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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恩登中尉那些有关于亚马孙河探险的记载我都读过，并被他那些有关古柯叶的记载所迷住了。我下定决心要去亚马孙河的源头收集古柯叶，用它来做生意，好发笔财。抱着这样的雄心壮志，我乘坐“保罗·琼斯”号汽轮向着新奥尔良出发了。船上有一个叫做霍勒斯·比克斯比的领港，我同他慢慢熟了起来。在那之后，我们很快便成了朋友，白天他值班时，我经常替他掌舵。到达新奥尔良后，我便四处打听开往帕拉的船，最后发现根本没有开往那里的船，并且本世纪内也根本不会有船去那里。动身前往辛辛那提之前，我从没有想过要将这些情况弄清楚，结果搞得如今进退两难。我没有去亚马孙河的办法了。在新奥尔良，我没有朋友，身上又没有钱。我只能去找霍勒斯·比克斯比，请求他将我培养成为领港。他说，只要我付五百块钱，这他完全能够办到，在付全款之前我需要先付一百块钱现金。这样，船航行去圣路易的时候我就又替他掌舵。我从姐夫那里借钱交了现款。我的这个姐夫是几年前才有的。他被人叫做威廉·阿·莫菲特先生，是弗吉尼亚人，一个成功的商人——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个好人。他同我姐姐帕梅拉结了婚。我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成了一个称职的领港。在那之后直到内战爆发，我就一直在干这个差事，一直到密西西比河的航运停顿为止。

        1858年，我是往返于新奥尔良与圣路易之间的客运快艇“宾夕法尼亚”号上的舵手，克兰费尔特是这艘船上的船长。在这之前，我被主人比克斯比先生借给了“宾夕法尼亚”号上的一个领港布朗先生。我为布朗先生做掌舵大概有一年半之久。后来发生了1858年5月初的那次不幸的旅行——这是这条著名快艇的最后一次航行。我在自己的一本名叫《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的书中讲过这一切。不过似乎还没有在那本书里提过那场梦。在当时，要我将这件事情公开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我肯定不愿意让我妈妈知道这场梦，她一直活到了我出版这本书之后的几年。

        那个时候，我给我的兄弟亨利也在“宾夕法尼亚”号上谋了个职位，当然这个职位并不怎么能赚钱，只是多少还有些发展前途。他就是那种所谓的“蹩脚”伙计，“蹩脚”伙计挣不了多少薪水，不过却有可能得到升迁，也可能马上变成三等伙计或者二等伙计，然后再升为一等伙计——换句话说，就是事务长。成为事务长是亨利在担任了三个月左右的蹩脚伙计后开始拥有的梦想。我们的船在圣路易港内停靠。船只在圣路易和新奥尔良港内停靠的两三天内，领港和舵手都无事可做。不过，那些蹩脚伙计们却在清早就得干活，夜晚还要点着松明火把继续干。亨利和我都没有薪水，所以身无分文，当船在码头停泊的时候，我们晚上便到姐夫莫菲特先生家借宿。我们的饭是在船上吃的。不，事实上应该说是我借住在姐夫家里，而不是亨利。他是在前半夜，也就是九点到十一点待在家里，在那之后便到船上去，为自己的早班做好准备。

        我做梦的那个晚上，他是十一点钟动身的。还照老规矩，跟家里人握了手，说了声再见。我要顺便提一下，用握手来表示再见，不仅是这家人家，也是这个地区的习惯——甚至能够说是密苏里州的习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过我们克莱门斯家的人吻过别人——只有一次例外。在汉尼巴尔家里，我爸爸病危的时候，他搂着我姐姐的脖子，将她拉过来，吻着她说：“让我死吧。”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还记得爸爸说了这些话后，紧接着喉咙里便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声音，这些话也便成了他的临终遗言了。按照我们家的习惯，人们总是在位于二楼的起居室说再见。从这间屋子下楼后，亨利便没有再做出什么其他的礼节性表示。不过这一次，我妈妈陪他到了楼梯口，又一次说了声再见。我认为，肯定是亨利神情中的某些东西感动了她，她在他下楼的时候一直站在楼梯口。当他走到门口时，先迟疑了一下，接着又爬上了楼梯，和妈妈再一次握了握手。

