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一片乌云遮住太阳，寂静笼罩伦敦，压抑人的心灵。一切努力停止了。时光拍击着桅杆。我们就此停顿，我们在此伫立。唯有僵硬的习俗的枯骨支撑着人体的骨架，里面却空空如也，彼得·沃尔什喃喃自语；他感到身体被掏空，内部什么也没有。克拉丽莎拒绝了我，他站着沉思，克拉丽莎拒绝了我。

        好比一个女主人准时来到客厅，却发现客人已光临而为自己辩解那样，圣·玛格雷特教堂的钟声在诉说：我没有来迟。没有来迟，她说，现在正是十一点半；然而，尽管她绝对正确，她的声音却不愿显出个性，因为那是女主人一本正经的口吻。对过去的某种忧伤，对现在的某种关注，使她把个性隐藏。钟声在说：十一点半了。圣·玛格雷特教堂的钟声悄悄地钻入内心深处，消逝在一圈圈音波之中，仿佛是什么有生命的东西，要向自己倾诉衷肠，驱散自己，带着一阵幸福的颤抖去憩息——正如克拉丽莎穿着一身洁白的衣裳，随着钟声走下楼来，彼得·沃尔什心想。那便是克拉丽莎本人，他满怀激情、十分清晰而又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她，似乎这样的钟声多年以前就在室内回荡，他俩相对而坐，心心相印，共享那缱绻的良辰，又似采蜜归去的蜂儿，满载着千金一刻的柔情蜜意而离去。不过，是在哪一个房间？在什么时刻？当钟声敲响时，他又为何感到如此心花怒放？过了一会，当圣·玛格雷特教堂的钟声渐渐减弱，他想到她曾经患病，那钟声表示虚弱和痛苦。他想象，那是她的心脏病发作；最后一下钟声蓦地响亮有力，那是震撼生命的丧钟，克拉丽莎在她的会客室内应声就地倒下。不！不！他呐喊着，她没有死！我也不老，他呐喊着，迈开大步走上白厅街，似乎光明的未来展现在眼前，充满活力，永无休止。

        他丝毫不老，不顽固，也不乏味。至于他们那些人嘛——达洛卫喽、惠特布雷德喽，以及他们那一伙人对他的风言风语，他毫不在意——一点也不（虽然他有时确实不得不考虑，理查德能否给他找份差使）。他昂首阔步，举目凝望，朝着坎布里奇公爵的塑像瞪眼。他曾被牛津开除——那是事实。他曾经是社会主义信徒，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失败者——那也是事实。但是，他认为，文明的未来掌握在青年手中，就像三十年前他那样的青年；他们热爱抽象的原则，他们从伦敦订购书刊，一直寄到他们所在的喜马拉雅山峰之巅，他们研究科学，研究哲学。他认为未来就掌握在那样的青年手中。

        背后传来一阵响声，犹如林中树叶的窸窣声，接着又有一阵沙沙声，一种有规律的得得声，赶上了他，打乱他的思路，使他不由地迈开整齐的步伐，走上白厅街。一群男孩身穿制服，手执枪支，凝视前方，大踏步行进着；他们的手臂僵直，脸部表情活像刻在塑像底座四周的铭文——颂扬尽职、感恩、忠贞不渝、热爱祖国。

        彼得·沃尔什同他们保持步调一致，觉得这是很好的训练。然而，这些孩子看上去并不茁壮，大都很瘦弱，这些十来岁的男孩将来也许会站在放着一碗碗米饭、一块块肥皂的柜台后面。眼下他们却拿着从菲斯伯里街取来的花圈，准备献在空墓之前；他们神色庄重，与花圈相称，毫不掺杂声色犬马之乐或日常琐事之忧。他们已经宣誓。交通车辆尊重他们，货车都停下，让他们通过。

        当他们在白厅街上行进时，彼得·沃尔什感到自己无法跟上他们的步伐。确实如此，他们继续稳步前进，越过了他，越过每个行人，似乎有一个统一的意志统帅着四肢，而那千变万化和毫不缄默的生活，已被安置在纪念碑和花圈组成的台阶之下，由于纪律的约束，生活变成一具瞪大眼睛的僵尸，人们不得不尊重它，尽管可能嘲笑它，却不得不尊重它，他想。他们就这样迈步向前，彼得·沃尔什思忖着，在台阶边停滞片刻，他们经过所有高耸的黑色雕像：纳尔逊、戈登、哈夫洛克等伟大战士的雄姿矗立在他们的上空，高瞻远瞩；仿佛他们也曾同样地克己，牺牲（彼得·沃尔什感到，他也作出了伟大的牺牲），受到同样的诱惑的摧残，终于归结为顽石一般的呆视。然而，彼得自己根本不要这种目光，尽管他尊重别人的这种目光。他能尊重孩子们眼中的这种目光。孩子们继续向河滨大道行进，渐渐消失在他的视野之中；他想，他们尚未尝到人生烦恼的苦果——没有尝到我经历过的一切，他想；他穿过马路，站在戈登的雕像下，站在他童年时代的偶像戈登的雕像下；那将军交叉双臂，跷起一条腿，孤零零地伫立着——可怜的戈登，他兀自思量。

        除了克拉丽莎，还没有人知道他在伦敦。经过海上航行，他觉得大地仍然像个岛屿，正因为如此，他无法忍受那陌生之感——他孑然一身，生气勃勃而又默默无闻，独自于十一点半站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这意味着什么？我在哪里？而且，他想，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离婚看来纯属空想。他的情绪顿时低落，三种强烈的情感使他不胜怅惘：领悟，大慈大悲，终于产生无法抑制而尽善尽美的快感，它似乎是另外两种情感的产物；恍惚在他的脑海里，他人之手牵动了绳索，移动了百叶窗，而他自己，尽管超脱，却站在那无穷的大道的起点，要是他愿意，也可以向前，漫游一番。他已有好久没感到如此年轻了。

        他脱身了！完全自由了——就像摆脱了一种习惯的束缚时，心灵恰似一团任意喷射的火焰，左冲右突，仿佛即将冲出牢笼。我已有好久没感到这么年轻了！彼得心想，忘却了本来面目（当然仅仅须臾而已），感到自己像个跑出户外的孩子，在奔跑时看见老保姆弄错了窗口，在胡乱挥手。他穿过特拉法尔加广场，往干草市场街走去，迎面过来一个妙龄女郎，长得真迷人啊，彼得想道。当她经过戈登雕像时，彼得依稀觉得（他易动感情）她似乎脱下一层又一层面纱，终于成为他始终神往的理想的女人：年青而又大方，活泼而又稳重，皮肤黝黑却妩媚动人。

