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窝子门口长着五棵大榆树，两棵向西歪，一棵朝北斜着身子，另两棵弯向东边的大马路。夏天常有过路人走到这儿停下来，在路上的阴凉处歇脚。不时望一眼我们的房子。我们坐在西歪的两棵树荫里，也看着路上人。

        日子久了我们便认下这一路人。叫不上名字，不知道他们到哪去，要走多远，却记住了模样。知道他们走过去还会回来。也有不回来的，时间一长被我们忘记。

        即使早春和冬天，不需要乘凉，也有人走到这儿停住，放下包裹，蹲在地上缓几口气。似乎这几棵树下的气比别处多似的。

        父亲不在的那年夏天，一个中午，路上走来一个瞎子。老远我们看见了，背个包袱，头昂得高高，手里的木棍左一下右一下探着路。母亲和大哥拾柴禾去了。奶奶、我、三弟四弟守在家里。小妹刚一岁，抱在奶奶怀里。大中午地窝子里又潮又热，我们只好在榆树下坐着，打一会儿盹，睁眼望一阵远处。

        奶奶说，你父亲没打算在这个村里住下去。村子中间有空地方，你父亲不进去。他把地窝子挖在路边，就是想走的时候方便，一抬脚就到路上了。

        在甘肃金塔时我们住在城中间，夜里偷着往外跑，一家人背着能带上的家当，偷偷摸摸地走过一条街，又穿过几条黑巷子，才到了车站。

        那个小镇的人快跑光了。奶奶说，每天早晨起来都会少几户人。门大锁着，院子空空的。没粮吃，人都慌了，扔下几辈人建起来的家业往外跑。我们家在金塔时有一大院房子，都数不清有多少间。我不想出来，你父亲非要来新疆，没想到把命丢在了这里。

        奶奶说着说着就流泪，眼睛不由自主转向河湾荒草间的一堆新土，那是父亲的坟。本来村里死人都埋在西边的碱梁滩。我们在老皇渠村就外爷外奶一家亲戚。母亲请不来更多的人抬棺材。碱梁滩太远。好不容易请来的几个人磨磨蹭蹭，都不愿朝西边去。后来就选了对着我们家门的河湾里简单地埋了。

        当时那片河湾只父亲孤零零一座坟，过了一年半旁边多了奶奶的一座坟。又过许多年（二十年或二十二年），又添了姑妈的坟。那时这片河湾已变成大块墓地。曾经和我们、我父亲、奶奶一起在老皇渠村生活过的那一茬人，大部分都埋在了这里。坟地离村子已经很近，似乎死的人突然多起来，人们已懒得将他们埋到远处。

        那个瞎子已走到树底下。不知他怎么摸见路的，似乎手中那根木棍头上长着眼睛。快走过树荫了，他突然停住，朝天望了望，两只眼睛瓷实实的。他好像觉到了阴凉，手中的木棍朝东边敲打了几下，愣了一会儿，又突然转身朝西边敲打过来。

        我们被他的举动吓坏了，全偎在奶奶身旁，一声不敢吭。路上再没人，村子里也看不见人，只有一个瞎子敲打着木棍朝我们一点点走近。他敲到那棵树干了，用一只手摸了摸树皮，又前走了几步。我们害伯得心都要跳出来。他再走几步，那根木棍就敲到我们的腿了。这时他却停住了，耳朵对着村子那边细听了一会儿，大概听见村子里的狗叫声了，他稍微转了下身，朝着村子那边敲打去了。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瞎子是村里一户魏姓人家的老父亲。这户人从口内逃荒来新疆时，把瞎子父亲扔在了家里。后来不知瞎子从哪得到这个地址，背一个包袱，拿一根木棍便上路了。从口内坐火车到新疆省城，又坐汽车到县城，从县城坐马车到乡上，然后步行，一路打问着，用耳朵辨认方向，听着这片荒野上稀疏的狗吠人声，找到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最后来到老皇渠。

        他没听见我们家的一丝声息。他几乎从我们脚边走过去。在老皇渠村我们是声音最小的一户人家。只有两次——一次是父亲死了，一次奶奶去世，我们的哭声惊动村子。那以后我们度过了愈加悄寂的一段日子，直到一年春天，后父赶来马车，在那个早晨的狗吠声里扒掉房盖，装上不多的几根烂木头和破旧家什离开这个村子。

        经常有树根顶破墙壁伸进地窝子。春天墙上一层白毛根。那些细小根须一不小心伸进我们的屋子，几天就长到一拃长。父亲说挖地窝子时砍断了好多树根。一支根有人的大腿粗，是中间那棵歪榆树的，砍它时那棵树不住地抖。

        “抖下来许多叶子。”父亲说。

        应该是上个秋天的叶子。父亲挖地窝子是在开春，榆钱才刚吐蕾呢。每年秋天树上都有一些不愿落地的叶子，片片地缀在枝头。秋雨中飘零一些，冬天刮寒风时雪地上坠落几片儿。其余的一直坚守到来年的新叶长出。

        一棵树上总有几片老叶子看见下年的新叶子。早先每到春天就听奶奶说这句话。我以为她没事了说废话呢。谁朝春天的榆树上望几眼都能说出比这更有意思的一句话来。

        后来我知道奶奶在说我们家斜对过的徐老太太。她们家是村里的老户，一排十几间房子，有钱有势。徐老太太比奶奶还显年轻些，已经抱上玄孙子。奶奶那时已下不了炕，她知道自己熬不到我们长大成人，看不到我们娶妻生子。