        在早晨醒来之前，我一直在做梦，那梦境非常逼真，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那确实就是真的。我在梦中见到了亨利的尸体，尸体被放在一具金属棺材里面，他身上穿的是一套我的衣服，胸前摆着一大束鲜花，那束花除了中间是一朵红玫瑰外，周围都是白玫瑰花，棺材被搁在两张椅子上。我将衣服穿好，朝门口走去，想进去看一下，不过我改了主意，因为我怕在那儿遇见妈妈会很难过。我想，不如等一会儿，在心理上为即将到来的考验做些准备。房子位于洛卡斯特街，穿过第十三条街再走一点儿路就到了。我穿过第十四条街，走到那个街区一半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件事其实一点儿都不真实——只不过是一个梦罢了。迄今为止，我还记得当时那种一刹那的欢乐与欣慰。我还记得当时自己仍然疑疑惑惑的，还是怕这一切是真的。我几乎是小跑着回到了家的，两三级一跳便上了楼，冲入了起居室。到那儿之后才又高兴起来，因为在那儿并没有什么棺材。

        我们依旧像从前那样，太平地开向新奥尔良——不，并不是特别太平。因为在下水的时候我同布朗先生吵起来了，结果，他要求我在新奥尔良上岸。反正我在新奥尔良总能找到活儿干。非常幸运地，我找到了看守货栈的活儿，时间是晚上七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每次可以拿到三块钱。这个活儿总是一连看三个晚上，每三十五天算一次。晚上九点下班后，亨利总是跟我一起看守。我们向来都是一起转悠瞎聊，直到半夜时分。这一次，我们要分开了，所以开船的前一天晚上，我对他进行了一些劝告。我说：“如果船出了什么事，不要惊慌——就让乘客们犯蠢吧——他们会有办法的——他们会留意的。不过你要冲到最上层甲板上面去，抓住位于左舷舵手室后的那唯一一条救生船，等候大副下达命令——这样，你就能够派上点用处。船被放下水后，尽量协助那些收容妇女和小孩上船，至于你自己则要注意没有必要混在里边。目前是夏天，按照惯例，河面只有一英里宽，你可以毫不费劲就游上岸了。”过了两三天的一个清早，当船到了孟菲斯下面的船岛时，锅炉发生了爆炸——后来发生的事情，在我的《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里都有记录。像我在那本书上写的那样，一天后，我乘坐在另一条船上跟在“宾夕法尼亚”号后面。每当靠一次岸，我们都要对有关那次不幸事件的消息进行打听，所以当我们到达孟菲斯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

        在一座大楼里，我见到了亨利，他正躺在铺在地板上的草垫子上。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三四十个被烫伤的人。一个没有头脑的人立刻告诉我说，亨利的肺里面有大量蒸汽，身上也被烫得很厉害，活不了太久了。人家还对我说，医生、护士正在全力抢救那些还有一线希望的人。因为医生和护士人手紧缺。所以对亨利和其他那些受了致命伤的人，只能在全力抢救那些需要急救的伤号的同时尽可能地捎带医治。但是，当地一位名叫佩顿的有名望且又心地慈悲的老医生对我表示了同情，他开始对亨利进行很得力的医治，一周左右便把亨利抢救了过来。他从没开过什么到后来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但是有一天到了晚上十一点钟，他告诉我说，亨利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会逐渐好起来的。接着他又说：“这里四处都躺着的这种可怜虫，他们半夜里会呻吟、喊叫，如果这种乱糟糟的吵闹声影响到亨利的话，对他是很不好的。因此可以让值班医生给他服八分之一厘的吗啡，不过必须是在有迹象显示亨利的确受到了吵闹后才能服用。”

        唉，后来的事就不用提了。值班医生是年轻人，还没有从医学院毕业，他们搞出了错误——他们弄不清楚多少才是八分之一厘，就凭着自己的想象干了起来，用刀刃一头堆着一大块让他服了下去，结果立刻便产生了致命的效果，我想他应该是清早的时候死的，这我记不太清了。他被送往了太平间，我离开了一会儿，去一家人家那里睡了一下，以便解除自己极度的困乏——恰好是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些事。本来为死者准备的棺材都是没有上漆的白松木棺材，但这一次，孟菲斯的一些太太们凑了六十块钱，买回了一具金属棺材。等我回来，走进太平间时，亨利已经躺在敞着口的棺材里了，他身上穿着一套我的衣服。我马上注意到，这里正一丝不差地再现着几个星期之前我做的那场梦——我想，只有一个细节我没有能够看到。不过马上这个细节就得到了弥补，因为这个时候，一位老太太带着一大束花走了进来，那束花中大多是白玫瑰，而中间是一朵红玫瑰。她将这束鲜花放到了他的胸口上。

