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房子卖给冯三也许卖对了。他并没有糟践它。尽管门前的菜地已经荒芜，可以看出很多年没种过东西。芦苇和灰蒿子杂长在院子。我们走时一点没拆的完整院墙如今只剩下西边靠马路的一截孤墙。房子东边的牛圈不见了，菜窖塌陷成一个凹坑……这些都是自自然然发生的，跟冯三没一点关系。就像一个人老了跟周围的其他人没多大关系一样。岁月让它变成这样的。

        这个下午，我站在破败的院子里，茫然地看着我们家的残断墙垣。冯三躬着腰站在旁边，他很内疚地说了句：我一手没动，都是自己倒掉的。

        他好像对自己没能守好这个宅院，让它破败成现在这个样子很不好意思。

        “牛圈是让雨冲倒的。圈墙本来就薄，加上顶上没有垛草，压不住墙角，雨一泡墙根就软了。”

        “哪一年倒掉的？”我问。

        “四五年前吧，在一个夜里。雨倒下得不大，就是不停地下，下了一夜。早晨我起来看见牛圈倒掉了，倒了三面墙。幸亏我没养牛，要不也压死了。”

        “另一面墙到去年秋天才倒。谁也没碰它，连风都没刮，站得好好的突然‘扑腾’一声就倒了，平平地躺在了地上，像是人推倒的似的。其实谁也没碰它。”

        “菜窖是韩三家的牛踏塌的。还把一根牛腿别断了。”

        冯三紧跟在我后面，像个看守宅院的老房客，终于等来了主人。他不时给我指这说那。有点怯生生的样子。他似乎完全忘了这个宅院是他掏钱买的。

        不知冯三一个人年复一年住在我们家旧房子里是什么滋味。所有东西都是我们用旧的。桌子、炕、门窗、木梁，包括地上的土。可以看出冯三是多么爱惜地将这些旧东西用到了更旧，他没有粉刷它们。一件东西在人手中磨弄多年后，磨出一种颜色来——旧木桌边缘上的那种颜色，老木椅扶手上的那种颜色。原先的漆色已磨净，露出里面的木头来。那木头在油漆下隐匿多年，也不似以前的木头，但你熟悉、喜欢、认识。一块经世多年的木头和经世多年的一个人，终于互解互认。经年的相依中一些木质已进入掌纹和身体，人的气息和心境也渐渐磨进木头。到了那时候，你才能够从心里说一句：这些东西是我的了。

        我听说有一户人家买了别人的旧宅子，已经住了二十年，爷爷辈死了，孙子辈在这个宅院里出生。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宅院是他们的。他们太熟悉它了，早就认定这个家了。

        可是二十年后的一天，原先主人的孙子拿着一张发黄的纸片来到宅院，进了里屋，对着纸片打量半天，然后说，他爷爷在西边这个墙角下埋了些东西，他要挖走它。这个墙角立着一个扫把，还堆着些早晨扫起来没簸走的垃圾。垃圾旁放着水桶。他们找来一把锨，递给那个人，然后呆呆地看着他在墙角往下挖，挖到一米多深，挖出来一坛金子。

        那个人抱着一坛金子离开后，这户人家突然觉得不安起来，开始怀疑房子的角角落落，他们在另外三个房角上各挖了一个坑，啥也没挖到。又在房子中间正对天窗的地上挖了一个坑，依旧只挖出一堆黄土。他们开始怀疑墙壁，怀疑院子里的那棵老榆树。每当墙上脱落一块泥皮，他们都会把脸凑上去，从土块缝仔细往墙里窥视，还会很冲动地挖掉一块墙体，看看墙里到底藏了啥东西。那棵老榆树干也被凿了三个大洞。他们听说早先有人把贵重东西藏在树干里，树会慢慢将藏东西的洞长住，在洞口处结成一个树疙瘩。结果两个是早年砍掉的树杈，树体将它们包住了，包得很深，像是树长到脸盆粗时被砍掉的，现在树长到水缸粗了。

        另一个树疙瘩里面啥也没有。树无缘无故地长了个疙瘩，让人纳闷，所以这个洞凿得很深，都快到树心了。啥也没有。

        这户人就这样心神不定地又翻腾了七八年，宅院里到处是他们挖的坑、打的洞，后来房子终于被翻腾得住不成。他们原打算拆掉旧房子，在宅院里重起一幢新房子。可是他们还是不放心这块地，不知道地下还埋着什么东西。最后他们弃了这个宅院到别处安家去了。

