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了，我没吃这片田野上的粮食，没喝这片土地中的水，没吸这片天空里的气，因而对这里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带走了我熟悉的，这个村庄里的一切，在我离开的那一刻停滞了。

        风吹刮着他们的田野，倏忽间黄了又绿。雪落在留下那些人的院落和道路上，一声一声的狗吠驴鸣里已经少了一个倾听的人，一个感知它的人。风空空刮过，地一片片长荒。太阳落下。太阳升起。

        我只知道以后发生了两件事：有人死了，有人出生。

        告诉我有人死了的人是王占。他说，冯富贵死掉了，张金保也死掉了，住在你们家后面的韩拐子也死掉了，从廊檐上掉下来一块土把人砸死了。

        王占一口气给我说了好几个死掉的人。我又没问。或许他觉得应该告诉我哪些人死掉了，免得我去找他们。

        两年后我再来时王占也死掉了，让一根木头绊死的。

        跟我说话时王占正修理房边的几棵半大榆树，握把镰刀，扬着头端详半天，拿不定主意该砍哪个枝，这工夫似乎树又长了一截子。

        “到屋里说话嘛。”他客气地让着我。

        我不敢进去，我害怕他家的破房子。我说外面好，凉爽。我们蹲在墙边的榆树下说话，树上不多的枝叶投下一小块阴凉，刚够两个人乘凉。不知王占想好了没有，要砍掉哪个枝芟掉哪个杈。如果刚才他动手了，我们就得有一个人坐在太阳地里。

        王占家的房子比以前矮多了，半截子墙已经钻进地里。我想是房子不挪窝地站了几十年，把地压下去了几尺。就像人在一个地方走一辈子，会在地上踩出个坑来。

        许多房子靠自身的重量一年年地沉陷到地里，门和房顶日渐低矮，开始人昂着头进屋，到后来只能躬着腰。许多人活到老年腰躬了，腿弯了。不是人不想伸直，头上的屋顶压下来了。天空也开始压迫人。人没有办法，只能委屈地活下去。

        我走过许多荒远村落，见过许许多多的破旧房子。那些看上去随时要倒塌的土房子，竟一年年地支撑下来，你过几年再去，它还是那么摇摇欲坠的样子，只是墙上多了几道缝，屋顶多了几个窟窿。那些人家的生活，简直过不下去的生活，也都一天天地过了下去。房子依旧破烂地撑着。人依旧穷困地活着。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房子、人、草木和牲畜，都在无望中苦挨苦等。

        王占家的房子已经强撑了好几十年，我们搬离黄沙梁时它就破烂得不行了，现在破得更加厉害，后墙裂了条大斜缝，用烂毡片塞着，像是怕猫钻进去。边墙明显朝外倾。房稽一半茸拉下来，另一半椽头高翘，说明房顶已下坠得厉害。我不敢进去的原因是，害怕一进去，它突然塌了。

        房子要塌是迟早的事，但它不会无缘无故地倒塌。它要等一个机会，找一个理由，让人在房子倒塌后不会想到是墙和椽子不结实。尽管房子塌了就是墙撑不住倒了，椽子受不了断了。刮风是一个理由，下雨是一个理由，蝼蚁和蛀虫是一个理由。这栋房子好像没看上这些理由。它在等一个更适合的借口——说不定多进去一个人，它就塌了。房子本来能盛王占一家七口人，我进去了，房子里多了一个人的说话，多了一个人的出气和走动，房子就塌了。

        我知道这个村庄里的一些东西在一年一年地等着一些人。墙、墙头上的土块、木头、路上的坑和坎、冬天和夏天、羊、烟和馍馍……

        别人走了一辈子没有翻车的那段路，王成走过去就翻车了，一条腿压在辕木底下，他挣扎着，想挣脱，眼看挣脱了，车上的柴禾整个地朝身上头上压轧下来。他的车左边轱辘走进一个坑里，右边骑到一个坎上，自然就翻车了。那个坑和坎终于等到了他，它们是专为王成准备的，没别人的事。

        被一堵墙压死的陈林宽，死的那年四十岁。压他的墙在黄沙梁站了八十年，是以前马号的围墙，又高又厚实，村里的老年人每天下午坐在墙根晒太阳。陈林宽从没有时间坐在墙根晒太阳，他养了七个儿女，大的十五岁，小的刚学着走路，他一年四季忙着给他们弄穿弄吃。他家住在沙沟沿上，两间矮小的破房子。我那时常跟陈家老大陈窄玩。陈窄的头窄长窄长，看上去不像一颗头，像个长葫芦。可能出生时挤成这样了。我们常拿他的头开玩笑，叫他窄头。头一窄长，五官在脸上便不好摆放，摆上了下巴太长，摆下了脑门空荡。分散着摆，眼睛离鼻子又太远，显得互不相连。若有一根奇长鼻子，竖在中间，上接眉下贯嘴，也可能好看。窄头偏长一只奇短鼻子，鼻孔朝天看。我用了好多年时间，才终于看习惯那颗头。习惯了就觉得不难看，它从我见过的千万颗人头中孤立出来。不知道这颗窄头日后怎样回想着让他长成那样的黄沙梁。肯定完全不一样，对人、房子、树和羊、路……的记忆和想法完全不一样。那是他自己的别人无法窥知的黄沙梁，装在那颗窄头中带走了。

