务。而柳燕妮姚丽以及许多漂亮女知青的文雅，矜持，娇俏和含蓄，以前所未有的鲜明生动，闪耀在詹国滨的夜空。而詹国滨同时又发现自己此生此世再也与他所向往的城市女性无缘。天啦！生活原来是如此冷峻，以前他设计的时候怎么一点都没有想到？然而，贾春娇嘻嘻哈哈地把她的大奶子塞进了詹国滨的嘴巴。詹国滨被窒息在浓烈的奶味和女人腋窝的汗味之中，他本来是想愤怒的，但是他的下面却极其不理智地怦然勃起。愤怒功亏一篑。

        有什么办法呢？贾春娇简直和她以前订婚的那个刘连长是绝配，在平日的生活中，她一样也是咳嗽就咳出痰来，打喷嚏就打出鼻涕来，吃饱了就放出屁来。不管任何场合，她可以随便擤鼻涕，擤了之后就地一甩，再翘起一只鞋来，在鞋帮上擦干净手指。就在武汉，就在詹国滨父母家里，就在詹国滨弟弟妹妹全家人团聚的饭桌上，贾春娇行若无事。詹家所有人也都假装没有看见。但毕竟是假装。大家对自己无法容忍的现象能够假装就不错了。这就是亲情在起作用了。好在詹国滨在社会上闯荡多年，也算比较世事洞明。他愿意默契地接受家人的假装。他只是在春节不得不团聚的情况下才把妻子儿子带回武汉。他们在大年三十与全家人吃一个团年饭，初一上午詹宏伟给爷爷奶奶叔叔姑姑一一拜年，然后他们一家三口就乘坐长途公共汽车，返回乡下的岳父家。一到乡下，詹宏伟就跟村里的孩子欢闹去了，贾春娇也立刻舒展腰肢，笑逐颜开，如鱼得水，詹国滨继续假装礼貌，继续假装对一切视而不见，不闻不问。

        贾春娇每次到詹国滨家都感觉别扭，她说：“他们不喜欢我吗？”

        詹国滨说：“哪里。”

        她说：“那他们是不喜欢你？”

        詹国滨说：“哪里。”

        她说：“难道他们不喜欢我们的儿子？”

        詹国滨说：“哪里。”

        贾春娇最后叹口气，说：“你们城市人啊，一家的亲人都是这样清汤寡水的，活得有什么意思？”

        詹国滨说：“又不光是我们家，一般家庭不都是这样吗？有什么必要搞得那么甜蜜腻人？”

        贾春娇说：“还是我们乡下好。你看我们家，亲亲热热欢欢喜喜的。”

        詹国滨不再接妻子的话茬，漆黑的瞳孔定定嵌在黄眼珠中间，一动不动，是男人不屑琐碎家务事的那种空远木然，是女人碰不过去的软钉子，纵然女人有多少心思也只好就此罢了。贾春娇哪里想得到，詹国滨是移栽的树木，终究没有深根长在这里。她家里的亲亲热热欢欢喜喜是属于她和儿子的，不属于詹国滨。詹国滨空远木然的眼神，就是那无根之木难以言说的落寞。

        不过没有关系，因为詹国滨并不真的喜欢农村，他从来没有真的想要融人他们的愿望。斜着肩膀，披着衣服，嘴角含着香烟，在村庄泛着尘土的路上，一松垮地行走一边呼呼吸烟一边咳嗽吐痰一边和乡亲打招呼，他是绝对不想成为这么一个男人的。所以面对妻子家里的亲亲热热欢欢喜喜，他不会叹气，不会质问，他会假装。他个人无所谓。只要他的妻子和儿子都能够获得发自内心的高兴，他就有了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一种轻松和满意。

        不过人都会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平衡。詹国滨倒不用特意去找。鲁火种就是他的平衡。他们依然是好朋友。

        与詹国滨的曲折跌宕再度辉煌以及大专毕业成为干部最后娶妻生子的生活相比，鲁火种多年来，不仅原地踏步还不断背时。他在武重宣传部门兢兢业业工作十多年了，无数后生小子都纷纷提干升官了，他还是一个工人身份。住房和工资的待遇，都是最普通最大众的。作为有目共睹的造反派加上一张铭刻在许多人心里的大字报，鲁火种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和结束之后，更是受到了无情的清查和清算，好在他只是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手上并无血债，没有坐牢和开除公职，似乎还是他的幸运。每次詹国滨回汉探亲，鲁火种只有条件请他在他们家聚会。这是工人村一间狭小的宿舍，由鲁火种自己动手做菜，与詹国滨小酌两杯。当然从个人生活方面来说，鲁火种与柳燕妮的婚姻，的确是一段佳话，不过婚后鲁火种每月的薪水都必须如数交给柳燕妮掌管。柳燕妮也的确是一位时髦洋派的城市女人，毕竟她也敌不过岁月的侵蚀。慢慢地柳燕妮已经显出老相。尤其近年，从近距离细看，柳燕妮的眉眼倒是没有大的改变，稍稍远几步，光线一充足，就不难发现，柳燕妮面部皮肤就像隔夜的饭菜，不那么新鲜了，颧骨上下现出横肉了。过去的柳燕妮，无论是人的模样还是声音，在哪里出现，都是有光环的，都是闪闪发光令人不敢正视的，现在她身上的光环彻底消失了。逐渐逐渐，詹国滨可以心平气和地与柳燕妮单独说话了。他可以一口一个“嫂子”地叫她，眼睛里头雾雾的尽是日常倦怠，大家一心一意就是单纯的朋友了。