        很早前我们家屋里也挖过一个坑，是父亲挖的，在外屋门口处，一米多深。白天坑上担着两块木板，到了晚上木板取掉。父亲用这种方式防备盗贼。晚上盗贼开门进来，会一脚踩空，跌进坑里，即便摔不死也会惊动屋里人。

        可惜从来没有一个盗贼晚上进过我们家门。倒是父亲有一天黄昏背着半麻袋苞谷进屋，一脚踩断木板，直直地掉了进去，半麻袋苞谷压在身上，动弹不得。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把父亲从坑里拉出来。父亲的腰扭伤了，腿也受了点伤，在炕上躺了半个月才缓过来。

        我们终于知道了这个坑的厉害，进门时总要先看看地下。直到现在我仍无法改掉这个习惯，不管进谁家的门，楼房还是平房，迈脚时总要看看门口处有没有坑。

        后来我们稍大些时，父亲把这个坑填掉了。他已经不伯贼进屋了。他的五个儿子，大的十八九、二十岁，小的八九岁，齐排排躺在炕上，对付起盗贼来，总比那个坑管用和厉害。

        若把房子卖给陈吉民，他肯定不会像冯三这样，任这院房子一年年地破落下去，那是一大家闲不住的人。他们会今天在院子里修个猪圈，明天盖一间小房子，后天又给墙上抹一层泥，甚至把院门堵掉重开个门。如果那样，这个院子就彻底给毁掉了。我宁愿时间把它夷为平地，也不想看到别人在它身上动手脚，最后将它改变得面目全非。房子有自己的命，我希望它能和我一样最终在时间里安静地死去。

        我们搬走前陈吉民来过好几次。但我还是把他的相貌忘记了。那段日子父亲和母亲常提起陈吉民这个人，说他想买我们家的房子。所以我记住了这个名字。好像记忆中也有这样一个人，个子矮矮的，比父亲低一个头。一天下午我回来，见父亲领着一个人在看我们的房子，前前后后里里外外看了好长时间。连仓房都打开进去看了。

        仓房是从来不让外人进去的，里面装着我们家所有的粮食，还有农具、皮货之类。这些东西都是不能让外人看见的，尤其仓里的粮食，那是一个家庭最大的秘密，多多少少，都不能让外人知道。仓房没有天窗和窗户，只在接近屋顶的高墙上，开着两个通风小洞口。房子里黑得啥都看不见。我们小的时候，谁也不敢进去。门用很大的铁锁锁着，钥匙在母亲那里，有时她打开门，进去摸索半天，端出一盆苞米或麦子。仓房里装着我们家一年的粮食，有时是好几年的粮食，粮堆顶到了房顶。个别的年成仓里所剩无几，我们节省着吃，半饱半饥地熬到了又一年的麦子长熟。

        无论多少，粮食都黑黑地锁在仓房里，就像我们一家人黑黑地躺在那些长夜里。我们的睡眠像粮食一样没有人知道。没人知道我们梦见了什么，也没人知道我们没梦见什么。当这一家人秘密地睡着，谁敢说他们只是简单地活着。他们像伐倒的树一样横躺了一炕的长短身体，仅仅是为睡好了再起来干活吗。这场秘密深远的睡眠中，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突然从土炕上坐起来，穿好衣服，梦幻般地飘走了。在外面，他看到月光将村庄和田野照亮得同白天一样。

        父亲和陈吉民经过一下午的讨价还价，终于在天黑后说定了。我们家五间大房子、两间小耳房，加上牛圈总共卖七百八十块钱。父亲想争到八百块钱，费了很多口舌，没争上去。

        晚上一家人在油灯下吃饭时，父亲说那个陈吉民太心细，把我们家房顶的椽子挨个数了一遍。

        “数了多少根？”我问。我们天天躺在屋顶下面也没数过有几根椽子。

        “他数了八十七根。”父亲说。

        “不过仓房里的没数上，房子太黑看不清，我说了二十根，陈吉民不信，出来数了屋檐下的椽子头，只有十五个椽头。其实两个是假的，盖房时压上去的。幸亏仓房里看不清，都是些烂椽子，要是看清楚了说不定他不出这个价呢。”

