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她生活得很幸福。她天生就喜爱生活的乐趣（虽然，天晓得，她也善于掩饰内心；尽管与她相处多年，他仍经常感到，自己对她的了解还相当肤浅）。不管怎样，她并不怨天尤人，也没有贤妻良母那种令人反感的美德。她几乎什么都喜欢。倘若你和她在海德公园散步，她会醉心于一丛郁金香，一会儿对童车里的一个小孩发生兴趣，过一会儿又心血来潮，临时编造什么荒唐的戏剧场面。（假如她认为有些恋人不幸福，她很可能去安慰他们呢。）她有一种了不起的喜剧感，而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她把时间都消磨殆尽，午宴、晚宴，举办她那些永无休止的宴会，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或者言不由衷，从而使脑子僵化，丧失分辨能力。她会坐在餐桌的首席，煞费心机应酬一个可能对达洛卫有用的家伙——他们对欧洲最无聊的琐事都了如指掌——或者，伊丽莎白走了进来，一切又得围绕她转。伊丽莎白在中学念书。上一次彼得到她家去的时候，伊丽莎白还处在不善于辞令的阶段。她是个脸色苍白、眼睛圆圆的姑娘，生性缄默、迟钝，压根儿不像她的母亲。她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任凭母亲小题大做一番，然后问道：“我可以走了吗？”好像她只是个四岁的孩子呢。克拉丽莎解释道，伊丽莎白是去打曲棍球的，声调中混合着愉悦和自豪，这种感情看来是达洛卫本人在她心中激起的。现在伊丽莎白可能已经“进入社交界”，因而把他看作思想守旧的老头，嘲笑她母亲的朋友。唉，这也没什么。彼得·沃尔什一手执着帽子，走出摄政公园，心里想，老年的补偿只有一点：虽然内心的热情依然像往昔一般强烈，但是获得了——终于获得了——给生命增添最可贵的情趣的力量——掌握生活经验的力量，在阳光下慢慢地使生活重现的力量。

        这是可怕的自白（他又戴上帽子），可他如今已五十三岁了，几乎不需要伴侣。生活本身，生活的每一刻、每一滴，此时此地，这一瞬间，在阳光下，在摄政公园内，够满意了。实际上，过于满足了。既然一个人已获得这种力量，就会可惜人生太短促，难以领略所有的情趣，难以汲取每一滴欢乐、每一层细微的意蕴；两者都比以往更为充实，更不带个人情调。他再也不会经受克拉丽莎给他的那种痛苦了。因为，在一段时间里，连续好几个小时，（上帝保佑，他可以这样说而不致被人窃听！）连续好几个小时、好几天，他丝毫没有想念过戴西呐。

        难道这是因为他依然恋着克拉丽莎？他回想起昔日的痛楚、折磨和满腔的激情。这一回可截然不同，比以前愉快得多。当然，事实上，现在是戴西爱上了他。兴许，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他在轮船启航后，竟会觉得一阵奇异的安慰，只想独自清静一下，其他什么也不要；而且，在船舱里看见戴西费心给他准备的小礼物——雪茄烟、笔记本、航海用的小毡毯——他竟会感到厌烦。任何老实人都会说：五十出头的人不需要伴侣了；他再也不想讨好女人，说她们很美了；年过半百的人，只要他们是诚实的，大多会这么说，彼得·沃尔什思量着。

        然而，这些令人震惊的感情流露——今天早上猝然流泪，那是什么缘故呢？克拉丽莎会怎么想呢？敢情认为他是个傻瓜吧，并且不是第一次这么想。这一切归根结底是由于嫉妒，这种心理比人类任何一种情感都持久，彼得·沃尔什思忖，手里握着小刀，手臂伸得笔直。戴西在最近来信中说，她曾去看过奥德少校；他知道她是故意写上这一笔的，为了要他妒忌；他想象得出她蹙眉写信时的模样，她心中捉摸着怎样才能刺伤他的心。然而，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他感到怒不可遏！他跑回英国来找律师调停，这一番闹哄哄的忙乱并非为了娶她，而是为了不让她嫁给别人。这正是由于妒忌之心在折磨他。当他看到克拉丽莎那么镇静、冷淡，那么专心地缝裙子之类的衣服时，也正是妒忌心触动了他；他意识到，她原来可以让他不受痛苦，但恰恰是她，使他变成一个哭哭啼啼的老家伙。不过，他兀自寻思，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激情；想到这里，他阖上了折刀。女人不理解激情对男人意味着什么。克拉丽莎委实冷若冰霜。她会坐在沙发上，在他身边，让他握着她的手，甚至主动吻一下他的面颊——他走到了十字路口。

        有什么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一种纤细、颤抖的声音，像气泡一般不断冒出，了无方向，毫无活力，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只是轻微地、尖利地飘荡着，听不出丝毫人间的意味：