        詹国滨总是执意回请鲁火种夫妇或者鲁火种一个人。他的地点都是冠生园粤菜馆或者芙蓉酒楼或者德华楼。汉口的这几家馆子是有名的馆子，很是昂贵，是一般成家立业了过日子的人都不舍得经常进去的，但是詹国滨舍得。过一段时间，詹国滨必须找机会真诚地告诉鲁火种：相对大城市严格的票证供应制度来说，农村还是松散得多。一个公社书记家里的肉食与禽蛋还有豆制品，那是一年四季都吃不完的。而詹国滨小家庭的日常生活，不仅不缺乏票证而且还不用花钱，有岳父不断的供给嘛。詹国滨的工资都由他自己存款在银行生利息，农村妇女就是一点最好：贤惠。尽管贾春娇是公社书记的闺女，也绝对不会像武汉市妇女那样掌管丈夫的工资。因此詹国滨口袋里有的是钞票。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火热流行的革命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头的字字句句，那是他们谁都不可能忘记的。熟知中国文化的日本军官鸠山先生不是这么说的吗：“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啦！”“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鲁火种说：“呸！”这是革命先烈李玉和的态度。詹国滨鲁火种便都哈哈大笑起来。

        从前的中药铺子，柜台上有一架精致的小天平。詹国滨经常跑到铺子去玩。那天平的架子小小的，肢体细细的，砝码细腻到需要镊子才能够夹起来，分量的轻重都只是体现在微妙的起伏之中。詹国滨须得趴在柜台上，屏住呼吸，定睛细看，才看得出来。现在詹国滨更喜欢趴在一只无形的柜台上，细细观看一架无形的天平。他觉得就他们这一生来说，鲁火种明显在低沉下去，而他明显在高扬起来。

        直至1985年。

        1985这一年，也就是詹国滨三十五岁这一年。他偶尔拍了一张照片，是与鲁火种一家几口人的合影。本来他是不要拍的。本来是他用傻瓜照相机，在给鲁火种一家人拍照。是柳燕妮她们一定要他进来。柳燕妮的小妹妹柳熹跑去请了一个路过的行人。这个不知道是何方神圣的游客，竟然抓住了詹国滨最生动的一刻。这张合影里头的詹国滨，完全突破了平面画面和平面光线的限制，非常具有立体感。他在草地上还没有坐稳，一只胳膊酷似扑闪的翅膀，头是侧面仰起的，下巴因此显得骨感和果断，他的视线斜向天空，眼波流荡近乎纨绔子弟，上扬的眉毛表现出一种有成就男人的自信与骄傲。

        大家一起看照片的时候，詹国滨成为众人热烈评论的对象。他简直不敢看自己，他说“变形了变形了”。柳熹非常喜欢。“这是多么富有神韵的成熟男性之美啊！”柳熹连连发出几声微叹。

        这张意外得来的神奇照片，是将詹国滨变形了。但是，这又是事实。詹国滨自己心里有数，旁人心里也有数：詹国滨人生的一个巨大变形，正在发生。

        1985夏季的暑假，詹国滨因母亲病重住院在武汉市呆了近两个月，大大超过了以往多年的暑假惯例。詹国滨母亲的肾病综合征又新添乙型肝炎，乙肝有严重的传染性。自然为了保护下一代的健康，贾春娇母子就没有到武汉看望老人。由她带着儿子在江陵农村安度暑假，而詹国滨独自奔赴武汉。在武汉期间，詹国滨除了与弟弟妹妹轮流照顾母亲之外，还有大量时间走亲访友，感受时代新潮。

        中国人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家人之间，也许疏淡；整个社会却都是一家人。人们对社会这个大家庭形势的变化非常敏感，生怕自己落后，生怕跟不上或者被淘汰。詹国滨当然也不例外。从荆州到武汉的这条公路，他往返跑了好些年了，跑得后来都能认出路边小镇的哪条狗是哪一家供销社的。再以后跑得无趣至极，上车就睡觉。这两年就不同了，长途公共汽车刚刚离开国道进入武汉区域，以往偏僻的马路两边，出现了简单搭盖的小棚子，都是私人的小餐馆，他们在卖靠杯酒。大胆的城市人，对于此前违法乱纪的某些经济活动跃跃欲试，车上车下都弥漫着发烧一般的混乱与兴奋。和其他乘客一样，詹国滨他伏在长途公共汽车的窗口观看沿途的新鲜事物。所不同的是，许多人的眼睛是热切的，惊愕的，羡慕和渴望的，詹国滨却热中有冷，他审视与怀疑的成分多。詹国滨到底不是一般人，他成名那么早，亲睹过历史的反复与波折，自己的人生也几起几落，他不会随便就狂热起来。随便社会出现什么情况，詹国滨都会首先在一旁静观其变，把它看清楚，把它弄明白，然后再设法掌控它。