        他挺起身子，偷偷地摸了摸折刀，跟在那女郎后面，去寻求他心目中的女人，去寻求这种刺激，即便不是正面相遇，也好像给他带来光明，把他俩联结在一起，把他挑选出来，似乎那随意响起的辚辚车声透过神圣的手，轻轻地唤他的名字，不是叫彼得，而是他私下里称呼自己的小名。她戴着白手套，耸耸肩膀，叫一声“你”，只叫一声“你”。尔后，当她走过科克斯珀街上的登特商店时，风儿吹动她薄薄的长披风，散发出泛爱万有的仁慈，以及惆怅的温存，仿佛要张开双臂，去拥抱疲惫的众生……

        然而，她尚未嫁人，她年轻，很年轻，彼得思忖；他看见她戴一朵红色康乃馨，穿过特拉法尔加广场，当下花朵又在他眼中燃烧，使她的嘴唇显得猩红。她在街边等待。她身上有一种尊严，不像克拉丽莎那么世故，也不像她那么富裕。她开始行走时，彼得在心里琢磨：她是否体面呢？相当聪敏，生着蜥蜴那样吞吐自如的舌头，他想（他必须幻想，必须来一点儿小小的乐趣），她有一种冷静等待的智慧，才思敏捷的机智，而且，并不炫耀。

        她走动了，她穿过街道，他紧跟着她。他决不想令她窘困，但是，如果她停下来，他会说：“来尝一客冰淇淋吧。”她会十分简单地回答：“好吧。”

        可是，街上其他行人拦在他们中间，挡住了他，也遮住了她。他紧随不舍。她变幻莫测。她脸上泛起红晕，眼中闪出嘲弄的神色。他觉得自己是个冒险家，放荡不羁，眼明手快，胆大包天，是个地道的罗曼蒂克海盗（昨夜刚从印度归来），把所有那些繁文缛节置之脑后，对橱窗里陈列的黄色晨衣、烟斗、钓鱼钩都不注意，也不理睬什么体面喽、晚宴喽、背心下面穿白色紧身裤的衣冠楚楚的老头喽。他是个海盗嘛。她继续在他前面走，穿过皮卡迪利大街，走上摄政街，她的披风、手套和肩膀与商店橱窗里的穗子、花边和羽毛披肩交融在一起，构成华丽和奇异的气氛，它渐次缩小，从店里飘到街上，犹如夜晚摇曳的灯光，照射黑暗中的树篱。

        她欢笑地穿过牛津街和大波特兰街，转入一条小路，这当口，就在这当口，那关键的时刻即将来临，因为她这时放慢步子，打开手提包，朝他的方向瞟一眼，但并不注视他，那是告别的一瞥，既概括了全局，又得意扬扬地把它永远抛开。她已把钥匙插进锁眼，打开了门，消失得无影无踪！克拉丽莎的声音在他耳边回响：记住我的宴会，记住我的宴会。眼前这房屋是那种单调的红房子，悬挂着花篮，敢情是寻花问柳的青楼吧。这一番艳遇就此告终。

        “反正，我尝到了甜头，”他想，一边抬头看那摆动的花篮，里面栽着淡色天竺葵，心里想，我尝到了甜头。然而，他的乐趣——一下子粉碎了，因为他自己也很清楚，那多半是想入非非，与那姑娘开的玩笑只是空中楼阁，纯属虚构，他自忖，正如人们想象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给自己一个幻觉，虚构出一个她，创造一种美妙的乐趣和其他什么的。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与人分享——它已被粉碎，这很奇怪，却千真万确。

        他转身走上大街，想找个地方坐下，等待一会，再到林肯法律协会去——到胡珀—格雷脱莱事务所去。眼下该上哪儿呢？无关紧要。就沿着这条路往摄政公园方向走吧。他的靴子踩在人行道上，橐橐地响，好像说“无关紧要”，因为时间尚早，依然很早呢。

        况且，今儿早晨多美呀。街上到处洋溢着生活的气息，恰似一颗健全的心脏在跳动。没有笨拙的摸索，没有优柔寡断。汽车精确地、准时地、悄无声息地疾驶，急转，及时在门口停下。一位姑娘下了车，她穿着长丝袜，头戴羽饰，体态轻盈，可他并不感到她特别魅人（因为他已尝过甜头了）。彼得从打开的门口向大厅里望去，令人肃然起敬的管家、棕黄色的中国种小狗、黑白相间的菱形格子地板，白色帷幔迎风飘拂，这一切他都赞赏。归根结底，伦敦有一种独到之处：社交季节，社会文明。他出身于一个体面的盎格鲁—印度家庭，他的家族至少有三代之久都管辖一个次大陆（虽然他厌恶印度、帝国和军队，奇怪的是，他想，我对于这些竟会有这样的感情）。有时候，文明，即便是这种文明，也会使他感到亲切，好像是他的私有物；有时，他会为英国而自豪，也为管家，为中国种的小狗，为安逸的姑娘而自豪。他知道这很可笑，可是这种感觉依然存在。那些医生、实业家以及能干的女人忙于他们的事务，他们都准时、机灵、强壮，似乎都值得他钦佩，他们是一些可以信赖的人，是生活艺术中能急人所难的伴侣，由于种种原因，眼前的景象确实令人十分满意；他要在树荫下坐一会，抽一支烟呢。

        那边是摄政公园。不错，小时候他曾在摄政公园漫步——真奇怪，他想，怎么老是想起童年情景——兴许是见到了克拉丽莎的缘故，因为女人比我们更多地怀念过去，他寻思，她们把自己与一个个地方联系起来，与她们的父亲血肉相关——每个女人总为自己的父亲骄傲。布尔顿是个好地方，非常之好；不过，他想，我和她父亲、那老头怎么也合不来，有一天晚上，跟他吵得很厉害——争论一件事，究竟是什么，记不清了，大概是关于政治吧。

        是的，他记得摄政公园：笔直的大道，左边的小屋里出售气球，园内有一座怪里怪气的塑像，上面还有铭文哩。他要找一个空座位。他不愿被询问时间的人打扰（他觉得有点睡意蒙眬）。只见一位头发灰白、上了年纪的保姆，身旁童车里的婴儿已安睡——那儿他能找到最好的座位，便在保姆坐着的椅子的另一头坐了下来。

        忽然，他想起伊丽莎白走进房里、站在母亲身边时的情景，她的模样很别致，长得身材颀长，差不多已完全发育，称不上美貌，只能说漂亮，至多才十八岁吧。或许克拉丽莎与伊丽莎白关系并不好。“这是我的伊丽莎白。”——为什么那样说——为什么不简单地说“这是伊丽莎白”呢？——就像大多数母亲一般，企图掩盖真相而已。她过于相信自己的魅力，他想，她太自负了。

        浓郁柔和的雪茄烟雾渗入他的咽喉，带来凉爽之感；他把烟一圈一圈吐出，烟雾放肆地在空中凝集一会儿，蓝色的烟圈缭绕着——我今晚要找个机会，单独与伊丽莎白谈一谈，彼得心里打算——过了片刻，烟雾开始晃动，变成沙漏形，顶端尖细，渐渐消失了；烟雾的形状极为古怪，他想。突然，他闭上眼睛，费力地举起手把沉重的烟蒂扔掉。他的脑海里闪过颤动的树枝、孩子们的话声、零乱的脚步声，以及过往的行人、车辆或高或低的轰鸣，仿佛有一把大刷子，把这一切都平稳地扫入他的脑海。他越来越沉下，沉下，终于深深地陷入羽毛般柔软的梦乡中。