        听不出这声音是年轻人的还是老人的，男的还是女的；仿佛是一个古老的温泉喷射的水声，就在摄政公园地铁站对面一个高高的、不断震动的形体里传出来，它形似漏斗，又似生锈的水泵，也像随风飘曳的枯树，光秃秃的，永远长不出一片绿叶，任凭风儿在枝桠中穿梭，唱起：

        枯树就在那永无止息的微风中摇曳，晃动，发出一阵阵窸窣声和呜咽声。

        在所有的岁月里——当人行道上布满青草，成了一片沼泽，历尽长毛象与象牙的世纪，历尽太阳静静升起的世纪——受尽创伤的女人——她穿着裙子——右手裸露，左手贴在身边，伫立着，唱起爱情的颂歌——她歌唱持续百万年的爱、亘古不灭的爱。她轻轻地唱起了她那死去几百万年的情人。几百万年前，她的情人曾和她在五月里并肩漫步；然而她记得，尽管光阴如夏日一般漫长，遍地盛开火红的皱菊，随着岁月的消逝，他离开了人间；死亡的巨镰砍倒了巍巍群山，终于，她那苍老和花白的头埋在已变成一块冰碴的大地中；她祈求诸神，把一束紫石南放在她身旁隆起的墓地上；最后一轮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残照坟茔，因为到那时，宇宙的盛典行将告终了。

        当这首古老的歌在摄政公园地铁站的对面传播时，大地似乎仍然郁郁葱葱，繁花似锦；尽管那歌声出自下里巴人之口，仿佛从地上一个泥泞的洞口传出，同纷乱的杂草和树根纤维纠结在一起，然而，那首古老的歌宛如冉冉浮起的气泡和淙淙的流水，浸透了无穷岁月的互相缠绕的根茎，浸透了白骨和宝藏，流水潺潺，汇成一条条溪涧，流过人行道，流过马里勒柏恩大街，又往下向尤斯顿大街流去，滋润大地，留下一星湿漉漉的斑点。

        那历尽沧桑的老妪，好似生了锈的唧筒，她仍然记得，在遥远的古代，在五月里一个艳阳天，她曾与情人并肩漫步；如今只落得伸出一只手乞讨铜钱，另一只手紧紧攫住身侧；一万年之后，她依然会在那里，回想起在一个五月的艳阳天，她曾去漫步，如今唯有海水奔腾了；至于跟谁一起漫步却无关紧要——反正他是个男子，噢，真的，他是曾经爱过她的男子。然而，时光的流逝使那邈远的五月的艳阳天变得朦胧了，一朵朵鲜艳的花瓣罩上了银灰色的冰霜；她恳求他（就像她此刻毫不含糊地乞讨一般）：“用你那甜蜜的眼神注视着我的眼睛吧。”可惜如今她再也看不见那褐色的眼珠、乌黑的胡子和晒红了的面孔，只看到一个影影绰绰的身影，隐约闪现；她仍然以年逾古稀的人特有的、小鸟一般清新的神志，婉转地抒唱：“把你的手给我，让我温柔地抚摸吧；”（彼得·沃尔什不由地给了这可怜的老妪一枚银币，然后坐上出租汽车。）“即使被人看见又有何妨？”她问道，一面攥紧手，含笑地，把银币放入口袋；一双双好奇地凝视的眼睛似乎都不见了，过去的世世代代也随之消逝——人行道上熙熙攘攘，中产阶级的绅士淑女们匆匆地奔波——就像树叶被踩在脚下，被那永恒的春天所浸润，淹没，定型——

        “可怜的老婆子，”雷西娅·沃伦·史密斯说。

        啊，可怜的悲惨的老婆子，她说。她站在街边等待，准备穿过马路。

        倘若这是个雨夜？倘若那老妇人的父亲，或者在她生活如意时认识过她的人，凑巧经过这里，看到她落魄的模样，会怎么想呢？她在什么地方过夜呢？

        永不泯灭的游丝般的歌声欢欣地、几乎快活地渐渐飘入空中，犹如农舍烟囱里的炊烟，袅袅升起，裹住了洁净的山毛榉树，化成一缕青烟，在树端的叶子中飘散。

        “即使被人瞧见又有何妨？”

        连续几星期以来，雷西娅都闷闷不乐，因此，她对四周发生的一切都有感触，有时候，看到面目善良的人们，她几乎觉得必须在街上拦住他们，只是为了告诉他们：“我不幸福呢”；而那老妇人在街上唱着“即使被人瞧见又有何妨？”的歌，使她忽然感到一切都会好转。她和丈夫正要去见威廉·布雷德肖爵士；她觉得那医生的名字听上去就很舒服，他肯定会立即治愈赛普蒂默斯的病。这时，过来了一辆啤酒厂的大车，灰色马的尾巴上插着鬃毛般的稻草，竖得笔直，还有新闻招贴。她感到，不幸福的感觉完全是愚蠢的梦幻。