        这一天，鲁火种柳燕妮一家三口加上柳熹，他们邀请詹国滨一起去滨江公园。说是新的春天终于到了，他们要带着怀旧的心情，去恢复久违了的放风筝活动。詹国滨赶到时，他们已经围坐在草地上，身边是他们带去的各种吃食，开水瓶，茶杯，还有一台崭新的收录机，他们十三岁的女儿鲁柳柳在熟练地操作，播放着最时兴的台湾校园歌曲。一部日本的傻瓜照相机，也是最时髦的东西，是柳熹找她的同学借来的。惟有鲁火种在一边专心专意地摆弄风筝。令詹国滨意外的是，滨江公园的游人是这样多，草地上布满大大小小的摊子，一看就知道都是本市的人。大家都在吃吃喝喝，播放港台歌曲和拍照。人们的穿戴，神态，语言和举手投足之间，都是新时代的絮语。一个时代总是在用各种语言方式宣告它们的出现。柳燕妮的头发烫了。她大方轻松的模样肯定是不再害怕自己打扮得像旧社会的太太而遭受非议或者批判。柳熹是柳燕妮最小的妹妹。在詹国滨下放初期，她才刚刚开始换牙，是一个羞怯的小姑娘，现在已经是新时期的大学毕业生，满口新词谈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以及社会民主进程，与持慎重观点的姐夫鲁火种争论得面红耳赤。

        放一会儿风筝之后，詹国滨懒散地半躺着，任温暖的春风吹拂他的身体。他眯着眼睛看那些风中杨柳和香樟，它们都寓言一般瑟瑟作响和猎猎疾动。詹国滨不知不觉就打开了自己，迎来了他自己从来不曾爆发过的激情。

        在大家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的快乐时刻，柳熹不停地为大家拍照。躲避开去的詹国滨被柳燕妮和鲁柳柳母女追上给拽了回来。多年的朋友詹国滨被鲁家视为自家人。柳熹跑过去，请一个游客模样的男人替他们全体拍了合影。大家开心地笑成一团。

        这是柳熹成年以后，第一次与詹国滨近距离交往。三十五岁的詹国滨正是青年男子体格最为成熟健美的时期，他骨骼舒展，肌肉结实，皮肤具有黑丝绒一般的质感，胡茬子是那样乌黑浓密坚硬。他长时间静默。而一旦开口说话，必是情绪饱满，饶有风趣。他善于体贴，每个女人包括少女鲁柳柳，需要什么，他就会主动递上来什么。男人的体贴总是百发百中地打动女人的心，柳熹平常见惯的是她的少男同学们，他们老鼠胡须，纸一样苍白的皮肤，单薄的背脊，在女性的需要面前，是不可想象的弱智和迟钝。对于詹国滨，柳熹并不陌生，他是大姐柳燕妮无数次故事中的少年英雄。正当少女到了怀春的时刻，少年英雄从远方归来。他个人的传奇经历与他不得不说是英俊的外貌相得益彰。柳熹很快就向自己倾慕已久的史诗般的英雄，发出了爱慕的信号。她在姐姐哥哥们的四周端茶倒水，她默默倾听他们笑谈往事。她躲藏在大家的背后或者倚在不远处的树干上，朝詹国滨发出谜一般的微笑，当她走到近处的时候，便害羞地垂下她温柔的湿润的眼睛。他们几乎在同一时刻知道：柳熹所有的动作，单单只是发生在他们两人的隐秘世界里，旁人看不到，看到也不可能懂得，就是他们俩，她给他，他接收，这是一种奇迹。柳熹有柔柔的扁扁的薄薄的细腰，从侧面看去竟然就是一片微风中的青青苇叶。她静静站立在防风林的杨柳树丛里完美得像一个童话。在长江的波浪退开的一刻，她弯下腰，用树枝在沙滩上飞快地写上“詹国滨”三个字，刚刚写完，细碎的浪花就涌动上来，顽皮地把他的名字掳走。詹国滨的心都醉了。

        当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两人的性欲居然毫不陌生地同时来潮热烈如洪水猛兽，一种极致的快感是詹国滨的婚姻生活中前所未有的。柳熹凝视詹国滨的眼睛，轻轻地坚定地说“我爱你”，詹国滨仿佛被三颗火热的子弹当场击中。“我爱你”在1985年之前，一般不会出现在中国人面对面的口头表达上，大多都是写在书信里通过邮差转达。这种绝大多数人不曾拥有的浪漫，却幸运地落在詹国滨头上。詹国滨毫无余地成为了这桩爱情的俘虏。

        詹国滨不可救药地陷入了恋爱和婚变。这场恋爱和婚变再一次激发出詹国滨强烈的野兽般的革命性。从前的既得利益全部变成背叛的理由，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缺憾和压抑统统转化为反抗的力量。真不敢相信，詹国滨，一个如此优秀的男人，却被农村的一个公社书记掌握了命运，仅仅只读了一个荆州师专，被迫娶了一个农村姑娘，在巴掌大的一个小城市，做一个饱食终日庸庸碌碌师专小官僚。农民真是太自私和狡猾了。也许他们打算围困他一辈子的，幸运的是时代终于变了。中国人从前的户口和个人档案这样一些铁的枷锁，现在终于松动了，人才可以全国流动了，詹国滨有选择余地了。

        面对贾春娇的一哭二闹三上吊，詹国滨豪迈地说：“你知道，红旗大楼我十六岁都爬上去了，我还离不了你这个婚！”

        贾春娇最后的杀手锏是带走他的儿子。贾春娇把喉咙都喊出了血，她嚎叫：“我要把你的儿子改姓，我要把他改姓贾，他叫贾宏伟了！我要你们家断子绝孙！”