        我认为自己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场梦的那些要点，因为这些都带有图画性质，而当图画生动的时候，那是容易被记住的，比所说的话和抽象的事实更容易被记住。自从我对那场梦进行讲述以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可至今我似乎还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幅幅图画又在这同样的房间里展现在我的眼前。我还没有完全将梦的情况讲述出来。好多东西还没有讲。换句话说，我还没有将关于梦实现的所有经过讲完全。我可以提一下在太平间那件事过后的一个细节。事情是这样的：棺材被我送到圣路易时，正是早上八点钟，我希望能够找到姐夫，所以奔到了他做生意的地方，但还是没有找到。因为当我走在去他店里的路上时，他却从家里去船上了。等我回到船上，那个棺材已经不见了，姐夫把它运回自己家了，我马上向家里赶去。等我到家，人家正将棺材从车上抬到楼上。我叫他们停了下来，我不想让妈妈看到死者那由于服用吗啡而一侧扭曲的面容。我到了楼上，见到了梦中所见到的那两张椅子。如果我晚来两三分钟，棺材便会被安置在这两张椅子上，那情景和我几星期前所梦见的丝毫不差。

        2

        1861年1月26日，当路易斯安那从北美合众国脱离出来时，我正在新奥尔良。第二天我便开始北上。一路上，每天都要通过由小船所组成的封锁线。全程的最后一个晚上，圣路易下面的杰弗逊兵营里的炮台打了两炮，将烟囱打穿了。六月份，在位于密苏里州的拉尔斯县，我参加了南军，跟从汤姆·哈里斯将军做陆军少尉，差一点有幸被俘虏于尤利塞斯·斯·格兰特上校。服役两周之后，我便辞职了，理由是不断的后退搞得我“筋疲力尽从而无法继续下去了”。

        此时，奥里昂还在他位于基厄卡克的那个承印零星印件的小印厂里苦干。他以及他的妻子同他妻子的家人住在一起——表面上是在这一家寄宿，但奥里昂从来都付不起食宿费。他的那个零星印件印刷所也几乎不需要人家付什么费，所以他在那里几乎是无所事事的。在他的脑子里，从来都弄不明白这个道理：只要是不获取利润的印刷的活都是越干越差，很快人们便将它看得一钱不值，顾客也会另找活做得好的人家，哪怕是价钱贵一些也没有关系。他的空余时间很多，于是便又将布莱克斯通捡起来了。甚至他还挂了块律师牌子，愿意为公众服务。那些日子里，他没能承办到一项业务，甚至一个主顾都没有捞到，虽然他很愿意免费代办法律业务，甚至连纸张笔墨都愿意奉送。

        他一直都是这么大方。

        不久后，他迁到一个距离河下游两三英里的名叫亚历山德里亚的小村庄。在那里，他再次挂了招牌。可仍旧还是没有人上门。这时候，他的生活遭遇了瓶颈，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不过此时我已经成为领港了，开始的每个月赚两百五十块钱，从那时候起我便开始接济他，直到1861年。当时还是林肯先生的首任内阁成员的爱德华·贝茨是他的老朋友，将他推荐到内华达准州做秘书。我和奥里昂搭乘横贯大陆的公共马车向这个州进发，那笔相当可观的旅费由我支付，我还将自己过去的积蓄随身带着——差不多是八百块钱——都是银元，分量很重，很累赘。除了这个，还有另外一件累赘，那便是一部重有一千磅左右的《大字典全书》，费用真够戗，因为对于那些超重的行李，马车公司是按两计价的。为超重的字典所花的钱足够我们一家人用好一段时间了——并且这本字典也不是一本好字典——上面没有一个新字——尽是那些诺阿·韦伯斯特幼年时候所使用的老掉牙的词汇。

        内华达准州的州政府简直是个有意思的动物园。州长奈是一位老练的政客，来自纽约——他是政客，但不是政治家。他长着一头白发。身体非常好。表情永远是和和气气的，非常讨人喜欢。他的眼睛嵌得很深，是棕色的，看上去炯炯有神，像当地人所说的那样，他的眼睛能够起到舌头的作用，将每一种感受、热情与情绪都表露无遗。在讲话的方面，他的眼睛要比舌头还厉害，而这就足以能够将问题说明了。因为本来他就善于说话，不管是私人谈话还是政治演讲。他人很机灵，一般都能透过事物表面来察觉到内部酝酿着的东西，而且还不至于让别人怀疑到他正在做什么。