        头发花白的保姆重新拿起织针，彼得·沃尔什坐在她身旁温暖的座位上，打起鼾来。她穿着灰布衣裙，双手始终不倦地、平静地织着，看上去好像捍卫睡眠者权利的使者，又像一个精灵，黎明时分出现在天空与枝条构成的树林中。他好似孤独的漫游者，出没于小街深巷，触动了野蕨草，碰坏了大毒芹，蓦地抬头望去，只见道路尽头一个硕大的身影。

        也许因为深信自己是个无神论者，所以，当他偶尔像教徒那样，感到异乎寻常的激奋时，自己都觉得诧异。他想，除了思维，我们身外别无他物；那是一种愿望，渴求安慰与解脱，也渴求某种力量，能超越芸芸众生，那些可悲的侏儒，那些孱弱、丑陋而胆怯的男男女女。假如他能设想这种力量，赋予它女性的形态，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讲，她就存在于世上；他边思索边沿着小径彳亍，仰望苍穹和树枝，并迅速赋予它们女性的特征；又惊奇地注意到，她们变得分外端庄，仪态万方；微风吹拂枝桠，随着暗淡的树叶颤动，她们散播出仁爱、悟性和恩惠；过了一会，她们忽然飞腾上升，纵情狂欢，玷污了虔诚的外衣。

        正是这种幻觉，仿佛给孤独的漫游者带来装满果子的锥形大口袋，或在他耳边喁喁细语，犹如海妖的歌声在翠绿的波浪上回荡，或像一束束玫瑰花，向他迎面拂来，或如苍白的面孔浮出水面，引得渔夫在巨浪中使劲泅游，要去亲昵一番。

        正是这种幻觉永无休止地浮现，伴随着真实，却把她们的形态置于真实之前，使孤独的漫游者时常慑于她们的魅力，夺去他对大地的知觉和归去的愿望，给予他大致的安宁作为补偿，似乎（他走入林间曲径时就认为）所有这一切生存的渴望都单纯之极，万千事物融为一体，而这幻影，由天空和枝桠构成的形体，从汹涌的大海中升起（他年岁已大，五十出头了），宛如从波涛中可能推出一个倩影，通过她那高贵的手，倾注仁爱、悟性和恩惠。他兀自思量：让我们永不返回华灯之下吧，不再重返客厅，永不读完自己的书，再也不磕掉烟斗里的灰，再也不按铃唤特纳太太收拾杯盘；就让我勇往直前，赶上那硕大的幻影吧，她一昂头便会把我举到她的飘带之上，让我和其他一切都化为乌有哩。

        幻觉便是如此。孤独的漫游者很快踅出树林，那边，一个老妇人来到门口，举起手遮在额上，白围裙被风吹起，她也许在等待他归来吧。她似乎（看上去脆弱，其实强有力）要越过沙漠，去寻找她失去的儿子，寻觅一个被毁灭的骑手，去充当人间纷争中死去的儿子们的母亲。因此，当孤独的漫游者沿着村中小街踽踽而行时，妇女们站在那儿编织，男人们在园子里挖土，黄昏似乎预示着不祥；人们伫立不动，仿佛他们知道并且无畏地等待一种令人悚然的厄运，它即将把他们彻底毁灭哩。

        室内，在食品柜、桌子、放着天竺葵的窗台这些普通物品之间，女房东弯下身子，拿掉桌布，此时，她的身影在灯光下猝然变得柔美，成为可爱慕的化身，使我们不由得想拥抱她，只是因为想起了人情的冷漠，才克制了。她拿起果酱，放入食品柜：

        “今晚没有事了吗，先生？”

        可是，那孤独的漫游者向谁答复呢？

        在摄政公园里，那位上了年纪的保姆就这样在熟睡的婴儿身边编织，彼得·沃尔什就这样打着鼾儿。忽然，他猛地惊醒过来，喃喃自语：“灵魂死啦。”

        “上帝啊上帝！”他大声自语，伸展四肢，睁开双眼：“灵魂死啦。”这四个字同他梦见的某一个情景、某一个房间，以及某一段往事有关。梦境中，那情景、那房间和那一段往事变得更清晰了。

        那是在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在布尔顿，当时他正疯狂地爱着克拉丽莎。房间里有许多人，大伙喝完了茶，围坐在桌边说笑，房里洒满了橙黄色灯光，烟雾弥漫全室。他们在议论一个附近的绅士，他娶了女仆为妻，那人的名字他已忘却。总之，那人娶了女仆，还把她带到布尔顿来拜访——糟糕透顶！她浑身艳装，简直可笑。克拉丽莎学她的样子，说她像只“白鹦”。而且，那女人叽叽呱呱，唠叨个不停。克拉丽莎模仿她说话的样子。后来有人说——那是萨利·赛顿——要是知道她在婚前已有过一个孩子，是否会影响感情？（当时，在男女混杂的场合提这样的问题是够大胆的。）眼下，彼得脑海中重新浮现克拉丽莎当时的模样：她的脸顿时涨得通红，而且不知怎的扭曲了，她说：“哎，那我再不能跟她说话了。”这一下，坐在茶桌四周所有的人似乎都显得坐立不安，令人十分难堪。

        他并未由于她计较这一点而责怪她，因为在当年，像她那样成长起来的女孩子什么也不懂。但是，她的姿态叫他生气：她胆怯而又严厉，傲慢而又拘泥。他本能地说了句“灵魂死啦”——她的灵魂死了——从而给那时刻一个特定的意义，这是他惯常的行为。

        每个人都忐忑不安。当她说话时，每个人似乎都卑躬屈膝，然后挺起身来，显得异样。他还记得，萨利·赛顿当时活像个调皮的孩子，腓红着脸，俯身向前，想说话而又害怕。克拉丽莎确实会把人唬住的。（萨利是克拉丽莎最要好的朋友，常住在布尔顿，人很可爱、漂亮，皮肤黝黑。那时，她被认为是个十分大胆的女子，他经常给她抽雪茄烟，她就在卧室里抽。她不知是和什么人订了婚还是同她家里人吵了架，总之，老帕里对他俩都不喜欢，反而使他们的友谊加深了。）尔后，克拉丽莎站起来，脸上还带着对大伙生气的神态，借故独自离开了。她打开门时，那只毛茸茸的大牧羊狗跑了进来。她狂喜地搂住了狗。彼得觉得她好似在对他说——他知道这一切都针对着他——“我知道，你认为我刚才说的关于那女人的话非常荒谬，可是，你瞧我多么富于同情心啊，瞧我多爱我的罗勃！”