        就这样，赛普蒂默斯夫妇穿过马路；他们究竟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有什么特征会引起一个过路人猜测：这个年轻人的胸中深深地藏着人世间最重要的启示？并且，有没有人会想到，他是人间最幸福而又最悲惨的人？也许他俩比其他人走得慢些，那男的显得有些迟疑，趑趄不前；但是，对于多年来没有在工作日的早晨到过伦敦西区的职员来说，还有什么比仰望天空、左顾右盼更为自然呢？波特兰街似乎是他进入的一个房间，那里的人都已出外，吊灯悬挂在粗布袋里，管家拉开了长帘的一角，让一道道修长的光束照进室内，照在样子古怪的空椅上；她向参观的游客介绍，这地方多么美妙，多么美妙；可是又多么奇怪，他想。

        从外表看，他兴许是个职员，一个高级职员，因为他穿着棕色皮靴；他的手表明他颇有教养，他的侧影也给人这种感觉——棱角分明，挺大的鼻子，睿智而敏感，可是他的嘴唇却显得松弛，不太相称；他的眼睛（同多数人一样）没什么特点，不过是淡褐色的大大的；总的说来，他是介乎两者之间的边缘人物：或许他最后会搬入珀利区的一座邸宅，还拥有一辆汽车；兴许一生都在陋巷里租一间小公寓；总之，他是那种靠自学得到一半教育的人，他的学问全都从公共图书馆借阅的书中获得；他写信给一些著名的作家，遵照他们的劝告，每晚工作之余都要读书。

        至于生活中的其他经验，就是人们独自在卧室或办公室内，在田野或伦敦街头散步时感受的经验，他均已通晓；他从小就离乡背井，因为母亲欺骗了他，因为他好多次没洗手就下楼去喝茶，因为他看出在斯特劳德，诗人没有前途；于是他便到伦敦去，只告诉了亲信的小妹妹，并留下一封可笑的短信，就像大人物写的那样；只有当他们经过奋斗而成名之时，普天下的人才会来拜读他们的留言。

        伦敦容纳了成千上万名叫史密斯的青年，但对于赛普蒂默斯之类奇特的名字毫不在意；父母给孩子取这样古怪的名字，意欲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他住在尤斯顿大街附近，有过形形色色的经历。譬如，在两年之内他那红润、稚气、椭圆的脸就变得又尖又瘦，充满敌意了。可是对于这一切，即使最善于观察的朋友能说些什么呢？除非像园丁早晨打开花房的门，看到他种的花儿又有一朵开放时所说的：花开了！那是虚荣、野心、理想主义、激情、孤独、勇气和惰性这些常见的种子培育出的异葩，所有这一切混合起来（就在尤斯顿大街附近的斗室内）使他感到怯懦，说话结结巴巴，使他渴望提高修养，也使他爱上了伊莎贝尔·波尔小姐，她在滑铁卢大街讲解莎士比亚作品。

        他不是有点儿像济慈吗？她思忖着，考虑如何使他欣赏《安东尼和克利奥佩特拉》以及其他莎士比亚戏剧；她借书给他，写给他一些短简；在他心中燃起生平唯一的烈火，并不产生热量，仅仅在波尔小姐身边闪烁金红色火焰，无限幽雅而飘渺；背景是《安东尼和克利奥佩特拉》，滑铁卢大街。他觉得她很美，相信她才智超群，无瑕可击；他在幻梦中思念她，写诗奉献给她，而她却忽视其中眷恋之情，只用红墨水笔替他改错；有一个夏夜，他瞧见她穿着绿裙在广场散步。“花开了，”园丁要是打开门可能会这样说，换句话说，要是园丁在任何一个夜晚，约莫同样的时刻，走进房来，看见他在写作，看见他把写的稿子撕掉，看见他在凌晨三点写完一部巨著，奔到街上溜达，参观教堂，有的日子禁食，有的日子痛饮，贪婪地读莎士比亚、达尔文的著作，以及《文明史》和萧伯纳的作品。

        布鲁尔先生知道史密斯出了什么事。布鲁尔先生在西布利和阿罗史密斯公司当总干事，那公司经营拍卖、估价和地产买卖。他认为，史密斯出了什么事了；对这个年轻人，他有慈父般的感情，对史密斯的才能他高度评价，并且预言在十年至十五年内，他会成功地坐上经理室中阳光照耀的皮靠椅，四周环绕着存放契约等文件的箱子。“只要他保持身体健康，”布鲁尔先生道。可是，史密斯看上去弱不禁风——这是个隐患；于是他建议史密斯去踢足球，锻炼身体，还请他吃晚饭，而且考虑推荐他提薪，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推翻了布鲁尔先生的大部分计划，夺走了他手下最能干的年轻人。欧洲大战的魔爪是如此阴狠，如此无孔不入，终于把一座谷物女神的石膏像砸得粉碎，在天竺葵花床里炸出个大洞，还把马斯威尔希尔区布鲁尔先生家的厨师吓得神经错乱。