        我记得最清是父亲和陈吉民站在外屋讨价还价的情景。

        “光屋顶这根檩条就能卖一百多块钱，”父亲说，“村里谁不知道我这根梁，早先有人出过一百五十块钱我都没卖。要是拆下来，二百块都让人抢掉了。”

        那是我们家房顶上最粗最直的一根木头，盖房时父亲将它刮得光光溜溜，特意担在里屋的顶上，让人一进门就能看见。

        这根木头也确实为我们家长了不少面子。我听到不少人坐在我们家炕上聊天时，不止一次地赞赏过这根木头。他们围坐成一圈，边抽烟边说些人和性口的事，说到没话处，便有人扬起头，对着木梁赞叹几句。无非是赞叹过多少遍的那些话：

        “这根梁真直。”

        “做啥都是根好材料呢。”

        “就是”“就是”，其他人也赶紧帮几句嘴。话题自然就引到了木头上。父亲满脸放光，腰也挺直了。他扬起脸把那根让他引以为豪的木梁从大头看到小头，把他怎样弄到这根木头的经过再添油加醋地叙说一遍。人们边抽烟边听着。因为父亲每次说的都不太一样，每次都会加一些新内容，所以每次都能让人听下去。只有母亲不耐烦，她坐在炕的另一头纳鞋底，听到父亲吹牛便会奚落几句。

        我们兄弟几个在地下或院子里玩耍，有时也会坐在大人们身后，悄无声息地听一下午。有时听到月高星稀。

        母亲不喜欢那些男人们，说他们都是来混烟抽的。他们从来不带烟，烟瘾犯了就来找父亲说书聊天。父亲话越多他们越高兴听，反正没事情，熬时间，时间越长越能多抽几根。

        “你吹牛呢，”陈吉民不相信父亲的话，“别看这个梁又粗又直，说不定里面早空了。胡杨树长到这么粗一般里面都长空了。要拆下来，没准只能当劈柴。”

        “你尽满嘴胡说，我还没听见谁说这根大梁不好呢。你说它空掉了，我让你听听，是不是空掉了。”

        父亲生气了，他从外面拿来一截木头，对准大梁，狠劲地捣上去。只听到空洞而沉闷的一声巨响，我们全惊呆了。这幢房子从来没发出过这种响声。房梁上的尘土、草屑簌簌地落了一炕一地。

        陈吉民家最终没有福气住进我们家的宅院。这或许是缘分。这院房子注定由光棍冯三孤守着，年复一年地破败下去。

        第二天一早陈吉民来送定钱时，见我和父亲正在砍房边上的一棵柳树，他不愿意了。“已经说好把房子卖给我了。这树就全是我的了，你要再砍我可不愿意。我昨天已经数过了，大大小小一百八十七棵，交房子时少一棵我都不愿意。”

        父亲愣了半天才回过神。

        “啥，你说啥？我卖房子又没卖树。房前屋后的树我都要砍掉带走。”

        “我买房子就是看上了这些树，要没这些树，五百块钱我都不要呢。”

        两人说着说着吵骂起来。吵到后来父亲一生气不给陈吉民买了，再贵也不卖给他了。陈吉民也不买了，再便宜也不买了。

        两个人成了仇人。

        两个月后，我们全家搬出黄沙梁。光棍冯三住进了这个空荡荡的大院子。全部房子作价五百五十块钱卖给了冯三。能成点材的树，都被我们砍倒拉走了。房子前面和左右林带仅剩下几棵半大的小榆树。那是留给冯三的。我们砍树时冯三一直站在旁边看。我们砍了一整天。我们每年都在房子周围栽树，栽了十几年。我们走进这个家园时，只有房前屋后长着两排树，现在前后左右都已绿树成荫。

        砍到剩下不多几棵时，冯三走过来说话了。他说：“这几棵留给我乘凉吧。别全砍光了。你们以后来黄沙梁，也有个乘凉的地方。”

        二十多年后的一个炎热秋天，我果真站在了当时留下的一棵弯柳树下面。那棵树好像还是我们离开时的大小和样子，这么多年它似乎一点没长，稀疏的枝条上稀落地缀着些叶子，没多少树荫，却已经足够我乘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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