        当那些成年人还在热衷于搞恶作剧时，实际上，他们的真实水平已经被反映出来了。他们未成年时那种狭隘、偏僻和愚昧的生活的影子被一直保留到了成年。那些像残羹剩饭一样的准则与理想仍旧被他们保留和热爱着。如果他们得以早日来到这个广阔天地的话，这些东西早就会被连同他们已逝的童年一起给抛掉了。这个准州里有很多爱恶作剧的人。本来我不想揭露这一点，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些人。不过我所说的倒确实是实话。但愿我能够将他们说得好听一些。假如我真能将他们说成是些夜间活动的盗贼或者偷马贼之类，倒也好了。我倒是宁愿这样说，但是我不能啊，这样说是与事实不符的。这些人爱搞恶作剧，我不想就这一点替他们打掩护。除了这些，他们都是些诚实的好人，值得尊敬，讨人喜欢。他们互相搞恶作剧，并且搞得很成功，也获得了喝彩，赢得了一些社会上的人的羡慕。很自然，他们热衷于玩大的，而州长正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但他们老是赢不了。他们试了几次，但是他们的这些企图被州长毫不费力地一一挫败了，并且还能像原来那样露出讨人喜欢的微笑，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最后，那些卡森城和弗吉尼亚城的恶作剧头头们串通在一起，想试试他们的才能加在一起能否战胜州长。因为这些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人们笑话的是他们，而不是他们恶作剧的对象。共有十个人凑在了一起，邀请州长去参加一个在那个年代极为稀罕的活动——醉蚝香槟酒会——在那个地区，这是少见的豪举，只是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实际上却非常少见。

        州长带我一起去参加了。他轻蔑地说：“这件事做得不高明。我才不会上他们的当哩。他们想将我灌醉，让我醉倒在桌子下面，供他们取乐。可惜他们不知道。我同香槟酒打了很多交道，一点儿都不讨厌它。”

        一直闹到清晨两点，这场恶作剧还没有见分晓。这个时候，州长依然从容不迫，他舒坦、高兴且又神清气爽，虽说早已喝足，以至于每次大笑，都不免笑出带有香槟酒味的眼泪来。而对于另外一方来说，那最后一个硬撑着的恶作剧者，也像其他伙伴一样，醉得像泥一样，滚到桌子底下去了。州长说：“萨姆，看起来这里不是个喝酒的地方。走，去别的地方，咱们再喝一点，然后上床睡觉。”

        州长手下有一个从他老家选区中的基层精挑细选出来的官方班子——一些曾在选举中为他出过力的老好人。目前这些人的报酬是微薄的薪水，付给他们的是根本不怎么值钱的绿背钞票。要想做到收支相抵，这些伙计们的生活可真是够艰难的了。奥里昂的薪水为每年一千八百块，这些钱甚至都不够用在他的辞典上。可是对州长手下这个班子进行照料的爱尔兰妇女，却每周只收每人十块钱的食宿费。奥里昂和我食宿都在她那里。由于花费并不多，所以我并没有动用从家里带来的银子。

        开始的时候，我在州里四处转悠，设法想要找到银矿。不过，从1862年年底或者是1863年年初起，我便前往弗吉尼亚城的《企业报》工作，那时候，我的新闻记者生活便开始了。不久即被派往卡森城对立法议会的开会情况进行报道。每周我都要给报社写一篇通讯，在星期天见报。可实际上，星期一的立法议程总是因为议员对通讯的抱怨而受到影响。他们提及了议员特权的高度，并大大地责难了通讯记者的批评，在对他进行指责时经常使用一些不太礼貌但经过他们精心挑选的词句，因为他们无法找到更简洁的说法。为了帮他们节省时间。不久，我便开始在通讯上使用密西西比河上测深员们使用的呼号“马克·吐温”这个名字。

        很快，奥里昂便博得了立法议会议员们的好感，这是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很难互相信任，或者信任其他的什么人，但是他们可以信任他。在那一带，他以诚实著称，可是这并没有带给他什么金钱上的好处，因为他没有去劝说或是吓唬议员们的本领。不过我的境遇与他不同。每天在议会里面，我都会根据经过仔细斟酌的是非标准，分别进行赞许与指责，而这些赞许或指责则每天早上都会被登在《企业报》的半个版面上。这样，无意中，我便成了有影响的人物。曾经，我还设法令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让本州里每个营业的公司都详尽登记自己的执照，不许有丝毫遗漏，这个记录应该交给准州秘书——也就是我的哥哥——保管。所有的执照措辞都一模一样。规定他有为了登记执照，每一百字收费四角，每一个证书收费五块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公路通行的特许申请，不过却没有所有权。不过这个特许的权利也必须登记付款。任何人都是一个开矿公司，所以必须因此而登记付款。这样，我们的生意就兴隆了。平均每个月的登记费高达一千块。

