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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长梦

        在黄沙梁,羊的数量是人的三倍或五倍。牛比人少,有人的三分之一。要按腿算,人腿和狗腿则相差不了几条。一个村庄哪种动物最多,在午后看地上的蹄印脚印便一清二楚。

        一般时候,出门碰见两头猪遇到一个人,闻五句驴叫听见一句人声。望穿一群羊,望见一个人。绕过四五垛柴草,看见一两个人——我在一垛麦草后面看见两个抱在一起的人,脸挨脸肚子贴着肚子,像在玩一个好玩极了的游戏。

        谁要问我沙沟沿上谁谁家的人长啥模样,一时半会,我可能真说不出。若提起他家的黄狗黑母牛,我立马就能说出它们的毛色,望人望其他东西时的眼神,走路和跑起来的架势,连前腿内侧的一小撮杂毛、后蹄盖一个缺口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记住了太多的牲畜和其他东西,记住很少一些人。他们远远地躲在那些事物后面——人跟在一车草后面,蹲在半堵墙后面,随在尘土飞扬的一群牛后面,站在金黄一片的麦田那边,出现又消失,隐隐约约,很少有人走到跟前,像一只鸡、一条狗那样近地让我看清和认识他们。

        树又高又显,草、庄稼遍野遍滩,狗和驴高声叫喊,随地大小便。人低着头,躬着身,小声碎步地活在中间。好几年,我能听见王占元的一两声叫喊,他被什么东西整急了,低哑地叫唤两声,便又听不见。好几个月,我能碰见一次陈有根,他还是那张愁巴巴的脸,肩上扛着锨,手里提一把镰刀,腰绑一根绳,从渠沿下来,一转眼消失在几堵破墙后面,再看不见。

        我想起一件东西时,偶尔想起一个人,已经叫不上名字,衣着和相貌也都模糊,只记得是黄沙梁村人,住在北边一间矮土房里。常牵一头秃角白母牛下地。在我熟悉的那堵有一条大斜缝的土墙根坐过一个下午。领一条我认识的黑狗,公的,杂毛,跟我们家黑母狗有过一次恋情。是在我们家房后面的路上,两条狗纠缠在一起,杂毛公狗一会儿亲我们家黑狗的嘴、脖子,一会儿伸长舌头舔黑狗的屁股。我以为它们闹着玩,过了会儿,杂毛公狗的东西伸了出来,红兮兮的一长截子,滴着水。黑母狗也翘起了尾巴,水门亮汪汪的。我知道它们要干事,赶紧捡块土块跑过去打开杂毛公狗。我不喜欢杂毛,我喜欢纯黑色的狗。我一直想让沙沟沿张户家的大黑狗配我们家母狗,可是两条狗见了面互不理识,好像前世有仇。

        杂毛公狗吟叫着边跑边回头。黑母狗跟着它跑,我叫了两声,叫不回来。它们跑过大渠沿不见了。我追到渠沿上,只看见那边一片苞谷地哗哗地响动。几个月后,黑狗生了窝小狗,八只,一半是杂毛。我不喜欢,没等出月便把四只小杂毛偷偷抱出去,送到西边的闸板口村了。那时小狗还没睁开眼睛。它不知道自己生在哪里,长大了也不会再找回来。

        鸡算最多的了,在黄沙梁,除了蚂蚁,遍地都是鸡。每家都养几十、上百只。而且,鸡不住地下蛋,蛋又不住地孵出鸡。

        鸡这种小东西很难有个准确数目。它到处跑、到处钻。谁都不敢肯定地说他家有多少只鸡,就像不敢肯定他家门前树上有多少只鸟,屋里有多少只老鼠一样。

        数鸡的方法很简单,往院子里撒一把苞谷粒,学着鸡嗓子“咯咯”尖叫几声,鸡便争先恐后从角角落落跑出来,拥在一起争食吃。

        如果把谷粒撒成一条线,鸡便像排成一长溜子,两个两个数,数到十八或二十七,你觉着就这么多了,突然又从柴垛下“咯咯”地钻出一只。

        有时早晨数二十四只,下午却成了二十三只。又撒了几把苞谷,满院子“咯咯”地叫,站在门口朝路上叫,嗓子叫疼了也没再出来一只。第二天,第三天,仍然是二十三只。你断定这只鸡丢了,已经顶了谁家的锅盖了。你很生气,在没人处骂几句:哪个牲口把我们家鸡吃了。吃了烂嘴。吃了断肠子。然后装得若无其事,背着手,不慌不忙在村里转一圈,眼睛在人家垃圾堆上扫来扫去,想找到一根鸡毛、半只鸡头、几根鸡骨头。这是不可能的事。偷鸡的人都知道把鸡挖坑埋掉。坑挖得又深又隐秘,埋好了用脚踩瓷实,撒些干土,扔些草叶子,你从上面走过去都觉察不出。直到有一天,你在邻居家院子边取土,无意中挖出一团鸡毛,黑色,夹杂一点白色短绒毛,你觉得面熟,突然想起二十年前丢掉的一只黑母鸡,肚皮下有块白短毛。咋就没想到他呢。你望着那扇门,怪自己二十年前咋就没想到是邻居家偷的鸡呢。现在啥话都不能说了,两家早成了亲戚,邻居家的儿子娶了你女儿,两家好得跟一家似的。

        最好在大中午,突然闯进一家门。“老王,借根麻绳。”看他们慌张的样子——赶紧把锅盖住,碗藏到桌子底下,嘴里顾不上未嚼烂的东西一伸脖子咽下去。

        或装得很亲热,抱起人家的孩子亲亲,闻闻嘴里有没有鸡肉味。

        丢一只鸡对一户人家来说,就像风刮走树上的一片叶子,根本算不上一件事。你要因一只鸡的事扰乱了村子,问东家骂西家,日后你万一丢一头牛,肯定会扰得世界都不得安宁。它是件太小的事情,只能发生在一个人心里。