        那个根又在动了。奶奶说这句话时又是一年春天了。前一年春天她便说过一次。

        奶奶说的是从炕底下穿过来的那条粗树根。它一往前伸地上暄起一层虚土。另一条粗树根贴着南边墙壁向西伸去。那片墙上也常往下掉土。

        粗树根是我们家地上唯一的一片硬地皮，劈柴砸东西都垫在粗树根上。一砸到树根外面的榆树便震动，树上鸟会惊飞起来，有时震落几片叶子。刮大风时屋里的粗树根也会动。它似乎在用劲。耳朵贴上去能听见刮过整棵大树的呜呜风声。

        在老皇渠村的那几年，我们似乎生活在地底下。半夜很静时，地上的脚步声停息，能听见土里有一些东西在动。辨不清是树根在往前伸，还是虫子在地下说话。一只老鼠打洞，有一次打到地窝子里。那个洞在半墙上。我们一觉醒来，墙上多了拳头大一个窟窿。地上没土，我们知道是从外面挖进来的。也许老鼠在地下听到了我们的说话声，便朝这边挖掘过来，老鼠知道有人处便有粮食。或许老鼠想建一个粮仓，洞挖得更深更隐秘些，没想到和我们的地窝子打通了。

        一到深夜地下的声音便窸窸窣窣，似有似无。尤其半夜里一个人突然觉醒，那些响动无声地压盖过来，像是自己脑子里的声音，又像在土里。那些挖洞的小虫子，小心冀翼，刨一阵土停下来听听动静。这块土地里许多动物在挖洞，小虫子会在地下很灵敏地避开大虫子，大虫子会避开更大的虫子。我们家是这块地下最大的虫子，我们的说话声、哭喊声、锅碗水桶的碰敲声，或许使许多挖向这里的洞穴改变了方向，也使一些总爱与人共居的小生命闻声找到了这里。

        除了刮风时树根的响动，我们没听到有什么更大的声音从地下传来。地上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冲击着我们家。父亲死了。隔两年奶奶也死了。我们像一窝老鼠一样藏在这个村庄的地下，偶尔探头望望，出来晒会儿太阳。村里一阵接一阵地嘈闹着。那些年大地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在这个村子发生了：武斗、闹派性、一个又一个的运动。父亲死后我们的生活大部分在地窝子里。我们开始害伯这个村子。土块在空中乱飞。眼睛发红的狗四处游走，盯着人脸上的肉，腿上的肉。一忽儿一群扛铁叉的人喊叫着跑过去，一忽儿一群骑马人挥舞镰刀冲过来。隔一阵响起一片哭声，说是又死人了。树上只有很少的枝和叶子。树都没头。鸟惊叫着飞出村子。有时一条狗从屋顶跑过，有时一个人跑过。我们蹲在底下，看屋顶簌簌落土，椽子嘎巴巴响。

        下雨时雨水从门口灌进地窝子。门口外打过一道防雨埂子，雨水还是灌进来。尤其一夜大雨，早晨地下全是水，鞋子和脸盆漂在上面，小木凳漂在上面。雨后第一件事是往外端水，一脸盆一脸盆地端。柴禾泡湿了，生不了火。炕上毡子被子都湿湿的。

        冬天每一场大雪后，门都会堵死。只有从天窗出去，铲开堆在门道口的厚厚积雪，才能打开门。钻天窗是我的本事。先捣开天窗盖，我站到大哥肩上，大哥站到小木凳上。天窗口的积雪一尺多厚，先用手把雪拨开。雪落到大哥脖子里，他就喊，身子使劲晃动。我赶紧一纵身，爬到屋顶。

        我们在那几棵大榆树的根下生活了八九年，听到了树的全部声音。树根也听到了我们家的所有声音。它会不会为我们保密。我们可从没向谁说过一棵树的事。尽管我知道树的许多秘密。现在，那些大树一棵都没有时，我才一棵一棵地，讲出那些树的故事。

        树在风中哗哗响的时候，我会怀疑是那棵榆树在把我们家的事告诉另一棵树，另一棵又传给另一棵，一时天地间哗哗响彻的，或许是我们一家人的一件细碎小事。

        那五棵榆树在我们离开老皇渠村的前一年秋天，被砍掉了两棵。是弯向马路的那两棵。树不是我们家的，我们不敢说什么，我们在这安家时树已经长得很大。

        母亲还是上前阻止。他们要全砍掉，搭集体的牛圈棚。母亲说，给我们留下两棵吧，我们啥都没有了，留棵树给我的孩子们乘阴凉吧。

        他们先砍倒了两棵。来了好多人。砍树的声音把半村子人都招来了。母亲抱着一棵树流着眼泪。砍倒的两棵大树横在马路上。

        要砍中间那棵树了，他们突然犹豫起来。

        “再别砍了，就剩这几棵大榆树了。”

        “留下吧，让娃娃们乘个凉。”

        拥来的村里人也开始说话了。

        二十多年后的一个清明节，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去给父亲和奶奶祭坟。末了转到村子里，找我们家的地窝子旧址，却再找不到了。老皇渠早已重新规划。房子都一排一排整整齐齐的。那条马路不知被他们挪到哪里。我们打问那几棵大榆树。找到那几棵榆树就会找到我们的地窝子遗址。

        “早没有了。”一个村民对我们说。

        都没有了几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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