        他和克拉丽莎总是不必交谈便能息息相通，她能立刻感觉到他在批评她，于是她会作出一种明显的表示为自己辩解，就像这一回在狗身上大做文章——然而，从来都骗不了他，他总能看穿克拉丽莎。当然他并不则声，只是闷闷不乐地坐着。他们之间的争吵往往这样开端。

        她关上了门。顿时他变得异常抑郁。一切都显得徒劳——继续相爱，继续争吵，继续和好，有什么用呢？！他独自信步走去，在户外小屋与马厩之间漫步，观看马匹。（那地方简陋得很，帕里一家从不富裕，不过总有马夫和小马倌当差——克拉丽莎酷爱骑马——还有个老车夫——他叫什么名字？——还有个老保姆，他们叫她老穆迪或老古迪那样的名字。人们被领到一个小房间里去看她，里面放着许多照片和鸟笼。）

        那天晚上糟透了！他越来越感到郁闷，不仅为那件事烦恼，而是为了一切。更糟糕的是，他不能见到她，不能向她解释，不能把事情说清楚。他们的周围总是有外人——她却装得一如往常，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那便是她的可恶之处——这种冷漠、这种无动于衷，深深埋藏在她的心底；今天早晨，他和她谈话时又感到了这一点，她的内心深不可测。可是天知道他是爱她的。她有一种奇异的魅力，能拨动人的神经，对了，能把人的神经拴在琴弦上拨弄。

        为了让别人意识到他在场，他故意很晚才去吃晚饭，坐在老帕里小姐旁边，就是海伦娜姑妈，帕里先生的姐姐。按理说，她是晚餐的主妇。她披着白色开司米围巾，头靠着窗子，是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太太，对他却挺和气，因为他曾给她找到一种稀有花卉。她热爱生物学，老是穿着厚皮靴，背上黑色铅皮标本箱，出外采集标本。彼得在她身旁坐下，默默无言，一切事物似乎都从他身边溜过，他只是坐在那儿吃东西。晚饭吃到一半时，他才第一次迫使自己向克拉丽莎瞟一眼。她正和一个坐在她右边的青年交谈。猝然，他有一种预感：“她将会嫁给那个人，”他自言自语。那会儿，他甚至还不知道那人的姓名呢。

        达洛卫正是在那天下午光临的。克拉丽莎称呼他“威克姆”，一切便由此开端。有人把达洛卫带来作客，然而克拉丽莎记错了他的名字，把他称作威克姆，介绍给每个人。最后，他说：“我叫达洛卫！”——那是彼得对理查德的第一个印象——一位举止局促的金发青年，坐在躺椅上，脱口而说“我叫达洛卫！”萨利对这件事念念不忘，从此老是称呼他“我叫达洛卫！”

        那时，彼得总有各式各样的预感。克拉丽莎将会嫁给达洛卫，这一预感使他当下晕头转向，一蹶不振。在她对待达洛卫的态度中有一种——他不知该怎么表达——有一种轻松自如的神情，一种带有母性的温柔的情愫。他俩在谈论政治。在整个晚餐中，彼得试图听出他俩在谈些什么。

        他依然记得，后来他在客厅里，站在老帕里小姐的座位边，克拉丽莎像个真正的主妇，潇洒而优雅地走到他身边，要把他介绍给某人——她说话时的神气好像他是素不相识的陌路人。这叫他怒火中烧。不过，即便在那时，他仍然为此钦佩她。他佩服她的勇气、她的社交天才，佩服她能干，做事有始有终。他说她是“十足的主妇”。她听后全身一阵颤抖。他本来就想刺痛她嘛。看到她与达洛卫在一起之后，他一心只想叫她痛苦。于是她离开了他。他则感到，他们全都参与某种反对他的阴谋，在他背后风言风语，讥诮一番。他就这样站在老帕里小姐的座位边上，谈论着野花，仿佛他是泥塑木雕似的。他从没有、从来没有感觉这般痛苦！他甚至忘了应该假装听帕里小姐说话，最后，他总算惊醒过来，看见帕里小姐相当激动、愤怒，那双突出的眼珠凝视不动。他几乎喊出声来：我不能奉陪，因为我已堕入地狱啦！人们开始走出房间，他听见他们说要去拿外套，还说什么湖上很冷，等等。他们打算趁着月光在湖上泛舟——那是萨利的怪念头。他能听到萨利在描绘月亮。大伙儿都出去了。他被撇下了，彻底孤独。

        “难道你不想和他们一起去吗？”海伦娜姑妈问。可怜的老太太！她猜中了。他转过身子，只见克拉丽莎又走了进来。她是回来唤他的。他被她的宽厚、她的善良深深感动了。

        “来吧，”她说，“他们等着呢。”

        他一生中从未感到如此幸福！不用说一个字，他们就言归于好了。他俩走到湖边，在二十分钟里，他享受了无穷的欢乐。她的音容笑貌、她的衣裙（飘浮在水面上，红白相映）、她的神采、她的冒险精神，都叫他倾倒；她让大伙儿上岸，到小岛上去探险，她惊动了一只母鸡；她欢笑，她歌唱。然而，自始至终他十分清楚，达洛卫爱上了她，她也爱上了达洛卫；不过，这似乎无关紧要。什么都没关系。他俩——他和克拉丽莎——坐在地上絮絮而谈。他俩毫不费心便能互相了解对方的思绪。可是转眼间，一切都已结束。在他们上船时，他阴郁地自语：“她会嫁给那个人。”他丝毫不怀怨恨之心，但事情是明摆着的：达洛卫会娶克拉丽莎。

        达洛卫把他们划了回来。他默默无言，他们看着他蹬上自行车，开始那二十英里穿越树林的旅程，沿着车道摇摇晃晃骑去，挥动着手，消失在他们的视野内。不知怎么他显然本能地、极度地、强烈地感受了这一切：夜晚，爱情，克拉丽莎。达洛卫有资格获得她。

        而自己却不近人情。他对克拉丽莎的要求（现在他明白）毫无道理，他要求的是无法办到的事。他还跟她大吵大闹。如果他不那么荒唐，也许她仍会接受他，萨利就这么想。那年整个夏天，萨利都给他写长信：她和克拉丽莎怎样谈论他，她怎么称赞他，克拉丽莎又为何失声痛哭！真是个不平常的夏天——所有那些信件喽、电报喽、争吵喽——他一清早便赶到布尔顿，在四周徘徊，一直等到佣人们起床；早餐时同老帕里相对而坐，可怕之至；海伦娜姑妈又威严又善良；萨利把他带到菜园里谈话；克拉丽莎则卧床不起，说是头痛。

        最后一次争吵，发生在一个大热天的下午三点。他认为，那回可怕的争吵是他生平最重要的事情（这可能是夸大其辞——但如今回顾确实如此）。起因是小事一桩——萨利在午餐时谈到达洛卫，戏谑地称他“我叫达洛卫”；克拉丽莎听后骤然生气了，涨红了脸，以她特有的神情尖利地说：“这个无聊的笑话，我们听够了。”就这么一句话，可是对他来说，仿佛她说的是：“我只不过把你们当作娱乐的对象，我跟理查德·达洛卫才是知己哩。”他便是这样领会她的话的。好几个夜晚他都失眠。他对自己说：“这件事，无论如何总得解决。”于是他让萨利带给克拉丽莎一封短信，约她三点钟在喷水池旁相会。他在信尾草草写上：“发生了某种大事。”