        我记得最深的是一只黑母鸡。全身纯黑纯黑,我们叫它黑夜。它真是一个黑夜的话,你千万别指望在那个夜里看见一丝星光,更别期盼会熬到最后看到天边的一线曙色。那是一种彻底的黑,让人绝望。

        黑夜有一次失踪了很长时间,我们都以为它丢了。村里没有谁家有这么纯黑的鸡,有的毛是黑色的,冠却是红的,腿却是白的。有的肚皮下、脖圈里会夹杂些白绒红羽。听大人们说这种黑鸡吃了大补,还能治病。大哥就让我出去转一圈,看看村里那几个一年到头黄皮寡瘦的病秧子,有没有哪个突然壮实起来。如果有,肯定是偷吃了我们的黑鸡。

        大概过了一个月,我们忙着地里的事,早出晚归,都快忘了丢鸡的事了。一个早晨,黑夜突然领了一群小鸡,“咯咯”地唱叫着从柴垛底下出来,径直走到院子里。那些小鸡全黑黑的,像一个个小墨团,简直分不出嘴和爪子。

        我们很少收到黑夜下的蛋。它的蛋壳上有黑斑。那时我们家有将近三十只母鸡,每天收十几个蛋。大白鸡的蛋又白又大。芦花鸡的蛋发黄,灰团的蛋又小而圆,像乒乓球一样。蛋一收回来,我们就能知道哪只鸡下了哪只没下。

        一连十几天没有黑夜的蛋。还以为它下蛋不行。是不是公鸡嫌它黑,不给它踩蛋。有时早晨摸黑夜的屁股,有蛋。下午就不知下哪去了。母亲让我盯着黑夜,看它是不是吃我们家的食给别人家窝里下蛋。大半天我都跟在它屁股后面。黑夜从不出院子,也不往别的鸡堆里钻。它有些孤僻,喜欢在树根下刨虫子吃,有时到墙根晒会太阳。我稍不留意,它便不见了。像黑夜一样消失了,剩下一个大白天。

        后来我们找到了黑夜筑在柴垛底下的窝,有两米多深。从外面根本看不见,只有小小的一个缝曲折地通到柴垛最里面。我抽掉几根柴禾,让小弟钻进去。有一大堆蛋。小弟在里面喊。

        母亲让我们把蛋原放了进去,出口伪装成以前的样子。因为这些蛋里已经有红血丝。只有让黑夜再孵一窝黑鸡仔了。

        黑夜几乎把她的每个蛋都怜惜地藏起来,孵成了墨黑墨黑的小鸡。母亲不喜欢黑鸡,稍长大些就把它们卖掉了。因为黑鸡能卖到好价,另一方面,我想是母亲不喜欢私自藏蛋坐窝的鸡。家里每年孵几窝小鸡都是母亲做主。到了那个月份,大多数母鸡会抢着坐窝,一天到晚趴在窝里不下来。抢不到鸡窝的便在草垛房顶上围个窝,死死抱住自己的几个蛋,见人走近便叼,有时会飞扑过来啄人的眼睛。鸡一坐窝便不再下蛋。这个时候,母亲就让我们去捉那些坐窝的鸡,用凉水激鸡头。母亲说鸡坐窝是因为没睡醒,母鸡每年这时候要做一个长梦,它梦见些什么人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怎样把它弄醒。鸡头往凉水盆里按几次,鸡就马上激醒了,甩几下头,瞪大眼睛,和人惊醒时一模一样。

        母鸡坐窝的前一个月,母亲便着手选种蛋。选哪个鸡的蛋不选哪个鸡的蛋也都是母亲做主。母亲喜欢的大白鸡、芦花鸡、黄毛以及黑尾巴的蛋,总是选得最多。母亲不喜欢的黄团、灰毛那些鸡的蛋,她也每只选一两个,到时孵出几个她仍然不喜欢的灰毛黄团来。

        哪只鸡都希望自己的蛋能孵成小鸡,而不是被人吃掉。鸡和人一样的,母亲说,即使最难看的灰尾巴,也希望自己的难看尾巴一代一代传下去。

        母亲那时已生养了我们七个儿女。母亲要是生蛋,一定生了几大筐了。那些蛋中也只有个别的几个孵成了我们。我们不知道其他更多的没有出生的弟弟妹妹们到哪去了,也许他们从另一个出口走了,我们没等到。

        你出生那天你大哥一直站在地窝子门外等,母亲说,你大哥早就嚷着要个弟弟,他一个人太孤单。老大都这样,他先来了,你们都还没到,他就得等。

        你大哥和你之间还有一个,也是男孩,没留住。母亲说。

        三弟出生时我和大哥一高一矮站在门外等,从晌午吃过饭,一直等到天快黑时,三弟出生了。

        在老黄梁的地窝子里我们又等来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其他两个弟妹是在黄沙梁出生的。最后一个弟弟出生时,我们已经兄弟姊妹六个,一挨排站在院子里,等了大半天,听见屋子里传来婴儿哭声,我们全拥进去看。又是个男娃,母亲说,这是最后一个了,再没有了。我们全望着母亲,觉得母亲把什么隐藏了。应该还有。还没有来够。我一直认为我会有许多许多的弟弟妹妹,我都看见他们排着长队从很远处一个接一个地走来,我们站在院子里等。我们栽好多树等他们,养好多家畜等他们,种好多地等他们(每年我们都想着再多种点地,多收些粮食,说不定又要添一口人)。

        可是母亲说,再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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