        赛普蒂默斯加入了第一批自愿入伍者的行列。他到法国作战，为了拯救英国；在他的头脑中，英国这一概念几乎完全是莎士比亚戏剧，以及穿着绿裙子在广场散步的伊莎贝尔·波尔小姐。在法国战壕里，他的身心立刻发生了一种变化，也就是布鲁尔先生建议他踢足球时设想的变化；他变成了雄赳赳的男子汉，得到晋升，还受到长官埃文斯的青睐，甚至钟爱。事情活像两条狗在火炉前地毯上嬉戏；一条小狗耍弄一个纸球，咆哮着猛扑上去，不时咬一下老狗的耳朵；那老狗则懒洋洋地躺着，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炉火，伸出一只爪子，转身慈爱地吠叫几声。他们形影不离，分享一切，又争吵，打架；然而，当埃文斯（雷西娅和他只有一面之缘，称他是个“文静的人”，他体格健壮，一头红发，在女性面前相当木讷），当埃文斯于停战前夕在意大利牺牲时，赛普蒂默斯却显得无动于衷，甚至没有看作一场友谊的终止，反而庆幸自己能泰然处之，颇为理智。战争教育了他。战火是壮观的。他已经历全部过程：友情、欧洲大战、死亡，得到过晋升，年龄不满三十，肯定会活下去。这一点，他预料得不错。最后一批炮弹也没有击中他。他冷漠地眼看它们爆炸。和平降临之时，他正在米兰，被安顿到一个旅店老板家去住，那儿有一个院子，盆里栽着鲜花，小桌子放在空地上，老板的几个女儿在做帽子。有一天晚上，他与这一家的小女儿卢克丽西娅订了婚，当时意识到自己感觉麻木，因而惊恐万分。

        一切都已结束，停战协定已经签订，死者亦已埋葬，可是，他却被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怖所笼罩，晚上尤其可怕。他丧失了感觉的能力。那些意大利姑娘坐在房里做帽子，他打开她们的房门，便能看到她们，听见她们的声音；小盘子里盛着彩珠，姑娘们在彩珠中间搓金线；她们把硬麻布制的模型左右转动，桌上堆满了羽毛、金属饰片、丝绸和缎带，剪刀碰着桌面，发出嘎嘎声；可是他有一个缺陷，丧失了感觉的能力。不过，剪刀的嘎嘎声、姑娘们的笑声，以及帽子的制作过程，这一切保护了他，保证了他的安全，给了他避难之处。可他不能整夜坐在那儿。他在清晨时常失眠。床在坍塌，他在往下掉。嗬，只要求得剪刀，灯光和硬麻布模型所保障的安全就行了！于是他请求卢克丽西娅嫁给他，她是两个女孩中较年轻的，活泼而轻佻，长着艺术家特有的纤细的手指，她会经常翘起手指说：“奥妙尽在其中呢。”丝绸、羽毛，还有其他一切，在她的手指拨弄下都富有生命。

        “帽子才是最重要的，”当他们一起去散步时，她会这么说。她会仔细观察一路上看见的每一顶帽子，观察斗篷、衣裙以及妇女们的风度。她批评衣冠不整，也反对浓妆艳抹，但不带恶意，只是以手势表示不耐烦，就像一个画家把刺眼的赝品从眼前拿开时所做的手势，尽管那些假冒的画匠显然并无恶意。此外，卢克丽西娅会宽厚地而又带着批评的眼光，称赞一个装束得恰到好处的女店员，或者以行家的目光，满腔热情、毫无保留地对一位刚下马车的法国太太赞叹不已。那位女士穿着灰鼠皮大衣、罩袍，戴着珍珠首饰。

        “太美了！”卢克丽西娅低声说，一边用手肘推了推赛普蒂默斯，叫他也看。还有“美食”，陈列在玻璃橱窗后面。他却感到食而无味（雷西娅爱吃冰淇淋、巧克力一类的甜食）。他把杯子搁在大理石小桌上，不想吃。他望着街上的人群，他们似乎很幸福，聚在街心，高声叫嚷，嘻嘻哈哈，莫名其妙地争论不休。他却食而不知其味，感觉麻木。就在茶室里，置身于茶桌和喋喋不休的侍者中间，那骇人的恐怖攫住了他的心灵——他失去了感觉的能力。他能推理，也能阅读，例如，他能毫不费力地读懂但丁的作品（“赛普蒂默斯，你一定要把书放下，”雷西娅说，一面轻轻地阖上《神曲·地狱篇》）；他能算清账目，头脑十分健全；那么，肯定是社会出了差错——以致使他丧失了感觉力。

        “英国人真是沉默寡言，”雷西娅道。她喜欢这样，她说。她敬重那些英国人，也想看看伦敦，看看英国的骏马和裁剪入时的衣服。她有一个姨妈嫁给了英国人，住在索霍；她还记得，姨妈曾告诉她，伦敦的商店妙不可言哩。

        他们搭上火车离开纽海汶，赛普蒂默斯凝望车窗外掠过的英格兰大地，心中寻思：兴许世界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吧。