        喷水池坐落在一个小灌木丛的中央，离宅邸很远，四周绿树婆娑。她来了，比约定的时间还早。他们隔着喷水池相对而立，一泓细流汩汩地从水池的喷口（已断裂）注出。那些情景多么深地铭刻在脑海中呵！譬如，他始终记得那葱绿的青苔。

        她毫不动弹。“把真情告诉我，告诉我，”他反复地说。他觉得前额快要炸开了。她看上去萎缩、僵硬。她一动也不动。“把真情告诉我，”他重复说。忽然，那老头布赖科普夫拿着《泰晤士报》探头进来，瞅了他俩一眼，惊奇得目瞪口呆，转身便走了。两人都伫立不动。“把真情告诉我，”他又说一遍。他感到自己在碾磨什么死硬的东西，她毫不屈服，像生铁，像燧石，浑身坚不可摧。他说了又说，泪水湿透了面颊，时光仿佛过去了几小时。最后，她说：“不行，不行，这是最后一次会面。”她的话像一记耳光，猛地刮在他脸上。她转身离开他，走了。

        “克拉丽莎！”他喊道，“克拉丽莎！”可她再也没回来，一切都完了。那晚他离开了布尔顿，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

        这太可怕了，他呐喊着，可怕，可怕极了！

        然而，骄阳依然炎热。人们依然会忘却往事。生活依然会一天天打发日子。他伸了个懒腰，开始注意到周围——从他童年起到现在，摄政公园没什么变化，仅仅多了些松鼠——但是，生活总该有些补偿吧，他想。小伊利斯·米切尔一直在拣小卵石，打算添入她和兄弟的收藏品中，把卵石都放在保育室的壁炉台上。眼下，她陡然抓了一把小卵石，猛地放在保姆的膝盖上，飞快地跑开，却又一下子撞在一个女人的大腿上，彼得·沃尔什放声大笑。

        另一方面，卢克丽西娅·沃伦·史密斯在自言自语：这不公平，为什么我该受苦呢？她沿着大路蹀躞，扪心自问。不，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她说，当下她已离开赛普蒂默斯身旁。他不再是赛普蒂默斯了，不然，怎么会坐在那边椅子上，说些生硬、残忍、恶毒的话，要不是喃喃自语，就是跟死人交谈；这当儿，那孩子撞在她身上，摔倒在地上，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这一下却给她分忧了。她扶起孩子，拍了拍小家伙的外衣，吻她，安抚她。

        回想起来，她自己没什么过错，她爱过赛普蒂默斯，她得到过幸福，她有过一个美满的家，她的姊妹仍然住在老家做帽子。为什么她该受苦呢？

        孩子径直跑回保姆那儿，雷西娅看见保姆责备她，又安慰她。保姆放下织物，抱起了她；同时，看上去很和善的那个男子把自己的表给她，让她打开，逗她乐儿——可是，雷西娅想，为什么我就该无依无靠呢？为什么不让我留在米兰？为什么我要忍受折磨？为什么？

        泪水使眼前的大路、保姆、穿灰衣服的男子以及童车，都微微晃动。她命中注定要受这个邪恶的虐待狂的摆布。这是为什么？她好比一只小鸟，栖身在一片薄薄的树叶之下；当树叶飘拂时，鸟儿对着阳光?眼，一根树枝的毕剥声也会使她惊吓。她举目无亲，被冷漠世界中的参天大树和团团乌云包围，毫无庇荫，备受折磨；然而，究竟为什么她该受苦呢？为什么？

        她蹙眉，她跺脚。她必须回到赛普蒂默斯身边，因为去看威廉·布雷德肖爵士的时间快到了。她必须回去告诉他，回到他坐的地方去。他趺坐在树下绿椅子上，自言自语，或与那死人埃文斯讲话。她只在一家商店里匆匆见过埃文斯一面。看来他像个温和文静的人，是赛普蒂默斯的知心朋友，在大战中牺牲了。不过，这类事情人人都会遇到。每个人都有朋友在大战中阵亡。每个人在结婚时都得做一些牺牲。她舍弃了自己的家，来到这讨厌的城市里。赛普蒂默斯老是想一些恐怖的事。要是她愿意尝试，她也能这么想的。他变得越来越古怪了，说什么人们在卧室的墙后窃窃私语。菲尔默太太认为这不正常。他的眼前还会呈现幻景——他在一棵蕨草中看见一个老太婆的头。其实，要是他愿意，他也能快活的。有一回，他俩坐在公共汽车上层，到汉普顿宫廷花园去，他就很高兴。草地上盛开小小的红花和黄花，他说他俩像飘浮的明灯，他有说有笑，信口编造故事。忽然，他说：“现在咱们来自杀吧。”那一刻，他俩正站在河边，他凝望河水，眼睛里那种神色，她以前也曾见过。当火车与公共汽车经过时，他眼中就会闪现这样的神色——似乎有什么东西使他着迷，她感到他似乎已不再在她身旁，于是抓住了他的手臂。但是在回家的路上，他却完全恢复了平静——非常通情达理。他会和她争论自杀的事，向她解释人是多么邪恶，还说什么他看得出街上行人边走边捏造谎话。他说他洞悉人们的思想，他对什么都了如指掌，还说，他参透宇宙的意蕴哩。

        然而，他们回家后，他几乎寸步难行。他躺在沙发上，要她握紧他的手，让他不致倒下，倒下，他狂呼，别让我掉入火海！他看见墙上露出一张张脸，对着他嗤笑，又用可怖而恶心的名字呼唤他，纱窗周围伸出一只只手，对着他指指点点。实际上，他们身边杳无人影。他却高声嚷嚷，一忽儿回答什么人，一忽儿争辩，哭呀笑的，激动万分，还要她一一记录，尽是些胡言乱语：死亡啰，伊莎贝尔·波尔小姐啰。她实在受不了，她要回家去。

        眼下，她离他很近，看得出他攥紧双手，凝望高空，喃喃自语。然而，霍姆斯大夫却说他什么病也没有。那么，究竟出了什么事呢？——为什么他要走开？当她在他身边坐下时，他为什么大吃一惊，对她颦眉，赶紧走开呢？还要捏着她的手，拿过来，恐惧地盯着，为什么？