        “很好。谢谢！”詹国滨说。乡村女教师出身的贾春娇还是太不了解她的丈夫了。经过了破四旧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洗礼的詹国滨，怎么还会把封建文化的家族香火当一回事呢？

        离婚与调动，折腾了整整两年时间，最终成功。詹国滨留下已经姓贾的儿子和所有财产，只身一人，提着自己当年下放的一只木箱，返回武汉市。

        对于偷情和相思来说，两年是非常漫长难熬的。但是对于离婚和调动这两桩最最难办的事情来说，两年时间就已经是非常高的效率了。在这两年里，詹国滨动用了他全部的人际关系，不知疲倦地跑路，找人，请客，送礼，他真的是完全豁出去了，他的聪明才智，他的凶狠勇猛，他的奸诈狡黠，他的体力和精力，都发挥到了极致。为了柳熹的爱情，詹国滨的付出，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这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最后离开荆州的那一天，当长途公共汽车经过詹国滨下放的那片土地，他流下了泪水。这是特别复杂的泪水，一方面，他的战斗青春和丰功伟绩包括儿子，都留在了这里，另一方面，他终于解脱了。詹国滨瘫软在座位上，再也没有一丝一毫气力。许多事情想起来都令他后怕，那个瓢泼大雨的深夜，贾春娇喝了剧毒农药。詹国滨背着她跑步去医院。那狂风，那暴雨，那昏暗的夜，那一段又一段坑坑洼洼的泥泞土路，昏迷女人的身体尸体一样的沉重，不停地下滑，詹国滨咬紧牙关那就是在拚命！拚命地跑啊跑啊！万一贾春娇救不过来，那就是他亲手杀死了儿子的母亲，那她们贾家就是绝对不肯放过他死活都要拿他抵命的。然而，抢救过来以后，贾春娇回家的第一句话却是：“尽你的义务吧。”浮肿憔悴的贾春娇，躺在床上，掀开了自己衣襟，蹬掉裤子，对詹国滨说：“来，尽你的义务吧！”贾春娇死死盯着他，“你为什么救我的命？”詹国滨不敢开口。“因为你还是我的丈夫是不是？你不想让儿子知道你害死他娘是不是？”女人说，“你是男人你有责任和义务是不是？”

        女人把腿叉开，说：“来，尽你的义务吧！”贾春娇大腿上是一块块插管抢救的淤斑，脚踝的针眼还带着鲜血的痕迹，仇恨在她眼里熊熊燃烧，她说：“插进来！”她说，“如果你不肯插进来就是承认了你有别的女人！城市里的女人！告诉我，你这个畜生！她是谁——”

        这是真正的噩梦。

        谢天谢地，詹国滨终于解脱了。

        詹国滨的最后一张照片是身份证登记照。这是他回到武汉市上班以后，为办理武汉市的居民身份证而拍摄的。还是在专门的指定的照相馆，拍出来的画面却完全像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他面部线条一律下垂且十分僵硬，目光呆滞如死鱼。且没有背景。背景只是一种混浊的不干净的颜色。

        惊人的现实是：事实就是如此。

        詹国滨成功返回武汉市以后迅速和柳熹结婚。婚后柳熹立刻怀孕产子，这次是个女儿。女儿尚在襁褓，柳熹就开始抱怨和唠叨。生活再次以它具体的严峻破灭了爱情幻觉。在柳熹看来，詹国滨居然满足于一个普通技术学校的行政工作，满足于一杯茶几支烟，一张报纸混半天的状态，尤其满足于每个月那区区薪水，甚至连进口婴儿奶粉都不够买的那一点点薪水。这使她万分惊愕并且深感失望。詹国滨不是一个有理想有才智充满革命激情的男子汉吗？那么为什么不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大潮？此时此刻的中国大地到处是黄金，就看你个人是否主动把握机会。詹国滨为什么不去把握机会呢？詹国滨则认为柳熹作为一个好女人应该懂得自己身心疲惫的男人首先需要休养身心。为了和她在一起，詹国滨经历了多少痛苦，她应该明白。柳熹不是清新脱俗的新一代大学生吗？怎么这点文化教养都没有呢？怎么就这么鼠目寸光惟利是图，只是看重金钱和物质呢？詹国滨可是一个经受了文化大革命洗礼的男子汉。她可知道在当年，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需要多少勇气和智慧，才能把造反大旗插上红旗大楼！这样的男人，你了解吗？你急什么？时机一到，他照样会显出英雄本色。

        在翻来覆去的争吵中，柳熹终于忍不住捅破了那层温情脉脉的窗户纸，她柳眉倒竖，义正词严地告诉詹国滨，“请不要再提你十六岁的辉煌了好不好？文化大革命早就成为历史了。我不管你是否爬上过红旗大楼，现在，此时，在新的时代里，你应该有志气出去创业，去赚钱让你的老婆孩子早日达到小康。小康不是什么俗气的金钱和物质。小康就是我们中国要在本世纪末达到的目标，就是现在全国人民每一个人的使命和任务，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老人家省省吧你！”