        在办公处，上级提升他担任要职，并为他感到骄傲。他曾荣获十字勋章。布鲁尔先生说：“你已尽了职责，现在该由我们……”他激动万分，竟连话也说不下去。随后，他与雷西娅搬进了托特纳姆考脱大街旁一所令人羡慕的宅子里。

        在这里，他再次翻开莎士比亚的作品。少年时代对语言的陶醉——《安东尼和克利奥佩特拉》——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莎士比亚多么憎恶人类——穿衣，生孩子，腌臜的嘴巴和肚子！这一点，如今已被赛普蒂默斯识破，那就是蕴含于华丽的词藻之中的启示。一代人在伪装下传给下一代人的秘密信息，无非是憎恶、仇恨、绝望。但丁就是如此。埃斯库勒斯（从译本看来）也是如此。雷西娅就坐在那边桌上装饰帽子，那是为菲尔默太太的朋友做的，她按钟点干活儿。赛普蒂默斯觉得她看上去苍白、神秘，犹如一朵淹没在水下的百合花。

        “英国人太一本正经，”她会这么说，同时伸出手臂搂住赛普蒂默斯，把脸颊贴在他面孔上。

        莎士比亚厌恶男女之间的爱情。两性关系使他感到肮脏。可是雷西娅说，她一定要有孩子。他俩结婚已经五年了嘛。

        他俩去观光了伦敦塔，参观了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站在人群中观看国王主持议会开幕式。还有那些商店——帽店、服装店、橱窗里陈列着皮包的商行，雷西娅会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细看。但是，她非得有个儿子。

        她说，一定要有一个像赛普蒂默斯的儿子。其实，没有人能与赛普蒂默斯相比：他那么温存，那么庄重，又那么聪敏。难道她不能也读些莎士比亚的作品吗？莎士比亚是个很难懂的作家吗？

        不能让孩子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出生。他不能让痛苦永久持续，或者为这些充满淫欲的动物繁殖后代，他们没有永恒的情感，只有狂想和虚荣，时而涌向这边，时而又倒向那边。

        他谛视着雷西娅裁剪，整形，恰如一个人瞧着鸟儿在草丛里跳跃，飞舞，连手指也不敢动一动。实际上，人既无善意，也无信念，除了追求眼前更多的欢乐之外，没有仁慈之心，这就是真相（尽管她对此并不理会）。人们成群结队地去狩猎。他们结成一伙又一伙，去搜索沙漠，尖啸着消失在荒野中。他们抛弃死者。他们脸上满是怪相。譬如说，办事处的那个布鲁尔，他的小胡子上涂了蜡，戴着珊瑚领带扣针，穿着白色紧身裤，还有令人愉快的热情——然而他的内心却是一片冷漠和怯懦——他的天竺葵在大战中炸毁了——他的厨师精神失常；再比如那个叫阿米莉亚什么的，总是在五点准给大家送茶点——她是个目光狡黠、神色鄙夷、声名狼藉、贪得无厌的小东西；还有那些穿着浆洗过的硬衬胸的汤姆和伯蒂们，他们身上渗出一滴滴罪恶，他们从未见过他在笔记本上画的他们的丑态：赤身露体，装模作样。在街上，卡车在他身边隆隆驶过，招贴画上揭露种种令人炫目的暴行：男人陷在矿井下，女人被活活烧死；有一次，一群伤残的疯子列队在托特纳姆考脱大街上，跨着轻松的步伐，龇牙咧嘴地向他点头，从他身旁擦肩而过，每个人都抱歉似地、而又得意洋洋地显示不可救药的苦恼；这些疯子正在操练、透风，也许是作为展品，供公众消遣（人们哄然大笑）。他会不会发疯呢？

        喝茶的时候，雷西娅告诉他，菲尔默太太的女儿要生孩子了。她可不能一天天衰老而没有孩子！她很孤单，很不幸福！自从他们结婚以来，她第一次哭泣。她的哭声远远地传到他的耳畔，他确实听到而且清楚地注意到哭声，他把它与活塞的撞击声相比。但他并无感觉。

        妻子在哭，他却无动于衷；不过她每次这么深切、沉默、绝望地啜泣时，他就向地狱沉下一级。

        终于，他把头埋入双手之中，这一姿态过分做作，他完全明白其中毫无诚意，只不过是机械的动作而已。现在他已投降，要由别人来帮助他；一定得唤人来，他屈服了。

        什么也无法使他醒来。雷西娅扶他上了床，请来了一位医生——菲尔默太太介绍的霍姆斯大夫。那大夫给他作了检查，说他什么病也没有。哦，真令人宽慰！多么善良、多么好心的人啊！雷西娅自忖。霍姆斯大夫说，要是他自己感觉异样的话，就上音乐厅去排遣，或者同妻子一起休假一天，打高尔夫球。为什么不在临睡前吃点溴化剂呢？每次两片，用开水吞服。霍姆斯大夫敲敲墙壁说，勃卢姆斯伯里一带的老房子内，嵌板细工大都做得挺讲究，不过，房东却愚蠢地用墙纸把它们全糊上；不久前有一天，他去看一个叫什么爵士的病人，住在贝德福德广场