        是否因为她把结婚戒指脱下了呢？“我的手瘦多了，”她说，“我把戒指放在皮包里了，”她告诉他。

        他放松了她的手。他俩的婚姻完蛋了，他痛苦地思量，但又感到宽慰。绳子已割断，他跨上了马，他自由了，正如命里注定的那样，他，赛普蒂默斯，人类的上帝，应当得到自由；他孤苦伶仃（因为他的妻子扔掉了结婚戒指，离开了他），他，赛普蒂默斯，孑然一身，在芸芸众生之中，首先被神明召唤，去谛听真理，领悟正道，经过文明社会的全部辛勤劳动——希腊人、罗马人、莎士比亚、达尔文，当今则是他本人——终于要完全传给……“传给谁呢？”他大声问道。“传给首相，”他头上的低语声回答他。绝密信息必须透露给内阁：第一，树木有生命；第二，世上没有罪恶；第三，爱和博爱；他在喘气，颤抖，喃喃自语，痛楚地吐露这些深奥的真谛，它们是如此深刻，如此玄妙，必须用九牛二虎之力才能阐明，但是值得，因为它们永远改变了世界。

        没有罪恶，唯有爱，他反复说道；他的手在摸索，寻找铅笔和卡片。这时，一只訇狗过来嗅他的裤子，他惊跳起来，恐惧万分：那条狗正在变成人！他不能注视这种怪事！眼看狗变人，太可怕啦，令人惊骇。顿时，那条狗跑开了。

        苍天神圣而慈悲，无限地宽宏。它赦免了他，宽恕了他的软弱。但是科学（因为人必须首先讲究科学）又是怎么解释的？为何他能透视身体内部，预见未来狗会变人呢？大概是热浪冲昏头脑而引起的吧，亿万年的进化已使脑子变得敏感。用科学来剖析，应该说肉体溶化了，超逸红尘了。他的身体经受百般磨练，最后只留下神经纤维，仿佛薄纱铺在岩石上。

        他背靠椅子，精疲力竭而获得支撑。他靠在椅子上，憩息，等待，而后又竭力地、痛楚地给人类讲解。他依稀躺在高耸入云之巅，在世界的屋脊上。大地在他脚下颤动。红花从他体内茁生，花朵的硬叶在他头边瑟瑟作响。这儿的岩石旁开始响起铿锵的乐曲，那是街上的汽车喇叭声，他咕哝着；但是在这里，乐声从一块岩石传到另一块岩石，宛如大炮轰鸣，音波向四处扩散，又在震荡中凝聚，形成平滑的音柱，冉冉上升（声音竟能为肉眼所见，这可是个新发现），成为一首赞歌，此刻它与牧童的笛声（其实是个老人在酒店门口吹小管乐的声音，他咕哝道）融合在一起；当牧童静静地伫立时，乐声便从芦笛内涌出；尔后，当他攀上更高的峰顶时，笛子发出了哀婉之声，如泣如诉，同时，车辆在他脚下行驶。赛普蒂默斯觉得，那孩子的哀歌交织在车马声中。须臾，他退隐至雪山中，身边盛开蔷薇花——那是在他卧室墙上的大朵红蔷薇，他提醒自己。音乐消逝了，他揣想，一定是老人得了钱，又上另一家酒店去了。

        然而，他自己仍待在嵯峨的岩石上，仿佛一个遇难的水手趺坐在礁石上。他寻思：我把身子探出船外，掉入水里。我沉入海底。我曾经死去，如今又复活了，哎，让我安息吧，他祈求着。（他又喃喃自语：这太可怕了，太可怕啦！）恍惚在苏醒之前，鸟语嘤嘤，车声辚辚，汇合成一片奇异的和谐；繁音徐徐增长，使梦乡之人似乎感到被引至生命的岸边，赛普蒂默斯觉得，自己也被生活所吸引，骄阳更加灼热，喊声愈发响亮，一桩大事行将爆发了。

        他只要睁开眼睛就好了，但眼皮上压得沉甸甸的，那是一种恐怖。他眯缝双眼，奋力挣扎，举目凝望，只见眼前的摄政公园。阳光闪烁，修长的光带抚弄着他的双脚。树木在婆娑起舞。大地恍惚在说：我们欢迎，我们接受，我们创造。大地恍惚在说：美。仿佛为了（科学地）证实美的存在，无论他往哪里看，无论他看的是房屋、栏杆，还是跨越栅栏的羚羊，美立即在那里呈现。他瞅着一片树叶在风中颤抖，只觉得心花怒放。天空中，燕子翩然掠过，飞翔，旋转，尽情地飞进飞出，萦回缭绕，却又像被松紧带所牵引，总是那么富于节奏；蝇儿飞上飞下；嘲弄似的太阳时而照射这片树叶，时而照亮那片树叶，心平气和地给绿叶蒙上一层柔美的金色；不时传来和谐的乐声（兴许是汽车喇叭声），洒在草茎上，发出神奇的丁冬声——这一切宁静而合理，均由平凡的事物所孕育；现在，这一切就是真理，现在，美就是真理。到处都洋溢着美。

        “时间到了，”雷西娅道。

        “时间”这个词撕开了外壳，把它的财富泻在他身心中；从他唇边不由地吐出字字珠玑，坚贞、洁白、永不磨灭，仿佛贝壳，又似刨花，纷纷飘洒，组成一首时间的颂歌，一首不朽的时光颂。他放声歌唱。埃文斯在树背后应声而唱：死者在撒塞里，在兰花丛中。他们始终在那里期待，直到大战终止。此刻，死者，埃文斯本人，显灵了……

        “看在上帝面上，别过来！”赛普蒂默斯嚷道，因为他不能正视死者。

        可是树枝分开了，一个穿灰衣服的人竟在向他俩走来。那是埃文斯！不过他身上没有污泥，没有伤痕，他没有变样。

        我必须向全世界宣布，赛普蒂默斯举起了手（当穿灰衣服的死者向他走近时），大声呐喊，恰如一个巨人，多年来独自在沙漠里悲叹人类的命运，双手压住前额，面颊上刻着一道道绝望的皱纹；眼下他却望见沙漠的边缘闪现光明，光点越来越大，照射那黑憧憧的鬼影（赛普蒂默斯从椅子上欠身而起），他背后匍伏着千百万人，而他，这巨人般的哀悼者，在一瞬间，露出大慈大悲的脸容……

        “我苦恼极了，赛普蒂默斯，”雷西娅说，试图让他坐下。

        千百万人在哀伤，千百年来众生都在悲痛。他要转过身去，片刻之后，只要再过片刻，他就会告诉人们这种慰藉，这种欢欣，这一惊人的启示……

        “几点钟了，赛普蒂默斯？”雷西娅又问：“几点了？”

        他却自言自语，他显得惊慌失措。那陌生人肯定会注意到他的举动，他在盯着他俩呢。

        “我会告诉你时间的，”赛普蒂默斯带着神秘的微笑，缓慢而困倦地对穿灰衣服的死者说。他含笑坐在椅上，当下，钟声敲响了：一刻钟——十二点差一刻了。

        彼得·沃尔什从他们身旁走过，心想，年轻人就是这样嘛，早晨刚过去一半便吵得这么凶——那位可怜的姑娘看上去心灰意懒，可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心中纳闷。那个穿大衣的青年跟她说了些什么，使她的脸色变得那么难看？在这样美好的夏日早晨，两人却都显得那么沮丧而绝望，他们卷入了什么难以摆脱的困境呢？有趣的是，阔别五年重返英伦，一切都变得新鲜了，好像他以前从未见过似的；无论如何，回国最初的几天里总有这种感觉：恋人们在树下口角，公园里弥漫着家庭生活的气息，伦敦从未如此迷人——向远处眺望，景色柔和、丰美、翠绿，一派文明的气象；从印度归来，这一切显得分外魅人；他在草地上边漫步边沉思。