        比詹国滨小十岁的柳熹，用她年轻冒失的伶牙俐齿如此奚落嘲笑和打击男人，詹国滨由此断定：他们的爱情太草率了！草率的爱情是经受不住金钱物质的压力的，同时他们有明显的代沟，代沟也是很难逾越的，那么由此不难断定：这桩爱情已经注定失败。柳熹完全同意丈夫的分析和结论。她伤心地抽泣，用噩梦初醒的眼神看着詹国滨，说她在整个怀孕期间看到詹国滨一天到晚睡懒觉，看到他呵欠连天老气横秋，看到家里如此清贫简陋潦草，厨房和卫生间臭气熏天肮脏不堪，她就已经感觉到，爱情开端的奇迹再也不会重现。

        最后的结果，却是由襁褓里的婴儿决定的。因为她太弱小了，因为她如此无辜，她不能发表自己意见，她只是一刻也不能离开父母的照料，因此，父母双方都没有权利离她而去。詹国滨和柳熹最终达成协议，看在女儿的份上，至少让她在婴幼儿时期得到父母双亲的疼爱和照料。由此，詹国滨进入漫长的刑期。

        当他们达成共同照料女儿的共识以后，柳熹把他们夫妻二人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职责权利，一一拟成条款，抄写得庄严规整，张贴于客厅最醒目的墙面。这些条款大到财务开支小到洗碗扫地刷马桶以及，隔夜轮值女儿的把尿和喂奶。关于夫妻性事，柳熹认为也应该形成文字约定只是需要“隐晦”一些，否则她担心无法约束詹国滨死皮赖脸的骚扰。“怎么样？”

        詹国滨说：“随便。”

        柳熹便坦然地写了出来。条例规定：在一方因各种原因不合适做事的情况下，另一方都不得强行骚扰。在双方都自愿做事的情况之下，双方都必须尽力而为不得敷衍。若有违反，违反方每次罚款十元并包揽所有家务两周。

        柳熹说：“怎么样？”

        詹国滨嘿嘿苦笑，说：“随便。”

        果然后来在这个条例上经常出问题。问题都出在詹国滨身上。头两三年，詹国滨难以抑制的强烈冲动，被柳熹气愤地指责为违例骚扰。在詹国滨看来是开玩笑的罚款和劳役，柳熹却很认真地告诉他没有谁在开玩笑。后来两三年，詹国滨的违例表现为消极怠工敷衍了事。再后来，照章惩罚已经不能让柳熹解恨。有一个夜晚，正在他们做事的过程中，柳熹冷笑着发起了攻击，说：“怎么我一直都没有发现你这么小。”

        詹国滨一听怒火中烧，反击说：“我倒是早就发现你在变大。”

        柳熹说：“没有比较，你怎么知道我大？”

        詹国滨说：“没有比较，你怎么发现我小？”

        詹国滨说：“我是结过婚的人，我有过女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呢？你给我老实交待：谁把我比出小来了？”

        柳熹说：“无耻！”

        柳熹又说：“无聊！”

        柳熹又说：“老人家，人老了大概所有器官都是要萎缩的，请你正视这个客观现实，不要泼别人的污水好不好？下去下去，我要睡觉。现在是我违例了，我甘愿接受处罚。接受任何处罚都好过接受你这种没劲的男人。”

        詹国滨又恼又羞，当即翻身滚落下来，侧身挂在床沿边，生平第一次整宿失眠，此后很长时间丧失生理欲望。柳熹在发现自己处于守活寡状态之后，就开始经常夜不归宿了。在这样一些夜晚，柳燕妮则会给詹国滨打电话，说柳熹住在他们家。詹国滨会“嗯”一声。但是他不相信。他相信柳熹在外面找野男人，而柳燕妮无非是拙劣地为妹妹打掩护。有时候，柳熹会接过电话和女儿说几句话，也会告诉詹国滨她的项目就在姐姐家附近，她住宿在姐姐家，工作方便得多。“你想象不出做这个项目有多累！”柳熹说。柳熹所谓的“项目”，就是投资一个农贸市场。原有的国营菜市场出场地，柳熹出资金，在市场建成之后，他们出租给菜贩子，按每个摊位收取租金，然后合伙人坐地分红。这就叫做“项目”了。这就可以等着天上落下钞票雨了。一个好端端在办公室上班写材料的文静女子，不知道从哪里弄到这么一个故事，忽然就不肯去上班了，就痴迷狂热地到处去借款子了。她也不想想万一这种随意的故事做不出文章，她怎么去还债主的巨款？太可笑了！詹国滨不仅感觉可笑，还认为荒诞。中国的事情，是那么好办的吗？詹国滨经历了那么多，他还不知道吗？即便是举办一个会议，都要老早就开始计划和准备：会议主题，会议规模，会议规格，请哪些领导，怎样协调各方面关系，主席台设置多少座位才能够摆平，茶叶需要几种，需要多少，以及，茶叶的等级与产地，预算资金以及预算外资金如何安排，等等，都得一点一滴地做过来。忽然冒出来一个据说可以赚大钱的项目，柳熹就信，就立刻跑去到处借钱并且夜不归宿地跟那些三教九流的人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胡吹海吹搞什么策划。完全荒诞不经！开始柳熹还想让詹国滨去做。还说是给詹国滨一个千载难逢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对不起，詹国滨一口就回绝了。在詹国滨看来，如果柳熹的“项目”不是她自己荒淫糜烂私生活的幌子，那么柳熹就变成了一个女拆白党。即便是为了女儿，詹国滨也愿意做一个正人君子。正如詹国滨预料的那样，柳熹的农贸市场项目夭折了。但是，她又弄到了另外的项目。据说这个项目有投资方，她可以用这笔投资首先还掉上一笔借款。当然，柳熹还是得夜不归宿辛辛苦苦地搞项目。“谁让她没有男人呢”——柳熹狠狠地盯着詹国滨说。