        这样看来，没有任何借口了，他什么病也没有，只犯了那桩罪过，为此，人性已判处他死刑，让他丧失感觉。埃文斯阵亡时，他满不在乎，那便是他最大的罪过；可是在清晨，所有其他罪行都在床的围栏边昂起头来，摇晃着手指，针对他那平躺的身体冷嘲热讽。他躺在床上，意识到自己堕落了；他并不爱妻子，却跟她结婚，欺骗了她，引诱了她，并且使伊莎贝尔·波尔小姐怒不可遏；他身上布满斑斑点点的罪恶，因而，妇女们在街上看见他便会吓得发抖。对这样的可怜虫，人性的判决是死亡。

        霍姆斯大夫再度来访、出诊。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仪表堂堂；他轻轻地踢几下靴子，照几下镜子，把一切都说成无关紧要——头痛啰、失眠啰、惊恐啰、乱梦啰——他说这些只不过是神经质的症状，其他什么也不是。假如霍姆斯大夫发现自己一百十六磅的体重减轻了，即使仅仅减轻半磅，他也要在早餐时叫妻子给他再来一份麦片粥（雷西娅得学会煮麦片粥呀）；他又说，总而言之，健康主要靠自己掌握。要使自己对外界事物感兴趣，养成某种爱好。他打开莎士比亚剧本——《安东尼和克利奥佩特拉》——又把莎士比亚的书推开。霍姆斯大夫说，要有一种兴趣与爱好，因为，他自己那强健的体魄（他工作起来同许多伦敦人一样努力）就该归功于这一点：他总是能把精力从治疗病人转到搜罗古董式的家具，难道不是这样吗？啊，要是不嫌冒昧的话，他得说，沃伦·史密斯太太插的那把梳子可真漂亮哩！

        当这该死的家伙再次来访时，赛普蒂默斯拒绝见他。他真的不见我吗？霍姆斯大夫愉快地微笑着说。呃，他不得不友好地推开娇小可爱的史密斯太太，这样才能越过她，进入她丈夫的卧室。

        “哦，你害怕了，”他欢快地说，在病人身边坐下。竟然对妻子说什么要自杀，她还那么年轻，又是外国人，不是吗？难道这不会使她对英国丈夫产生一种极其古怪的想法吗？一个人对自己的妻子得负一种责任吧，难道不是吗？与其躺在床上，还不如去干一项工作，不是更好吗？他已经有四十年的经验了，赛普蒂默斯可以相信，霍姆斯大夫不会骗他——他压根儿没有病。下一次霍姆斯大夫再来时，希望看到赛普蒂默斯已经起床，不再使他的妻子，那位娇小可爱的太太，为他那么担忧了。

        总之，人性——这个鼻孔血红、面目可憎、残暴透顶的畜生抓住他了。霍姆斯抓住他了。霍姆斯大夫每天按时来看他。赛普蒂默斯在一张明信片背面写道：一旦你失足走入歧途，人性便缠住你不放。霍姆斯不会放过他。他俩唯一的生路只有逃跑，不让霍姆斯知晓，逃往意大利——无论何处，无论何地，只要离开霍姆斯。

        但是，雷西娅不能理解他。霍姆斯大夫那么善良嘛。他对赛普蒂默斯关心备至。他说，他一心想帮助他们。她告诉赛普蒂默斯，霍姆斯大夫有四个孩子，他邀请她去喝茶呢。

        这么说，他被遗弃了。全世界的人在叫嚷：为了我们，自杀吧，自杀吧！可他为什么要为了他们而自杀呢？想想看，食物可口，太阳温暖；而自杀这回事，又该怎么办呢？用一把餐刀，血流满地，太恶心了——还是吸煤气管吧？他太软弱了，几乎连手也难以举起。况且，他已被判决，遭到遗弃，孑然一身，同濒死的人一样孤苦伶仃；然而，在这孤独中，却自有莫大的欣慰，崇高的独立不羁，逍遥自在，那是有牵挂的人无法享受的。诚然，霍姆斯是胜利者，那长着血红鼻孔的畜生是胜利者。不过，即使霍姆斯本人也无法碰一下这个被抛弃、被排斥的畸零人，在天涯海角飘泊的最后一个厌世者，他回眸凝视红尘，仿佛溺水而死的水手，躺在世界的边缘。

        正在那关头（雷西娅出去买东西了），伟大的启示降临了。帘幕后面传来一个声音。埃文斯在讲话。死者与他作伴了。

        “埃文斯，埃文斯，”他呼唤着。

        史密斯先生在大声自言自语，年轻的女仆艾尼丝在厨房里告诉菲尔默太太。当她端着托盘进去时，他高声叫道：“埃文斯，埃文斯！”她大吃一惊，吓得跳起来。她跌跌撞撞地奔到楼下。