        窄头一家在陈林宽被墙压死那年的秋天，离开黄沙梁回内地老家去了。窄头是在黄沙梁生的，他不知道内地老家是啥样子。他不想走，母亲非要回去。那年他母亲三十五岁，领着七个儿女，从沙沟沿下来，窄头老大，背着一大包东西，最小的弟弟被母亲抱着，其他几个也都抱着大小包裹。窄头的小妹还抱着一个小木凳，走路一摆一摆的，好像走不稳。村里有很多人出来站在门口看他们，大家都知道他们一家要回老家了。有的给送一点东西，有的上来说几句好话，窄头的母亲一路哭着走出黄沙梁。抱在怀里的小弟弟也哭叫着，抱着木凳的小妹也哭着。

        窄头没哭，他成了这个家里的大人，那年他十五岁，我也十五岁。窄头经过我们家门时，我站在墙边看他们。窄头没看我，他看着我家墙边的那棵柳树，从根上一直看到树梢，不知啥意思。

        几年后我在砍那棵柳树时突然想起窄头，我学着他的样子从树根一直看到树梢。父亲和大哥在旁边伐别的树。我说这棵我砍。我仰着头，目光在树梢顶上停留了好一阵。

        我再仰起头时上面什么也没有了。天空空的。砍倒的柳树横在马路上，树梢几乎打到路对面韩三家的墙上。

        王占原打算等这几棵榆树长大些，能当椽子了，再盖两间新房子，这么多年他积攒下的椽子和檩条，加起来已有几十根，全藏在屋旁的羊圈里，用草掩盖着，他早就想动土盖房了。可是村里那些有钱人家都没盖房子，他也只能凑合着。

        “等他们都搬走了，我就盖一大院房子。”

        王占跟冯三一样，注定要在黄沙梁久住下去。他在外面没有亲戚。别人都想着有朝一日搬走。他们把钱存在百公里外的沙湾县城，农闲季节跑出去，四处托朋友，找亲戚，希望能把家搬到县城或郊区。

        每年冬天，都有一些外出回来的人，宣称他们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就在城边上，几步路就走到了城里。说他们的亲戚或朋友已经帮他们联系好了。那地方要他们，给落户口。等明年庄稼收掉他们就搬过去。

        第二年冬天，他们带回来的消息更让人羡慕：他们的朋友或亲戚又帮他们联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就在县城里。房子都说好了，门前面是光溜溜的大马路。他们不种地了，明年秋收一完，就进城开饭馆子去。

        有几户人家果真搬走了，我们家、张建国家、李守业家、冯志军家先后都搬进了沙湾县城。

        更多的人家还在一年年地许着愿。

        王占从没想过要搬出黄沙梁，他想不出离开黄沙梁还能到哪去。他若有个出息儿子，外面跑一跑，认识几个人，或许有一天能把家搬走。可是他的几个儿子跟他一样不活泛，一年四季死守在村子里。

        王占对这几棵榆树的指望甚至超过了对他的儿子。儿子命定了还跟他一样，只会一辈子在地里刨食吃，树最终会长成啥材料他无法预料。一棵树长到能当椽子用时还直条条的，从根到梢，没一处弯曲。你觉得砍了可惜，让它再长几年，长成檩子，当梁作柱。可是它最终长歪了，或树心长空了，成了一截废木。

        王占家的房后面就扔着一根粗大的歪木头，不知谁砍倒的，在地上躺了多年。其间有一个人拿斧子过去，想劈了烧火，砍了几斧头，只留下几道浅浅的斧印。另一个人扛锯子走过去，他做桌子缺一根腿，量了半天，三弯吊一直，在木头上划条线，开始下锯。锯了半尺深，碰到一个树节上。木头节，硬过铁。这是躲不过去的一个节。他叹了口气，收锯回去了。

        之后还有许多人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走近那根木头又都失望地离开。王占从没打过那根木头的主意，尽管它就躺在他家房后面的空地上。看到它的第一眼他便断定那是根没用的木头。

        许多人来来回回打量过多少次，还不死心，觉得这么大一根木头，总会有点用，端详来端详去，还是没用。

        王占是在一个下午，抱着那根木头死掉的。最先看见的人还以为他在抱着木头干事情呢。木头上有几个窟窿，王占正好趴在一个树窟窿上，两腿叉着，一个木叉顶撞在额头上。血汨汨往外流。

        埋掉王占的那天中午，他的三个儿了抡着三把斧头对着那根木头一顿乱砍，只劈下几小块来。最后浇了一桶柴油，点着烧了。木头烧了三四天，才烧干净。人们都说王占是让木头绊死的，他的儿子只能找木头报仇。其实我想，他刚好走到木头跟前，人没气了。木头成了一个借口。

        这片土地上的许多东西都在找一个借口，等一个借口，一个让所有一切全部结束的大借口。

        我在它们中间默默无声地等待过。十年，二十年。我站起来走了。那些房子和树还在等。那些人还在没明没暗地等。那只打完鸣嗓子叫哑的鸡还在等。挂在屋檐下的那只柳条筐还在等。

        没人可咬的那条狗在等。一截干草绳在等。

        我在别处等。又是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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