        詹国滨没有回答。他已经不在意柳熹了，最可怕的问题是柳熹把女儿完全丢给了詹国滨。女儿夜半的尿床换裤衩，女儿小褂子上的钮扣掉了需要缝，女儿要梳小辫子和扎蝴蝶结，女儿要去麦当劳跟着那里的大姐姐跳舞。女儿可怜兮兮找妈妈，哭哭啼啼要去动物园，等等。詹国滨到处找不到柳熹。詹国滨在这个家庭的囚牢一关近十年，他得越狱了。

        詹国滨把他的身份证放在了法院的办公桌上，他强烈要求离婚。他的照片是那么醒目地证明了他囚徒的身份，詹国滨看着自己身份证上的照片，悔之晚矣地老泪纵横。以至于调解法官当天就同意了詹国滨的要求。

        但是离婚协议却迟迟不能成立。法院和柳熹认为，既然是男方主动要求离婚，又不愿意抚养监护小孩，那么男方就应该给与女方补偿和孩子抚养费。詹国滨不承认这种混账法律条款。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么试问，”詹国滨质问法官，“这近十年来我带小孩做家务守空房吃尽千辛万苦，柳熹是否也应该补偿我呢？是否这十年小孩的抚养费她也应该付给我二分之一呢？”詹国滨决心吸取惨重的教训。前一次离婚他把所有财产都留给女方直接导致了他后来的经济拮据，也直接导致了柳熹看他不起。他再也不会那么傻了。谈什么都可以，“钱”字免谈。

        正处于艰苦创业的柳熹，被詹国滨的一次次起诉搅得实在受不了。她办了全权委托，请柳燕妮去处理这件事情。柳燕妮还不明白，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你们当初还那么相爱有什么不好谈的呢？柳熹苦笑一声对大姐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后来成为了大家对詹国滨最后的印象。柳熹说：“詹国滨他是那种人，是香烟灰，他自己还以为自己有火，其实连他自己都照亮不了，他就是一段香烟灰而已。你跟他一谈话，你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柳燕妮不太相信小妹妹的话。柳燕妮自认为她更了解詹国滨。鉴于鲁火种在姨妹和好友的离婚大战中坚守中立立场，柳燕妮责无旁贷地挺身而出。他们还是在滨江公园见的面，各自带了一瓶矿泉水。已经奇胖的柳燕妮因浓妆显得艳俗，脸庞松垮下来，好像一张没有戴正的脸谱。惟有她的嗓音是不变的。她那易于咄咄逼人的普通话，令詹国滨烦恼，他坚决地故意地使用最土的武汉话对一场严肃的谈话进行了彻底的瓦解。

        柳燕妮说：“我了解你詹国滨。你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不管怎么样，法律和人情常理都摆在这里：一个父亲必须支付女儿的抚养费。柳熹一直在努力但是她一直没有大的起色，经济也不宽裕，你肯定是不愿意看到女儿受苦受穷的。我想这里头一定有什么误会对吗？”

        詹国滨说：“有得误会。”

        柳燕妮说：“既然没有误会或者你愿意把房子给她们？”

        詹国滨说：“我有得房子。”

        柳燕妮说：“那就给一笔钱。”

        詹国滨说：“我有得钱。”

        “那就还是给房子比较简单。”

        “我有得房子。”

        “那就给钱！”

        “我有得钱。”

        “房子和钱，你总得给一样啊！你这是离婚啊！离婚有离婚的规矩啊！”

        詹国滨说：“我有得规矩。”

        把个柳燕妮恨得牙齿咬得咯咯响，她叫喊起来：“我受不了了詹国滨！你怎么这样啊！你变成这样的人了！你真他妈的是香烟灰啊！”

        詹国滨也不恼也不怒，蔫沓沓地站起来，蔫沓沓地走了。柳燕妮呆在原地，出神半天，却泪水排山倒海地滚落下来。

        接下来的急剧变化就不是詹国滨能够应付的了。五花八门的说法，提法和做法，在詹国滨还没有弄清楚的时候，城头已经变换大王旗。他们技校先是变成第三产业，后来又被私企兼并，詹国滨刚到五十岁，他们就请他提前退休了。

        身份证更换再次拍照，这次照片还是像囚犯，只是一个更老的囚犯了。现在是电子闪光灯柯达相纸，科技的进步，毫不留情地把人心底里的沧桑反映在人脸上。詹国滨脸上现出骨头架子来了。注定要速朽的皮囊，干燥地黏附着骨头架子，忽然一打眼，活脱就是一具骷髅了。

        退休以后的詹国滨，全部生活内容都局限在他的小屋里的确像个囚徒。卫生间奇臭无比，是因为尿碱烧坏了廉价马桶的瓷面。他每天长久地坐在马桶上看完当日小报。很久以来报纸的印刷质量逐步下降使他恼火。有一天，他终于肯定是自己的眼睛老花了而不是报纸印得模糊了。在去配老花镜的路上，詹国滨遇见玻璃窗就要停下脚步照一照好像一个过气的自怜的演员，顿时他觉得自己老迈得连路都走不动了。好在眼镜店的售货员善意地告诉了詹国滨一个常识性的人体生理知识：四十四，眼长刺。售货员热情鼓励詹国滨，“您一点都不老。一般人四十四岁就老花了，您现在才老花这说明您身体好，年轻！”