        雷西娅走进来，手里捧着鲜花。她穿过房间，把玫瑰花插入花瓶中，阳光直射在花朵上，雷西娅在室内欢笑，雀跃。

        雷西娅说，她不得不从街上一个穷人手里买下这些玫瑰；不过，花儿差不多凋谢了，她说，一面插好玫瑰花。

        唔，外面有一个人，肯定是埃文斯；至于雷西娅说的几乎凋谢的玫瑰，则是他在希腊田野上采撷的。互通信息意味着健康，幸福。互通信息，他轻轻地咕哝着。

        “你在说些什么，赛普蒂默斯？”雷西娅问他，心中恐惧万分，因为他在喃喃自语。

        她吩咐艾尼丝跑去请霍姆斯大夫。她说她的丈夫精神错乱，几乎连她也不认识了。

        “你这个畜生！你这个畜生！”赛普蒂默斯骂着，因为他看到了人性，也就是霍姆斯大夫，走进房间。

        “哎，这一切是怎么回事？”霍姆斯大夫用人世间最温和的语气问他。“胡言乱语吓唬你的老婆吗？”霍姆斯会给他服一些药，让他安睡的。如果他们很有钱的话（霍姆斯冷嘲地扫视一下房间），如果他们不信任他的医道，那么，他们满可以上哈利街去求医；霍姆斯大夫说这几句话时，不那么和颜悦色了。

        时间恰恰十二点整，大本钟敲响了十二下，钟声飘荡至伦敦北部，同其他钟声汇合，又与云彩及烟雾飘渺地交融，终于在蓝天翱翔的海鸥之间消逝了——当克拉丽莎·达洛卫把绿色衣裙放在床上，当沃伦·史密斯夫妇一走上哈利街，就在此时，正午的钟声敲响了。十二点是他们预约的时间。雷西娅望过去，心想，那也许就是威廉·布雷德肖爵士的寓所吧，门前停着一辆灰色汽车。（一圈圈沉重的声波在空中回荡而消融。）

        果然——是威廉·布雷德肖爵士的汽车，那辆灰色汽车，车身低、功率高，嵌板上只简朴地刻着他的姓名缩写，字字连缀；似乎他认为，不宜刻上贵族的纹章，因为他更高贵，乃是神灵的助手，传播科学的大法师。正因为汽车是灰色的，为了同这庄重与柔和的色泽相配，车内层层叠叠铺设灰色毛皮和银灰色毛毯，这样，爵士夫人在车中等候时就不会受风寒侵袭。威廉爵士经常驾驶六十英里甚至更长的路程，到乡间去为那些有钱的病人出诊，恰如其分地索取高额诊金，因为这些病人付得起。爵士夫人背靠座位在车中等候一小时或更长一些时间，膝盖周围用毛毯裹住，心中有时想着病人，有时想着一堵金墙；就在她等待的时候，金墙每分钟都在增高；她这么想是有道理的，因为金墙能使他们俩摆脱所有的变故和忧患（她曾勇敢地忍受忧虑，他俩曾苦苦奋斗）。她这么想着、想着，感到自己置身于宁静的海洋上，那里唯有香风吹拂；她受人尊敬、赞美、羡慕，她的愿望好像都已实现，尽管身子肥胖不免令她遗憾；每星期四晚上，他俩都要设盛宴，招待同行；偶尔为义卖市场剪彩，还觐见过皇族；可惜她和丈夫相聚的时光过于短暂，因为他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他们有一个儿子在伊顿公学念书，学习很出色；她还想生一个女儿；她的兴趣很广泛，儿童福利啰、癫痫症的病后调养啰，她都关心；此外，她也酷爱摄影，要是正在兴建一座教堂，或者一座教堂行将倒坍，她就会在等候丈夫的时候，买通教堂司事，拿了钥匙进去拍照，那些照片几乎能和职业摄影师的作品媲美呢。

        威廉爵士本人年纪不轻了。他曾拼命工作，他的地位完全由于他的能力（其父是个小店主）；他热爱自己这一行，善于在大场面上显露头角，又有雄辩的口才——当他受封爵位时，多年的辛劳使他显得滞重、倦怠（川流不息的病人简直永无休止，名医的重任和特权那么艰巨），这种倦怠的神色配上白发，使他的形象更显得与众不同，并且带来一种声誉（这对于治疗神经科疾病尤为重要），说他不仅具有闪电般的绝技和几乎万无一失的诊断，而且富有同情心，手腕高明，洞察人心。当他们俩（沃伦·史密斯夫妇）一走进房间，他便一目了然；一看到赛普蒂默斯，他就断定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病例。他在几分钟内就确定，这是精神彻底崩溃的病例——体力和神经全面衰竭，每个症状都表明病情严重（他在一张浅红色病历卡上记录他俩的回答，一面小心地喃喃自语）。