        奈州长经常性地不在州里。每隔一阵，他就喜欢去一趟旧金山，将准州里的那套生活摆脱掉，好好休息一下。因为他很得人心，所以没有任何人抱怨他。早年他在纽约或是新英格兰赶过公共马车，养成了记住人家的姓名、相貌和对旅客们进行迎合的习惯，这些都对他的政治生活很有帮助。在实践中，他将这套本领运用得特别好。等到州长任职满一年的时候，他早已同全州的任何人都握过手了。一年后，他再见到人家，也总是能够立刻认出来，并且还能将人家的名字叫出。全州总共两万人，全部都是他的私人朋友。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完全有叫他们都满意的把握。他不在州里的时候——他常常不在——奥里昂便会作为代理州长代行他的职务。很快，这个称号便被缩成了“州长”。克莱门斯州长的夫人便享有州长夫人的地位。在这个星球上，没有其他人同她一样享受这种称号。她很直率地想要成为社交界的领袖，以致人们干脆对她既不批评，也不妒忌了。身为州长夫人和社交界领袖，她希望拥有一座适合自己的住宅——一座和她地位相称的屋子——毫不费力地，她就说服了奥里昂为她造了这样一座房子。奥里昂非常听话，是个人家怎么说他就怎么干的人。他将这座房子造好，并将房子里的设备搞好后，总花费一共是一万两千块钱。在这个首府里，没有任何一家在式样和费用上能和他们相比。

        在奈州长的四年任期将要结束的时候，他肯离开纽约那个大州，来帮助对这个杂草丛生的贫瘠之地进行开发的秘密终于被发现了。他之所以出来去那里，就是为了可以做个参议员。目前的关键就是要将准州变成正式的州，他很容易地就将这点做到了。这么一片沙漠，再加上稀少的人口，本来是用不着搞一个州政府的，不过这些都不是问题，老百姓愿意，州长的把戏也就得逞了。

        显然，奥里昂的把戏也搞成功了，因为他凭借诚实，做到了像州长那样深得人心，并且有更充分的理由。但是紧急关头中，他与生俱来的反复无常的个性在不知不觉中冒了出来，结果引发了一场灾难。

        内华达这个新州中，每一个可以奉送的官职都各有一些候选人，除了两个职务之外——美国的参议员，即奈州长和州秘书奥里昂·克莱门斯。奈州长一定会将参议员的职位捞到手，奥里昂捞取州秘书的职位也会是稳稳当当的，因为除了他没有任何人被提名来充任这项公职。不过，在共和党召开代表大会进行提名的那天，他的道德观却突然发作了。奥里昂不肯向代表大会靠拢。不管人家怎样纷纷敦促他，对他进行劝说都没有用。按照他的说法，如果他到场，那将是向大家施加一种不公正也不适当的影响，只有这个提名是作为一种毫无污点、纯然自由的礼物来向他表示敬意，他才肯接受。本来他的这种态度，就足以令他没有什么指望了。并且在同一天，他的道德观还再一次突然发作起来，这样一来，结局就更加变得可想而知了。这么多年来，他习惯于将他的宗教信仰以及对戒酒的看法随便进行改变。一会儿他开始戒酒，并担任戒酒的宣传者，可是过了一会儿，他便又倒向了另外一边。在进行提名的这一天，突然间，他便又从对威士忌采取友好的态度——这种主张，在当时的社会上是流行的——转变为力主戒酒，并且自己也戒了起来。任凭朋友们如何劝说都不行。人家想劝他走进一家沙龙，但却劝不动。第二天早上的报纸刊载了入选提名人的名单。上面却没有他的名字。他没有得到哪怕是一票。

        在州政府成立时，他便没有了阔绰的收入。没有了职业，他总得想点法子出来呀。于是他便挂起了律师的牌子，但却没有主顾上门。这可真是奇怪。我真是解释不出来——但是，如果真是要我进行解释的话，我认为这是因为，按照他的天性，他会非常勤奋并且真诚地对案子的双方进行透彻的考察，以致当他讲完自己的论点论据时，不管是他自己，还是陪审员们，都会搞不懂他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照我看来，在向他陈述案情的过程中，他的诉讼委托人会清楚他的为人，并会接受他的劝告，及时撤回诉讼，以避免将要遭到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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