        毫无疑问，这样敏感是他失败的原因。在他这把年纪，却还像个少女，易于情绪波动，莫名其妙地时而欢乐，时而颓丧，看见漂亮的面孔便会感到幸福，看到一个丑女人就会痛苦不堪。诚然，在印度住过后，碰到每个女人，他都会倾心。她们身上散发出一种朝气，即便最穷的女人也肯定比五年前穿戴得整齐多了；在他看来，当前流行的时装式样最惬意了：长幅的黑斗篷，纤细的身材，优雅的姿态；而且，人人显然都有化妆的习惯，真令人心醉呀。每个女人，甚至最受尊敬的女人，都有温室内玫瑰般的面颊，殷红的嘴唇，好似被刀子割过似的，加上黑色鬈发，处处都显示出艺术加工；无疑地，国内发生了一种什么变化。青年们在想些什么呢？彼得·沃尔什思索着。

        他揣想，那五个年头——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在某种程度上是关键的五年，人们变得异样了，报纸也和过去不同了；譬如，现在竟有人在一张正经的周报上公然谈论厕所。要是在十年之前，绝对不允许——这样公开地在有名的周报上谈论厕所。还有，在大庭广众之间，竟然掏出口红或粉扑，涂脂抹粉起来。在回国途中，船上有许多青年男女——他特别记得贝蒂和伯第——居然当众打情骂俏；年迈的母亲却兀自坐在一旁打毛线，看在眼里无动于衷。那姑娘竟会当着大家的面，在鼻子上扑粉哩；况且他们并未订婚，只是逢场作戏，双方都不伤感情。那个叫贝蒂什么的，真够老练呐；不过，在他看来，不失为一个好姑娘。到她三十岁的时候，她会成为好妻子的——在适当的时机她会嫁人，嫁给某个阔佬，住在曼彻斯特附近的一所大厦里。

        是谁这样做了呢？彼得·沃尔什思量着，拐弯走到大路上——是谁嫁了个有钱人，住在曼彻斯特附近的一所大厦里？那人最近给他写了封热情洋溢的长信，大谈了一通“蓝色的绣球花”。她是看到了蓝色绣球花才想起他和往事的——噢，当然是萨利·赛顿喽！是她——那个任性、大胆、浪漫的萨利！无论谁也想不到她竟会嫁给一个阔佬，去住在曼彻斯特附近的一所大厦里。

        但是，在过去的那些人中间，在克拉丽莎的那些朋友中间——惠特布雷德·金德斯利一家、坎宁安一家，以及金洛克·琼斯一家——萨利可算凤毛麟角。不管怎么说，她试图从正确的角度去看待人事，她总算看透了休·惠特布雷德的为人——那位令人钦佩的休——当时，克拉丽莎和其余的人都对他五体投地哩。

        “惠特布雷德一家吗？”她的话好像仍在彼得耳边回响。“他们是干什么的？煤商，可尊敬的生意人。”

        由于某种缘故，她厌恶休的为人。她说，休只想到自己的外貌。他应该是个公爵，那么他必定会娶个公主呢。诚然，在彼得认识的人中间，休对英国贵族怀有最特殊的、最本能的、最崇高的敬意，甚至克拉丽莎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喔，不过他真是个好人呀，那么忘我，为了母亲的欢心而放弃打猎——还记得她姨妈的生日，等等。

        说句公道话，萨利没有被这一切蒙骗。有一件事彼得记忆犹新。那是个星期天上午，他们在布尔顿争论女权问题（那个老问题），当下萨利勃然大怒，指责休代表英国中产阶级的一切最卑鄙的东西。她对休说，她认为，他对皮卡迪利大街上“那些可怜的女子”的境况负有责任——休，可怜的休，这位十足的绅士！——从没有人显得像他那样震惊！事后她告诉彼得，她是故意冒犯休的（那时她和彼得经常在菜园里会面，交换记下的信息）。“他不读书，不思考，麻木不仁。”彼得耳边又响起萨利用十分强调的语气讲的这些话。这种语气表达的内容远远超过她了解的情况。她说，小马倌也比休更有生气哩。他正是那种私立学校培养的典型，她说，只有英国这种国家才可能产生像他那样的人。由于某种原因，她确实对他鄙视透顶，对他怀有某种怨恨。曾经发生过一桩事——他记不清什么事了——是在吸烟室里。他侮辱了她——吻了她吗？真不可思议！当然，谁也不相信对休的任何坏话。谁能相信呢？在吸烟室里吻萨利！天晓得！如果是什么伊迪斯贵族小姐，或者什么维奥莉特夫人，那倒颇有可能，但决不会是那个衣衫不整、一文不名的萨利，何况她还有个父亲（兴许是母亲）在蒙的卡罗赌博呢。因为在他的相识者中间，休为人最势利——最爱拍马——其实他并非十足的马屁精。他这个人过于一本正经，不可能老是阿谀别人。把他比作第一流的侍从显然更合适——就是那种跟在主人背后提箱子的角色；可以放心地派他去发电报——对女主人来说，他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况且，他找到了差使——由于娶了个贵族小姐伊芙琳为妻，他在宫廷里得了个小差使：照料陛下的地窖，擦亮皇家用的鞋扣，穿着短外裤和有褶边的制服当差。在宫廷里干一份小差使！生活多么无情！

        他与那位贵族小姐伊芙琳结了婚，就住在这儿附近吧，彼得想（他注视着俯瞰公园的宏大建筑），因为有一次，他曾在其中一座房子里用过午餐，那里面有些陈设就同休所有的财产一样，在别人家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可能是放床单、毛巾等的柜子之类。你不得不走过去观赏一番——无论那是什么东西，你不得不花许多时间赞美它——不管是放床单的柜子，还是枕套，老橡木家具或者图画，休选择这些是从一首古老的歌谣得到的启示。不过，休的太太有时会露出马脚。她是那种不起眼的、胆小如鼠的女人，一味崇拜强有力的男子汉。她几乎被人忽视。然而，她会突然出人意表地讲起话来——讲得挺尖刻。或许，她还留着一丁点儿高贵的气派呐。燃煤的蒸汽使空气混浊，对她不太适宜吧。反正，他们就住在那儿，连同他们的床单柜、名画，以及配上地道花边的枕套，一年约莫有五千或一万英镑的收入；可是我，彼得思忖，尽管比休大两岁，却为找职业而困扰呢。