        眼镜店的谈话，总算给了詹国滨不小的安抚，却同时也打开了魔鬼潘多拉的盒子。既然詹国滨比一般人都年轻，那么他想他应该抓住这衰老进程中最后的年轻，尽情享受生活。几乎没有经过认真考虑，单单只是需要放开本能，詹国滨的生活享受就首选了吃喝。詹国滨平常就喜欢吃火锅，以前是一直不太舍得在餐馆花冤枉钱。现在他舍得了。试问把钱攒起来做什么？可不正是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当然应该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詹国滨迈着方步，神气地步入各种餐厅大吃大喝。他三天两头必定要吃一顿肥牛或者肥羊火锅，因为他差不多热烈地爱上了火锅的慷慨方式：只要一份钱，却随便你一份一份的牛羊肉尽管端来吃。不仅如此，这样的吃喝还给詹国滨带来了难得的好感觉，那就是餐馆对于吃客的曲意奉承。一家大型火锅城，在认熟詹国滨的脸之后，派最漂亮的女孩子过来对他手把手进行亲切辅导，替詹国滨填写表格办理了贵宾卡，还把他的个人资料输入了火锅城的会员资料簿。从此除酒水之外，詹国滨任何时候都可以享受八八折优惠。更有意义的是，逢年过节，火锅城还会邀请贵宾顾客光临他们的演唱晚会和抽奖活动。詹国滨曾经在这些活动中获奖多次，奖品有春联也有过洗衣粉。穿旗袍的年轻女孩子扬着她们粉扑扑的笑脸，跑过来把花环戴在詹国滨的脖子上，真是令他豪情万丈，异常开心。詹国滨认为：关键并不在于奖品大小多少，而在于他参与了社会生活。他与这个社会的关系是如此融洽和亲密，那么退休又何妨呢？退休以后，詹国滨还是成功开辟了自己的社会生活空间，拥有了受人尊重的愉快的生活方式，这就证明他是一个人物。詹国滨十六岁就成为武汉市的名人，那不是开玩笑的，不是浪得虚名的。为了在公众面前不失体面，也为了不被火锅城那些年轻女孩小瞧，也是为了方便联络，詹国滨购买了手机和电脑，回头很潇洒地把手机号码留给了火锅城。

        在情绪饱满乐陶陶到处吃吃喝喝的日子里，詹国滨选择了一个晴朗的天气，去看望他那棵梧桐树。在出门之前，詹国滨兴冲冲把自己收拾打扮了一番。人是提前退休了，反而要打扮得好好的，免得碰上熟人，被人看出落魄来。詹国滨把头脸刮得干干净净，仔细剪了鼻毛。特意找出他第二次结婚的时候，柳熹特意在白海记服装店为他定做的中式丝绵袄子，箱子底下还有一条熨烫笔挺的毛呢西裤，细格子长围巾围在脖子上，再戴一顶无檐绒线帽，以免稀疏头发在江风中乱了阵脚。打扮停当的詹国滨，在大衣柜的镜子面前挺胸收腹做亮相状，他觉得自己像个教授。

        詹国滨来到了江汉路。红旗大楼依旧在，却被围了脚手架正在装修，问了好几个人，没有谁知道它要装修成什么模样和将来要派什么用途。《长江日报》社早已经搬迁，现在是一个服装商场。而那棵巨大的法国梧桐树，正在被砍伐。詹国滨一看，方寸就乱了。詹国滨在附近踱来踱去踱了很久直到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他在一步一步接近伐树现场的时候，有了一股忧郁的静谧的学者风格。詹国滨问一个民工：“请问你们为什么要砍这棵树？”民工摇摇头，不过他立刻自告奋勇替詹国滨把这个问题传给了下一个民工，下一个民工抬头看了看詹国滨，好像还想了想，最后却还是摇了摇头。砍树的民工们都不知道这棵树为什么要被砍伐掉。詹国滨默默地站在一旁，一会儿，他又上前问民工：“请问你们为什么要砍这棵树？”詹国滨谦恭的态度使民工感到不好意思推搪，这个问题很快就被传到工头那里。一个小工头从工棚里走出来，手指上夹着香烟，一看神色就比砍树的民工狡猾和不怕事。他警惕又唐突地向詹国滨提出了一连串反问：“你问这个做什么？”“你是什么人？”“你问了干什么？”詹国滨没有回答他的任何问题。如此无礼的质问，詹国滨难道也会搭理吗？这小工头算什么鸟？当年詹国滨由这棵大树攀上红旗大楼的时候，他在哪里？钻出了娘胎没有？呸！他懂什么？詹国滨白了小工头一眼，拂袖而去。