        霍姆斯大夫给他治疗了多久？

        六个星期。

        开了一点溴化剂吗？他说什么病也没有吗？噢，是的。（这些普通开业医生！威廉爵士心想，他一半时间都得花在纠正他们的错误上，有些根本无法弥补。）

        “你在战争中表现很出色吗？”

        病人迟疑地再说了“战争”一词。

        病人给词汇赋予象征性的含义。这是个严重迹象，应记入病历卡。

        “战争？”病人问。欧洲大战——是小学生用火药搞的小骚动吗？他在服役期间表现很出色吗？他真的忘了。正是在大战中他失败了。

        “不，他在战争中表现非常出色，”雷西娅肯定地告诉医生。“他得到了晋升。”

        “在你的办事处，人们对你的评价也很高吗？”威廉爵士扫了一眼布鲁尔先生那封充满赞美之词的信，低声问道。“那么，你没什么需要担忧，没有经济问题，什么问题也没有，是吗？”

        他犯了一桩可怕的罪，被人性判处了死刑。

        “我……我曾经，”他开始说，“犯了罪……”

        “他什么过错也没有，”雷西娅向医生保证。威廉爵士道，如果史密斯先生不介意的话，他想和史密斯太太在隔壁房间谈一谈。你的丈夫病情很严重，威廉爵士告诉雷西娅。他是否扬言要自杀？

        是的，他是这么说的，她答道。不过，他不是当真的，雷西娅说。当然不是。问题只是他需要休息，威廉爵士道：休息，休息，再休息，长期的卧床休息。乡下有一所令人惬意的疗养院，她的丈夫会在那儿得到充分照料。要叫他离开她吗？她问。威廉爵士道：没有别的办法，他必须离开她；当我们患病时，最亲近的人对我们并无好处。不过，他没有发疯吧，不是吗？她问。威廉爵士从来不提“疯狂”这个词，他称之为丧失平衡感。她又说，她的丈夫不喜欢医生，他会拒绝到疗养院去的。威廉爵士简短而耐心地跟她解释病情。他曾扬言要自杀。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可供选择。这是个法律问题。他将在乡间一所美妙的屋子里卧床休息。那里的护士很出色呐。威廉爵士每星期会去探望他一次。假如沃伦·史密斯太太真的感到没有其他问题需要问他了——他从不催促病人——那么，他们就回到她丈夫那儿去。她说，没有什么要问了——没有什么需要询问威廉爵士的了。

        于是，他们回到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跟前，这个人类中最崇高的人，他是面对法官的罪人，绑在高处示众的牺牲者，亡命之徒，溺死的水手，写下不朽颂歌的诗人，撇开生命走向死亡的上帝。他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在日光照耀下，谛视着布雷德肖夫人身穿宫廷服装的照片，含糊地咕哝着关于美的字眼。

        “我们已经简短地交换了意见，”威廉爵士道。

        “他说你病得很重，很严重，”雷西娅说。

        “我们认为你应该到疗养院去，”威廉爵士告诉他。

        “霍姆斯办的疗养院吗？”赛普蒂默斯嗤之以鼻。

        这家伙给我的印象极坏，威廉爵士自忖；因为他的父亲是个生意人，他对教养和衣着怀有本能的敬意，衣衫不整使他恼怒；而且，更隐秘的原因是，威廉爵士内心深处嫉恨有教养的人，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时间读书，而那些人来到他的诊所，暗示医生并非受过教育的人，尽管这个职业需要才智高超的人时刻绞尽脑汁。

        “不错，是我办的一个疗养院，沃伦·史密斯先生，”他说，“在那里，我们将教会你休息。”

        最后还有一桩事。

        他深信沃伦·史密斯先生复原以后，世上没有人会比他更温存，决不会让妻子受惊吓的。不过，他曾扬言要自杀哩。

        “我们都有消沉的时刻嘛，”威廉爵士道。

        你一旦失足，人性就会揪住你不放，赛普蒂默斯反复告诫自己。霍姆斯和布雷德肖不会放过你的。哪怕你逃入沙漠，他们也会去搜索，哪怕你遁入荒野，他们也会尖叫着冲过来，还用拉肢刑具和拇指夹折磨你。人性残酷无情哪。

        “他有时会冲动吗？”威廉爵士问雷西娅，把铅笔搁在浅红色病历卡上。

        那是我自己的事，赛普蒂默斯在一边说。

        “没有人只为自己而活着，”威廉爵士道，同时瞟了一眼他妻子穿着宫廷服装的相片。

        “你还有远大的前程哩，”威廉爵士道。布鲁尔先生的信就放在桌上。“前途无量嘛。”

        假如他吐露真情呢？假如他实言相告呢？霍姆斯、布雷德肖会不会放过他？

        “我……我……”他结结巴巴地说。

        可他究竟犯了什么罪？想不起来了。

        “什么？”威廉爵士鼓励他说下去。（时间可不早了。）

        爱、树木，没有罪行——他给人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想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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