        他已五十三岁了，可还得求他们设法给他一份秘书的职务，或给他找个教孩子拉丁文的代课的工作，去忍受办公室里某个小官吏的差遣，仅仅为了一年能挣上五百英镑；因为，他要是娶了戴西，即便加上抚恤金，他们的收入也不能低于这个数目。惠特布雷德大概能帮他一把，达洛卫也能办到，他并不介意请达洛卫帮他忙。达洛卫是正人君子，只是有点狭隘，脑子不怎么灵活；这些都是事实，但他是彻头彻尾的正人君子。无论什么事，他都以同样刻板的理智去处理，没有半分想象力，也没有一丝才气，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优点，这是他一类人所共有的。他应该是个乡绅——搞政治完全是浪费他的精力。在野外养狗骑马，最能发挥他的长处。譬如有一回，克拉丽莎的长毛狗掉入陷阱，有半个爪子都撕裂了，克拉丽莎晕了过去，而达洛卫却把一切都办得妥妥帖帖——给狗儿扎上绷带，安上夹板，安慰克拉丽莎，叫她别惊慌失措。敢情这便是她喜欢达洛卫的缘故——她需要的正是这个：“啊，亲爱的，别傻了，握住这个——把那个拿来。”一边又不断对狗说些什么，好像它也是人哩。

        然而，她怎么能全盘接受他那一大通关于诗歌的议论呢？她怎么能听任他大谈特谈莎士比亚呢？理查德·达洛卫气势汹汹地大放厥辞，说什么正经人都不应该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因为念这些就像凑着小孔偷听（况且他不赞成诗中流露的那种暧昧关系），还说什么正派人不应当让妻子去拜访一个亡妇的姊妹。简直莫名其妙！唯一的办法是用杏仁糖塞住他的嘴——他是在晚餐桌上说的这番话。可是，克拉丽莎把他的谬论照单全收，认为他非常诚实，颇有独到之见。天知道她是否认为，达洛卫是她遇到的最有思想的人呐！

        这一点，又成了彼得和萨利之间的一根纽带。他们常到一个花园里散步，园子四周有围墙，栽着玫瑰花和大棵的花椰菜——他还记得萨利摘下一朵玫瑰，止步赞叹月光照耀下卷心菜叶多美（他好多年来从未想过这些往事，奇怪的是，昔日的情景竟然这么历历在目地涌上心头）；此外，萨利又恳求他把克拉丽莎带走（诚然她是半开玩笑地说），把她从休和达洛卫之流“不折不扣的绅士们”那里拯救出来，他们只会“扼杀她的灵魂”（那时萨利写了许多诗歌），只能使她成为一个主妇，滋长她的世俗感。不过，对克拉丽莎也应当公正。无论如何她不会嫁给休，她很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她的情感全部露在表面，而在内心深处，她却十分机敏——例如，在判断人的性格上，萨利远远不及她，这种能力完全出自一种女性的直觉，她具有女性特有的天赋，不管在何处，她都能创造个人的小天地。她走进一个房间，站在门口，周围簇拥着一大群人，就像他常看到的那样，但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却是克拉丽莎。并非是她与众不同，她一点也不美，没什么动人之处，谈吐也从不显得格外机智，尽管如此，她却令人难忘，令人难忘。

        不，不，不！他不再爱她了！不过，今天早上看到她拿着剪刀和绸片准备宴会之后，他无法抑制自己对她的思念；他的心头不断浮现她的倩影，仿佛坐在火车里，总是感到枕木的颠簸；诚然，这不是爱情，只是想念她，也批评她；事隔三十年，一切又重新开始，他试图剖析她的性格。显然她很世故，过分热衷于社交、地位和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都是真实的，她本人曾向他承认过。（只要你不厌其烦，总是能从她那儿了解到真情，她不会撒谎。）她会说，她讨厌衣衫不整的女人，讨厌思想保守和一事无成的人——大概就像他那种人吧；她认为，人们没有权利游手好闲，懒懒散散，无所事事；人必须干一番事业，出人头地；在她看来，在她的客厅里见到的社会名流、公爵夫人和白发苍苍的老伯爵夫人，象征着某种实际的权势，而他却认为这批人毫无价值可言。有一回她说，贝克斯巴勒夫人体态轩昂（克拉丽莎本人也同样，她决不会懒洋洋地斜靠着，总是挺直身子，其实有点僵硬）。她说，那些名流体现了一种勇气，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敬佩这种勇气了。当然，其中不少是达洛卫先生的观点，诸如热心公益、大英帝国、关税改革、统治阶级的精神，等等，所有这些对她潜移默化，熏陶颇深。尽管她的才智超出达洛卫两倍，她却不得不用他的眼光去看待事物——这是婚姻的悲剧之一。虽然她自己也有头脑，却老是引用理查德的话——好像人们读了晨报以后，还无法确切了解理查德在想些什么似的！譬如说，举行这些宴会都是为了他，或者可以说，为了她理想中的他（其实，替理查德说句公道话，他要是在诺福克乡下务农会更愉快些）。她把家里的客厅变成一种聚会的场所，在这方面她简直有天才。彼得曾屡次看见她庇护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摆布他，转化他，教他觉醒，送他踏上人生的历程。诚然，无数干巴巴的人都聚集在她周围。但是，也会突然冒出几个意想不到的人物：有时出现一位艺术家，有时是一位作家，这类人同那种气氛格格不入。并且，这一切后面还有一整套的探亲访友，留赠名片，待人以礼，带着一束束鲜花与小礼品到处奔走；比如，某某人要到法国去了——就得送只气垫给他；像她这种女人投入的无休止的社交活动，确实令人身心交瘁，她却真心诚意地乐此不倦，乃是出于天性吧。

        奇怪的是，在他熟识的人中间，她是最彻底的无神论者，也许（她在某些方面令人一眼见底，在另一些方面却十分难以捉摸，以前他惯于用这种想法去解释她的为人）她对自己这么说：既然我们的民族被锁在即将沉没的船上，注定要灭亡（她少女时代最爱读赫克斯利和廷德尔的著作，两人都爱用海上生涯的比喻），既然这一切只不过是可怕的笑话，就让我们至少尽一份力吧，减轻我们同室囚徒的痛苦（又是赫克斯利的语言），用鲜花和气垫装饰地牢，尽可能保持体面吧。那些凶神恶煞，不能让他们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她认为，神始终在利用每一个社会去伤害、妨碍、摧毁人的生命，但是只要你举止端庄，不失大家闺秀的风范，那么神的威力就会大受挫折。她那种心情完全是受了西尔维亚之死——那件可怕的事——的影响。克拉丽莎老是说，目睹自己的亲姐妹被一棵倒下的树压死（那全是贾斯廷·帕里的过错——全怪他不小心），足以使你愤世嫉俗；当时西尔维亚也正当豆蔻年华，又绝顶聪敏，在姊妹中最为出色。或许，后来克拉丽莎不那么愤慨了；她认为没有什么神，也不是任何人的过错；这样她就形成了一套无神论者的宗教——为善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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