        詹国滨并没有走远。他只是在江汉路上，倚靠一栋大楼的墙体小憩了片刻。然后，詹国滨复又走近大树，和善地征求民工的意见，说：“我可以带走一片树叶吗？”民工们连连点头。詹国滨优雅地弯腰，优雅地拣了一片树叶，离开了。詹国滨来到滨江公园，在公共长椅上坐下。见四下无人，詹国滨泪眼模糊地抚摸了这片树叶。之后他回忆自己十六岁那天这棵法国梧桐满树金晖的情形。渐渐地，他在椅子上打起了瞌睡。少顷，一个瞌睡醒来，树叶碎了。是的，一片枯树叶是易碎的，它连夹在书本里都是经受不起的。詹国滨再一次回到原《长江日报》院子。这一次民工看见他走过来，纷纷直起身，退在一边，满眼都是惊疑。可是詹国滨只不过和善地要求让他剥一块树皮带走，民工们依然惊疑地看着他，小工头出面大声说：“你不用征求意见。你要多少树皮就剥，拿了就赶快走！”詹国滨再一次以优雅的态度弯下腰，用抚摸般的动作慢慢剥了几块树皮。只有他知道，他这是在和这棵树告别。别了他亲爱的树，他的成名之树，他的辉煌之星，从此他们将再也没有见面之日了。这些年里，詹国滨也经历了父母先后的去世。他也和他们默默告别过，却都没有此时此刻的伤心欲绝。

        回家以后，詹国滨脱下一身行头，从此再也没有打扮自己。

        最后彻底断送詹国滨生命的，正是在餐馆的胡吃海喝。医生的诊断证明了这一点。医生从詹国滨的血管里头抽血检查的时候，普通针管都抽不动，他的血液脂肪浓度高到变成了粥。验血检查结果出来：严重的三高。医生都不用询问詹国滨，就可以替他说出他的生活方式：长期在餐馆大鱼大肉，重油大荤。詹国滨用眼皮眨眨表示了认可。但他认为他的发病是有诱因的，只是他不想再说话而已。

        在发病的前一刻，詹国滨人是好好的。他收到柳熹一则手机短信：“经法律许可，女儿已改姓，她现名叫柳杨杨，特此告之。”詹国滨反复地看这条信息，这个时候他在吃一碗面条。这天他的晚饭酒肉多了，腹中发热，夜里看完电视，自己就给自己下了一碗清汤面。詹国滨一边看信息，一边冷笑。他嘀咕道：“我不在乎。”

        他嘀咕：“我不在乎。”

        他嘀咕：“我一点不在乎！”

        突然，詹国滨筷子上的面条筛糠起来。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吃惊地看着从筷子上滑落的面条，像一个在考试中回答不出问题的学生。很快，面条从筷子上全部滑落。紧接着，筷子也从左手掉了下来。他想挣扎却使不上力气。左半边身体被分割了，分割得麻麻酥酥的。詹国滨一个仓促的动作，没有使他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反而不听话地倾倒下去。他中风了。

        詹国滨还没有突然中风就随风逝去的幸运，他在医院治疗多日。然后，在小区拖着脚步，走来走去，流着口水，饭菜吃不到嘴里。他的眼睛反倒镇定孤傲起来，混浊，阴暗，定定的，目光缓慢地移动或者完全不移动，也不再与人打招呼，都是世间景物围绕他的流动。流经他的视线，不进入，径直流走。远去。波浪欢腾。都不是他的。詹国滨被折磨了一年多以后，在一个闷热的夏夜去世，第二天尸体就糜烂腐臭了。

        柳熹代表詹国滨的财产继承人、他的女儿柳杨杨，出面处理了他的后事。詹国滨也就剩下居住的一小套房子了。可是一个男人出现，向柳熹出示了借据。原来詹国滨早在三年前，就把自己的住房作为抵押借了款。债主是姚丽夫妇。詹国滨的确还是很有心计和魄力的，他用自己的住房找老同学预支了经费，开辟了自己的社会生活空间，拥有了受人尊重的愉快的生活方式，让自己跟上了时代步伐，玩火自焚。

        在詹国滨生病期间，鲁火种看望了他好几次。鲁火种还是穿着八十年代初期时兴过的丝光袜子和小方头皮鞋，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它们都被柳燕妮细心地保存着，樟脑丸的气味若隐若现。鲁火种绝对不谈他们的过去，大谈社会保障体系，臭氧空洞对于地球和人类的威胁，恐怖主义和精确制导导弹，地面与空中军事科技的最新发展。詹国滨心想你穿成这样还跟我谈这些吗？他打断了鲁火种，说：“你就不要给我谈了！”只有姚丽，她还想找柳熹要一样詹国滨的遗物。一张照片。那张他们十二个同学好友的合影，她自己的那张弄丢了。柳熹本来嫌烦要拒绝，话到嘴边又改成了“好的”。因为她看到了姚丽眼睛里头的清亮和孩子般的天真，柳熹简直想象不出这样年纪的女人，凭什么还会保持这样的神情。柳熹回家清理遗物找出了照片，这是她从来没有在意过的照片。当年詹国滨是多么英俊的小帅哥啊！而姚丽的小模样，完全是现在的章子怡嘛。从姚丽含羞带怯紧紧依偎詹国滨的情状看来，那天他们一定有故事发生。柳熹来了兴趣请姚丽见面喝茶。连同那张合影一起，柳熹把詹国滨个人所有的照片都给了姚丽。柳熹问：“你愿意保存吗？”姚丽说：“我愿意。”柳熹说：“我能知道你们当初发生过什么有趣的故事吗？”姚丽说：“没有发生任何故事。”

        “那么”姚丽说，“我可以向你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吗？”柳熹再也想不到的是，这个眼水依然清亮的女人，她的要求居然是：“请你不要再说他是香烟灰。”

        “什么？”

        好久好久，柳熹依然是一脸的迷惘。世上有什么话，还可以从头说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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